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哲學是人生哲學，他以人的完整生命為起點來思考人應當度過一個怎樣的生活旅程。

莊子體道，重在心靈的開拓。在莊子哲學中“心”字很重要，逍遙遊所遊的不是肉體而是心，“乘物以遊心，不得已以養中”“遊心乎德之和”，這裡的心就是所遊的心靈主體。莊子講坐忘，就是使心同于大通，講心齋，就是要使心虛靈不昧，因此，莊子寫心，常用靈台、天府、真宰等詞都是把這個真心看作最高境界。在他看來，理想人格的實現過程，就是努力拒斥這樣那樣的框限，無止境地追求心靈闊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克服一切心内心外的障礙，擺脫一切束縛，涵養一種包融通脫曠達貫徹的心胸，“遊心于大道”。具體說來，莊子認為必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有待”與“無待”是莊子哲學特别是其自由觀中的一對重要範疇所謂“有待”就是指人受周圍環境與條件的制約，指人與周圍事物處于矛盾的依賴關系之中;“無待”就是指人擺脫了周圍環境與條件的束縛，取消了與周圍事物的矛盾依賴關系。

莊子認為，有待不自由，無待才有自由。《逍遙遊》篇以理想人格如何從“有待”達到“無待”進入“磅礴萬物以為一”的逍遙自由境界為題旨。且看大鵬的出場:

北冥有魚，其名為鲲。鲲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怒而飛，其冀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徒于南冥也，水擊三千裡，搏扶搖而上者九萬裡。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牙向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己矣。

這給人以海闊天空的審美感受。莊子以如椽大筆，用詩化的語言，通過景物觀照對宇宙自然本體和人生進行了深切的體認在這裡，莊子體驗到了道的無窮博大與深邃邈遠，自我主體處于現實之中而不受其束縛，實現了對現實的超越，獲得了精神自由。大鵬是莊子體道後心情飄逸開闊的象征，也是他實現逍遙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形象比喻;随後出場的蜩、學鸠、斥鷃則喻指世俗之人，即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因為他們“有待”，為物所累，是非得失榮辱生死系于胸懷而不能解脫，根本達不到自由自在的境地。宋榮子寵辱不驚，超乎俗類，然猶有未樹;列子禦風而行，冷然善也，卻終有所待。隻有“至人”、“神人”、“聖人”、“真人”，因為他們能做到“無功”、“無名”、“無己”，不為物累，不為自我所執持，所以才能“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才能“處物而不外物”，物我相得，逍遙自由。可見，超越“有待”是進入自由的關鍵，“有待”是心靈自由活動的障礙，必須進臻于“無待”，人才能得道自由，成就理想人格。

在莊子看來，因為“有己”就會使人意識到自己與外界的對立差異，産生物我之分，是非之知，形成了種種苦悶、紛争。所以，必須“無己”，必須“吾喪我”，達到無我的境界，才能不受外物好惡限制，完全與自然為一。可見，“無己”實際上就是自我與道的結合。如何“無己”，莊子提出了“以明”、“心齋”、“坐忘”、“虛靜”等具體的修養方法。

所謂“以明”就是不執己，不用成見，從齊物自身功用上去認識事物的思維方法，即不走分别對待的道路，而用虛靜明淨的心靈去觀察事物的本然，“聖人不由而照之以夭”，這樣，就能齊是非，等生死，一成毀，破除對、待觀念。破是非，“欲是其所是，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破生死，“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破成毀，“凡物無成與毀，複通為一”。這種“明”、“覺”、“通”是指用最高的智慧來破除差别。

所謂“心齋”就是:“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于氣衛耳止于聽，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耳目隻能聞見外物的音貌，心意緣慮隻能符合幻滅無常的現象，耳目心知不能真正領悟道的本體，隻有使心保持空明虛靜狀态，去掉思慮和欲望，才能悟得妙道，即靠直覺才能認識大道。懂得“心齋”的道理，就能達到“坐忘”的境界了。所謂“坐忘”就是:“堕肢體，默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也就是革除生理欲望，丢掉已往知識(先入之見)，忘掉物我的差異，把自己完全化入天地萬物之中。這樣就可以與天合一，與道合一，達到物我兩忘，同于大通的境界了。

“坐忘”與“心齋”都是一種内省的功夫.主要是對貪欲和智巧作一洗淨。“心齋”着重培養一個空明靈覺之心，“坐忘”則使人忘掉物我及一切差别，以達到心理上的混沌狀态。此二者，都是心靈在虛靜狀态下開展出來的境界。

所謂“虛靜”，是要使心靈清明如鏡，不受外界和自我情欲的幹擾，而使精神專注集中，心靈靜定凝斂，實際上就是對精神本身而言的一種意志活動。“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将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認為，隻有歸心于虛空，凝神于靜寂，無思無慮而超然物外，才能“虛室生白”，包融一切，個體生命活動就能與宇宙自然本體冥合交流，達到“獨與天地往來”、“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在莊子看來，通過這一系列的修養方法，就能消解“有己”，達到“無己”了。無疑，這裡的“無己”，和“無待”一樣，純屬逃避外部物象、社會而達到的超越之境。

莊子面對“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這樣動蕩不安、生命淪落的社會生存環境，感到人生的艱難，命運的賽滞。為免遭生命的不幸，他倡導“大而無用”的處世哲學。棟社樹因為不中規矩，不中繩墨，對社會無實際功用價值，是“不材之木”，才免遭斤斧得以存生，成就了無用之大用。故而人應當無為自然，與世無争，才能免遭生命危險，以保身盡年。在莊子看來，人的個體自然生命的價值具有崇高的地位，生命的價值高于一切，不僅高于社會的道德規範，也高于整個國家的利益.這與儒家倡導的“舍生取義”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莊子倡行的保身全生不隻有養形的一面，還有養神的一面。理想的人生應是“形全精複”。莊子有感于當時人的生命主體的沉淪，精神自主性的喪失，作為對時人隻重養形不養神傾向的糾偏，他更注重于開拓人的精神境界，要求人們超越形體的範限，緻力于心靈的涵詠培養，一方面要無情無欲無知，超然于物我之外，泯滅是非好惡之别;另一方面，要常因自然，“任其性命之情”，以自然無為保養形體的精神，保持人的天真純樸的本性。

四、安時處順的生死觀。

莊子認為宇宙萬物是在流變不息之中的，“萬化而未始有極”，因而我們必須洞察萬物的變化—“觀化”，也必須了解自己的變化—“自化”。化并不是一種消失，而是氣之聚散，天地萬物相互之間的融化。他認為，人的生死也是一種氣化，“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由生到死是一種氣的變化過程，死在本質上并不是消亡，它隻不過轉化為另一種東西罷了。生死是一種自然現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應當順應自然，與時俱化，“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在莊子看來，人面對生死，首先要從認識上超越生死對立，明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即齊同生死的道理;進而要從實踐上超越生死，做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再進一步還要“彼以生為附贅縣撫，以死為決疣潰癰”，把死看作人的“歸本歸真”，看作是人的徹底解放。這樣，就可以生時不樂，死時不憂，倏然而來，倏然而去，對生死問題能有一種徹底的達觀态度。而一旦人超越了生死大限，就從一切束縛中解脫了出來，由此獲得了解放與自由，“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以死生為一條”是體道的最高境界，死生雖大，人的氣度、境界、精神卻可以不與之變。莊子對生死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莊子妻死，鼓盆而歌。莊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說:“吾以天地為棺撐，以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矶，萬物為責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恐烏鸢之食夫子”.莊子則回答:“在上為烏鸢食，在下為蝼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這裡生動體現了莊子對生死大限進行超越的一種坦然、曠達的态度。

莊子人生哲學對後世産生了深廣而久遠的影響。莊子開顯出能與儒家孔孟“仁”的精神境界相對立又相統一的“道”的逍遙遊的人生理想境界，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特别是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莊子看破社會功名利祿、抨擊“人為物役”的異化現象，突出人的個體存在，倡行對獨立自主的人生和超然物外的精神自由的追求，等等，都表現出了他作為一個大思想家的高度。但與此同時，他對理想人格的界設、追求僅僅停留于人的主觀精神領域，隻求自我内心精神的逍遙自由，而對身外世界毫無作為，脫離社會，脫離實踐，這樣，他所界設的理想人格實質上隻能是一種虛構。他對之的追求也實質上不過是一種避世主義的自我精神安慰。這無疑是以“超越”為宗旨的莊子哲學所無法超越的時代局限。因此，對莊子人生哲學思想中的積極成果和思維教訓，我們都應認真地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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