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是廬江舒縣人,東漢末年名将,洛陽令周異之子,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
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後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
而令人納悶的是,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經徹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适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産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出現了質的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已私利而置國家安危于不顧。當曹軍揮師南下之際,他傲慢地拒絕了孫權的任命,隻是“每日伴小喬作樂”。至于決意破曹,卻是孫權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緞”和孫明以“曹相取江吳,擄喬公二女,豈不辱元帥清名”之言相激,這才不得已為名利而“挂印延會”。
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施苦肉計,定美人計,用帳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時候卻是才智平庸,屢戰屢敗:戰曹璋狼狽而逃,取荊州潰不成軍,攻西川卻被張飛斷了後路,似乎人皆可敗。這種矛盾,起伏不定的軍事才能奇怪而勉強地揉合在周瑜身上。
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
史傳文學中那個雅量高緻、出衆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賢忌能的平庸之輩。 按照吳金華的說法是,話本是市民娛樂的産物,它從來都不受正統觀的左右,市井間“尊劉貶曹”的觀念早已有之。在蘇轼的小品《東坡志林》中,就曾對民間三國有過這樣的描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而與此同時,以曹魏為正統卻是官方正統觀的明确意向。
可見,民間的好惡在那時候不以統治者的正統觀念為轉移。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着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尊劉”,擁“帝蜀”,而對于站在對立面的周瑜,自然不會有好感。 宋元時期,是個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和門閥制度淡出的年代。市民的隊伍不斷壯大,同時,他們在經濟上的力量也出現了質的飛躍。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講史,尤其是“說三分”之所以能為廣大市民所喜愛,鞏怕不僅在于它的娛樂性,更在于它是“為市井細民寫心”,從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國曆史,從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願望。 因為在曆史上,劉備從來都是執政愛民的代表。 于是,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擁劉而貶曹孫便逐漸在民間形成了大的潮流。
不幸的是,周瑜卻正是東吳集團中與劉備最為對立的人物之一。 這種受市民意識影響的創作傾向延續到元代的雜劇中便越發地明顯了。</p><p> 元代三國戲有40種,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鬥智》、《黃鶴樓》、《龐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喬》和《周瑜谒魯肅》。後兩種完全是淪落于市井中的書會文人“借他人灑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們讓周瑜落魄為窮困書生,借他之口抒發出“窮書生半世幹忙”的若悶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極泰來,飛黃騰達,寄托出仕和得遇明主的願望。在這兩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養倒是與史書頗為接近,“文武兼濟”,“每回臨陣,無不幹功”,待人“用禮施謙讓”,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與三國矛盾毫無瓜葛。 而在那些實質性展示三國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觸及孫劉,那麼創作傾向則與《三分事略》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在戲裡寫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個低層次的陪襯人物。 在二人的明争暗鬥中,孔明總是比周瑜棋高一着,無論是暗設陷阱的鴻門宴,還是堆着笑臉的美人計,都被孔明一一識破,所謂“周瑜枉用千條計,輸與南陽一卧龍”。在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發顯得智術短淺,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這樣,一個與雅文化系統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鮮明對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際,在強烈的市民意識的關照下誕生了,并随着戲曲的廣為傳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戶曉。
周瑜頸 —— 不受激氣
周瑜騙孔明 —— 賠了夫人又折兵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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