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思辨參透人性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人既非尋常之物，亦非尋常之生物，人是複雜性之最的物性形式，也是自為性主動性動變性之最的生物形式，而且，人性作為一種思辨對象沒有直接可對應的具象物象的直觀形式。人性不是具象現象，而是内在而抽象的存在屬性，無可直觀，無可量化與實證。具象者為物，既是空間性又是時間性存在的實在，有光色，有邊界，有空間，有數量，可以直觀與量化，因而，物的存在對象以及對象與對象的存在關系，是可對應的也是可确定的，是可以證實的也可以證僞的。人性則否，人性沒有直接可對應的形式，人性存在于人的形式中，但人的形式不等于人性，隻是人性的表觀表現。人形是物，觀人形者不是人學而是物學，即是經驗的實證的自然科學，如關乎人體生理、病理之醫學等等。但人學不是這樣，人學不是識人體觀人形，而是識人性觀人性，而人性作為一種抽象存在的特殊觀照對象，從直接性而言，實際上為無可直視無可直觀，即沒有直接可對應的具象對象、隻具有決定這些具象對象的虛存在，但卻是具有真實内容内涵，或者說具有真實屬性特性的實在概念觀念。也可以說，人性存在于人體人形中，但作為一種虛在的對象實在的概念，僅僅存在于思辨和觀照者的抽象思維中。因此，自古以來人們對人性的認識存在着先天的局限，一是人性是人而非人形的特征使得玄學和物學都難于完全适境，二是人是識者又是被識者，人性是工具又是工具對象，在認識上存在着主客難分的困境，三是人性存在于人體人形中，但卻難于确定其存在的載體，四是不能直觀人性僅可直觀人性之表現表征。

因此，古來的思想家一直在尋找破譯人性之道，但卻一直難于獲得大的突破。雖然古人很早即在尋找何為人本人性的載體，也很早發現人心主人事，人心為人意人志的載體，但人心究竟為何，卻一直未有定說。甚至在漫長的遠古和近古時代，先賢們一直難于确定人心是什麼，人心是人的生理之心嗎？顯然不是。因為古人無論從宰殺畜禽還是戰争殺戮行為中，都見過生理之心，都知道生理之心不過是與血路相聯的生理器官而已。很顯然，這樣的生理之心難主人意人志，隻是主人體之生理生存而已。這樣直視直觀而對生理之心的理解為醫學，亦為物學，即中醫所謂的心主脈，西醫所謂的人體生理學。但中國古人所謂“心之官則思”，其觀照之心已非生理之心，即心髒之心，而是有了近現代心理學之心的内容。這樣的心理之心已非實在的具象，而是決定實在的人體人形具象現象即其功能和屬性存在形式的抽象。這樣的“心”，既非生理之心亦非生理之腦，而是近現代以來心理學之“心”概念的源頭和萌芽。西方學家總樂于将德國人馮特作為心理學之父，當然，是馮特首創近代心理學并對人的心理現象進行研究，為近代心理學第一人，但并不能因此認為，他的學術是無源之水，不能認為古代沒有心理的概念，沒有對人的心理予以觀照和思辨。如中國最偉大的兵學家孫子，其所謂“攻心為上，攻城次之”，為中國古代軍事學家，對敵我雙方心理戰的重視和心理學術的理論發現與實踐。孔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其心同樣為心理之“心”，而非生理之心；中國古人之治國馭邦，極為重視人心的分量，如“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天下失”，亦屬此類。凡此種種，都使我們看到，對人類心理和對人性的重視和關注古已有之，隻是較為原始簡易，其思辨思想大都分散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尚未形成規模形成專業化的學術體系罷了。

叔本華是哲學家，但他更關心人性和人的意志，他甚至為此苦苦尋找，人的各部分生理髒器、生理組織和人性特别是意志的關系。他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性器官是生命的中心，他說，“性器官比身體上任何外露的器官更是隻服從意志而全不服從認識的……性器官可說是意志的真正的焦點”。叔本華認為腦是認識的代表，而認識是與意志相對立的另一極。

古人關注人性亦關注人心，是因為他們發現人心中有人性，人心中有人的行為和生存個性的全部奧秘，或者說，是人心決定人的意欲意志，決定人的行為方向行為力度等生存個性生存形式形相。他們發現人心的重要性，正如其發現人性的重要性一樣。然而，發現人性的重要并非可輕易地發現人性的奧秘，人性之善說、惡說、善惡混合說，正說明破解人性之難，達成共識之難；同樣發現人心存在的重要性，發現人心與人性有相當大的強關聯性，也并非意味着人們在發掘人心存在奧秘中可以成功。這是因為，在古代人類學術尚處于原始之混成期，亦處于較為初級的原始狀态，各門學術相互交雜分化分離尚不充分，其理論工具少而簡易，除玄學以外的其他各類次級學術，尚處于與其母體和其他子體相分離的萌芽期，人類文化的成長和積澱尚處于初級階段。這樣，盡管古代的思想家已隐約發現可将人心作為發掘人性存在的載體，但他們難以完成這樣的使命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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