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被譽為“書聖”，其《蘭亭序》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向來被當做他的代表作，很多人對王羲之的印象也是行書家。

　　但是，對王羲之頗有研究的書法家寇克讓說，王羲之固然真行草諸體兼善，但非要論以先後的話，他首先是一個草書家，其次是楷書，最後才是行書。

我們不妨看看寇克讓的幾條證據：

第一，王羲之成名于草書。“王羲之章草答庾亮”一事發生在王羲之31歲的時候，這一個時間點，寇克讓在《書法沒有秘密》中有精确的考證。

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作為書法上的競争對手，庾翼最初是瞧不起王羲之的，曾把王羲之的書法稱為“野鹜”，即野鴨子，也就是說王羲之的字是“野路子”。直至他看到王羲之寫給哥哥庾亮的信時，庾翼才深表拜服。

他給王羲之寫信道：“吾昔有伯英（張芝）章草十紙，過江颠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庾翼顯然是把王羲之的章草和張芝相提并論了。一個年輕人居然可以比肩曆史上的草聖，何況還是出于競争對手之口！

　　第二，王羲之晚年的書法達到個人的巅峰，而這個階段主要的字體也是草書。永和（345-356年）年間是王羲之人生最後的十年，被後世尊為草書圭臬的《十七帖》，著名的《桓公破羌帖》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藝術水平登峰造極。梁武帝内府著名押署人唐懷充評價《桓公破羌帖》“筆法入神”。

　　據寇克讓考證，《桓公破羌帖》寫于公元354年（東晉永和十年），當時桓溫收複舊京洛陽，舉國歡慶，王羲之雖然已經辭官歸隐，但仍關心國家大事。他說：“《桓公破羌帖》時間明确，涉及重大曆史事件，是一件标準器。”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

　　王羲之《十七帖》

　　第三，王獻之曾對王羲之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緻，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王獻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他在此建議羲之由古草改向行草，應該是羲之晚年的事，看來王羲之一生主要精力在草書。

　　第四，唐初官修《晉書》在《王羲之傳》說：“尤善隸書。”隸書，就是楷書。這一段顯然是行文拼湊的一種寫法。而《王獻之傳》寫得更清晰，說：“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據文獻，這個說法是得到過頗具發言權的王僧虔的印證的。何況，《采古來能書人名》也說羲之“特善草隸”。

　　第五，寇克讓做過一個統計，王羲之傳世的作品裡，六成以上是草書，三成多是楷書和行書。

　　寇克讓說，《桓公破羌帖》是永和十年的作品，與永和九年的《蘭亭序》時間最為接近。據文獻記載，王羲之有一個習慣，就是往往寫真草參半的作品，所以字體界限不是絕對不可以逾越。《桓公破羌帖》與《蘭亭序》雖然字體有别，似乎仍然可以比較，那麼《蘭亭序》炫技、做作的小動作一望而知，它缺乏王羲之其它可靠作品的普遍具備的渾樸之美。

　　既然《蘭亭序》隻是普品，為什麼成了代表作？

　　寇克讓認為，關鍵推手是唐太宗。唐太宗也善書，古代書家中最推崇王羲之。但草書的門檻太高，一般人僅辨認就需數年，至于寫出新意，難上加難，而楷書一般看來有點“小兒科”。李世民當時最看重的是行書，所以出現了著名的二序——《蘭亭序》《聖教序》，這兩個“政府工程”都是行書，蕭翼賺《蘭亭》和陪葬昭陵的故事更是将《蘭亭序》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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