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這個概念的曆史并不久遠，1983年，中森明夫在漫畫月刊《漫畫Brikko》的《禦宅之研究》專欄中首次使用它。但“宅”的曆史卻很長，且“宅男史”好像專屬于東亞，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中日兩國。

有人會說人安提斯泰尼等一派犬儒主義者不也很宅嗎？他們還生活在桶中，不僅一點不事生産，而且自絕于社會，想不宅都不行了呢。但請注意，他們不是宅，隻是極端反對私有概念，奉行苦修而已，與此相反的，就是伊壁鸠魯等人的極端重視肉體享樂。

為何不論是宅男還是“宅”這一概念，都誕生在東亞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隻能追溯到源頭去，探尋出獨特的文化基因了。

說到曆史上最早的宅男，不妨推到先秦去，莊子就是典型代表。莊子不應楚威王之聘，生平隻做過宋國地方的漆園吏，甯願曳尾塗中，也不願“以境内累矣”，他将這種為外物所累的狀态比喻為“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熟悉道家思想和著作的讀者們一定知道，有無之辨、道器之辨是重要的文化題目，老子說：“三十輻共一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莊子則說：“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為了有器之用而委屈自己，乃至犧牲了自己的道，在莊子這樣的大宅男看來是極端愚蠢的。和莊子想法類似的人有不少，有些行為上也和莊子一樣，不仕不農不商，隻過自己的逍遙日子，楚狂人是一例，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楊朱也是一例。

而有些人明明建功立業、封狼居胥，卻也羨慕這種宅在家裡的生活，比如蘇秦。《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載蘇秦跟鬼谷子學習的最初幾年，非常困頓，他的兄弟嫂妹妻妾都笑話他，說按照周人的習俗，治産業，力工商，或者務農，都是可以的，如今非要靠口舌謀生，窮成這樣不是應該的嗎。沒想到過了不久，蘇秦見用于燕，合縱六國，連周顯王也怕他。

又幾年，蘇秦帶着不菲身家回鄉，蘇秦兄弟妯娌看見他莫不俯首不敢直視，蘇秦笑了：“你們前倨後恭是為什麼？”蘇秦的嫂子匍匐在地，不好意思地說：“因為三弟你位高金多啊。”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蘇秦這句話說得有趣，假使他在洛陽有良田二頃，哪裡還要佩六國的相印，與其被人懼怕，不如和光同塵，與父母兄弟同樂。或者說能養活自己，何必去冒那個險、求那份富貴呢，自己在家研究研究縱橫術，排兵布陣下下棋，修訂一下《蘇子》31篇，出個典藏版，不是很好嗎？

而完整實踐了這套價值觀的，是一位日本懶漢。室町幕府時代有一個物臭太郎（物くさ太郎），幾乎成了懶漢的代名詞，成就了一類曆久彌新的小說題材，從室町時代的禦伽草紙到江戶時代的通俗小說，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贊》裡把他的“豐功偉績”寫得很清楚：“此人雖名曰物臭太郎，但其住宅之格局卻優于别人。四面修建圍牆，三方立有門戶，東南西北皆挖水池，修築小島而植松柏鋪錦緞以作天花闆，屋梁、橫梁及椽子之插頭皆灌以白銀黃金，璎珞珠簾低垂，甚至廄舍等處亦極其重視，認為既要營造居室則理應如此。然而意猶未足，又複豎竹四支以為柱，僅蓋菰草而居于其中焉……然則如此簡陋，手足皲裂，蚤虱滿身，污垢及肘，不一而足。無本而無以為商賈，不事生産而無以為衣食。一連四、五日而不起，唯閑卧而居焉。”

此人這以松柏鋪錦緞為頂、璎珞寶珠為簾，隻求眼中清淨光明，卻不在乎身居陋室、蒙塵染垢的态度，和莊子不是有幾分相像嗎，和“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的劉伶不也有幾分相像嗎？

這怎麼能不讓人想起扪虱清談的一類人物。“青山扪虱坐,黃鳥挾書眠”，趙仲讓清高狂放，在大将軍梁冀手下做事中郎，冬天坐在庭院中，對着太陽解開衣裘捉虱子玩，這副半裸的不雅模樣恰好被将軍夫人看到了，将軍夫人襄城君雲：“不潔清，當亟推問。”将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

趙仲讓這樣的儀态，還被贊為絕高士，和王猛、嵇康、王安石、蘇轼、秦觀等人并列在一起，說明高人大士個人衛生堪憂？當然不是。說明這種重視精神自足而鄙薄其餘，甚至刻意追求百無一用的思想傾向，雖開端于道家，但已經潛移默化間成了中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隻要自己精神上開心，完全懶得理會别人的做法，不正是宅的重要表現嗎。

更何況東亞的宅男們還要受一次禅理的洗禮。宋朝惠洪著有《冷齋夜話》十卷，其中提到一個褒禅山石崖僧，此僧光着腳，随身僅有一軸證明身份的度牒，惠洪就問他：“你怎麼連缽都不預備”，對曰：“吃飯時寺裡有碗”，又問：“怎麼也沒收藏幾卷經書呢”，對曰：“我收藏它幹嘛，寺中經藏要多少有多少”，“怎麼也沒有鬥笠”，“下雨了我就停住不走”，“鞋履業不用嗎”，“原來有，現在嫌棄它就給扔了，光着腳走得比别人快”，“那你留下手中這軸紙是作何用”，“這是我的度牒，拿來做枕頭的，不然也早扔了”。

這種懶散而懸置的狀态，正好成就了一系列獨特的東方審美，也成就了宅的心理優勢和文化動因。因為精神和生活方式的自足而宅，在東方式的審美裡有特殊的地位。

說完道和釋，再來說說儒。儒生自古多宅男，往早了說，西漢董仲舒，讀書時“三年目不窺園”，就窩在書房裡，吃喝拉撒一概在内解決，都沒心去花園散散步換換腦子。連着宅三年，畢竟是有收獲的，一出門就可算是當代大儒，《漢書》說他“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這一類的宅男實在太多，讀書讀到跪穿榻榻米的管甯，因為莼菜羹鲈脍辭官歸鄉的張季鷹，不為五鬥米折腰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每天苦吟溜達一會兒就要回家整理詩句的李賀，梅妻鶴子的林逋，足不出戶的歸有光……有時他們還組成團體，一起宅，比如竹林七賢。

不僅如此，在方寸之間見事态萬千本來就是東方博物學和東方哲學的一種審美堅持，儒釋道三家在這一點上意見是一緻的。

沈括《夢溪筆談》裡寫到的杜五郎就是典型代表。杜五郎三十年年沒有出過家門。黎陽尉孫轸拜訪他，希望能證實此事。杜五郎不高興，指着門前的一棵桑樹說：“十五年前，亦曾到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至于為何不出門，杜五郎的回答挺幹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出門幹什麼？孫轸詢問杜五郎平時在家裡都做些什麼，杜五郎回說二十多年前曾經看過一本書，後來連書都不看了，每天端坐罷了。一個男人在家宅久了，也會宅出一些氣象來。對杜五郎，《夢溪筆談》不乏溢美之詞，說他“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

宅到深處自成仙，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有這樣的審美趣味，有這樣的價值觀評判标準，東亞自古多宅男，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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