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件雍正“官窯”釉裡紅三魚紋碗開啟我們對釉裡紅的認識。

雍正“官窯”釉裡紅三魚紋碗

這件為維正仿前朝官窯的名貴品種。碗敞口，深弧腹，圈足，足底雙圈“大清雅正年制”六字兩行青花楷書款。碗外壁飾填紅釉三魚紋，釉裡紅發色穩定完美，如寶石般晶瑩明亮，采國畫寫意之筆法塗抹魚紋，揮灑自如，魚兒如悠然遊弋于水中，躍躍欲動，深得水墨之風骨，極具藝術魅力，又似一抹濃重朱砂墜入水中，色彩極為奪目。其碗胎釉皆為雍正禦窯中的上品，胎質輕薄細膩，釉面勻淨肥潤，如上等羊脂白玉一般，與紅釉結合得天衣無縫，二者融會貫通，昭示着家制瓷工藝的最佳風範。

通觀古今，魚文化無處不在，且影響深遠。禅宗典故，多以魚為題，佛器木魚，可聚僧尼，禮佛頌經，參悟禅意。道家尚魚，所謂鲲鵬之志，意在追求自由，萬法歸真，逍遙無憂。儒家着論，魚意登科，躍龍門，仕途錦繡，是一種積極入世的心态。

瓷碗上的三魚紋及相關之三果紋，冰清秀雅，簡素無華，曆代不曾多見，屬宮廷禦制上乘之作。銅紅器，制作不易，古已有之，最早見于唐代長沙窯。窯火熄時，赤窯初開，見鮮紅豔美，似朝霞，仿佛天際一抹燒雲者，方為上品。此類藝風，清唯雅正，舉之品瓷論春秋，藝海觀濤時，夢溯前緣。

而釉裡紅器，元代已始燒，所飾紅色，有讓人驚豔者，如1980年高安縣江西第二機床廠出土的元代窖藏中的釉裡紅開光花鳥紋罐，發色極佳。但這一時期更多見者則是呈紅斑狀。如與前者同時發現的元代釉裡紅彩斑貼塑蟠螭龍紋高足杯，即是如此。洪武繼之，朱元璋為其稱帝以後得名，璋為祭南方之禮器，而南方主火，色尚赤，因此其對紅色鐘愛有佳，釉裡紅瓷器，在洪武一朝大量燒造，惜此時剛經曆改朝換代，匠人四散而去，因此這時期燒造的釉裡紅，色終不穩，有燒造溫度過高，緻使色暈散乃至揮發者，更多見的是色澤灰暗，未發色者。以緻真正色濃而佳者，為數寥寥。

至永樂一朝，景德鎮禦作興盛，方見正色佳品。這一朝，釉裡紅、銅紅釉器，燒制嚴格，篩選苛刻。正因如此，禦出之品，日趨成熟，漸達官器标準。此時禦窯，屬創燒階段，各類新品輩出，精者留，不适宜者，即刻停廢。經反複試燒，銅紅釉所用之料較釉裡紅料，效果更佳。時之匠者，遂以釉代彩，或于兩層透明釉間，着筆抹紅，繪出紋飾，因此，此類瓷器又有“填紅釉”之稱謂。繼而試作新器數類，但有次品，就地棄之。既有前朝基奠，宣德瓷匠，漸通銅紅火性，需少紋寡，方得窯開色正。遂見時之杯、盤、高足等器，或飾三魚，或繪三果，餘部皆素白無紋。宣朝銅紅，鮮豔靈活。此後成化至正德時期偶有燒造，但更多則以釉上礬紅代之，嘉靖以後幹脆停燒。

入清後，康雍乾三朝多有仿制，康熙帝入主中原後，先是穩固江山，同時大力發展生産力，同時在瓷器燒造上以朝廷大員，作為督窯官，促進陶瓷生産，恢複并創新如郎窯紅、豇豆紅等一批高溫銅紅釉，為雍正慕古之風，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證。而雅正，則可謂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首先其所選皆為曆朝曆代之名品，格調極高；此外自雍正六年，唐英入景德鎮禦窯廠協理窯務後，利用九個月的時間，拒絕了所有官場上的應酬，深入到坯房窯廠，和陶工一起生活，一起勞作，一起參加繪畫等，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種工藝，由一個外行轉變成内行，終獲帝信任，同時技術也愈發成熟。據唐英在雍正十三年撰寫的《陶成紀事碑》記載，這一時期，燒造的“仿宣窯霁紅，有鮮紅、寶石紅兩種”，而在碑文後面有提到，雍正禦窯品種有“一仿宣窯寶燒，有三魚、三果、三芝、五蝠四種”，通過與傳世品的比對，如南京博物院中就有雍正時期燒造“三魚”“三果”“五蝠”三種裡紅，後文中“宣窯寶燒”，即指前文中“寶石紅”品種。

如細觀此碗，會發現此碗白釉部分頗為平整，而三魚部分釉面有微微隆起，且釉面頗為緊實，如橘皮之感，此為雍正時期官窯瓷器獨有之特征。亦可看作是“填紅釉”名稱由來之本。雅正一朝對前朝名品的摹仿已臻化境，對比同樣技藝高超的乾隆瓷器，更多了一份格調高雅的審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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