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到勃朗特姐妹的人生故事，理解小說中人物複雜的心靈變化和她們背後所處的時代交替之後，就會明白，“在她們熾烈的文字背後，其實是相當粗粝的人生。可以說，她們的小說與詩歌，是踩在生活的荊棘上，流着血，蘸着淚寫成的”。她們在作品中展示了探索兩性平等的超前思想，但囿于時代，又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平等有着很多不同。

周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女性寫作面臨多重困境

新京報：勃朗特姊妹都英年早逝，關于這一點，研究者有着怎樣的解釋？

周穎：安妮29歲辭世，艾米莉30歲，夏洛蒂活得最長，也不過39歲。她們生活在苦寒單調的山區霍沃斯小鎮，那時鎮上人均壽命是25歲，和倫敦一些最差的街區相仿。為什麼會這樣呢？有一種說法是當地水源很不幹淨，當時還沒有修建密閉的排水系統，敞露的糞池極易造成污染露天的水管，水源對公共衛生和健康造成威脅。三姐妹所住的牧師公館雖自帶水井，因水井離教堂墓地很近，腐爛的屍骨也容易對水源造成污染。生計艱難也是導緻健康不佳的原因。據說安妮出生後，全家陷入危機，父親寫信向皇家慈善機構求援。

新京報：除了面對批評和責難，女作家是否還面臨其他困境？

周穎：女作家面臨的困境其實是多重的，比如她們選擇以寫作為職業，就包含多重的阻力。了解一點夏洛蒂在職場中的經曆，可以體會這背後的辛酸與無奈。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夏洛蒂曾将作品寄給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請求對方點撥，卻得到不可沉溺于白日夢的勸誡。騷塞告誡她，“文學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女子的終生事業。她越是恪盡本分，就越沒有時間從事文學創作，哪怕隻是把它當作才藝或者消遣也抽不出工夫。”

研究者援引這段話，通常是為了佐證女性寫作有多麼艱難。但其實更值得留意的是夏洛蒂對待這個建議的态度。她将這封回信小心保存，并在信封上注明“騷塞忠告，永志不忘”。與此同時，她也不因為騷塞的勸誡就輕言放棄自己的追求，依然利用辛勤工作的間隙努力練習、筆耕不辍。

新京報：三姐妹的小說與19世紀英國的工業發展和社會進程有什麼聯系嗎？

周穎：當然有聯系。她們出生和成長的年代，正是英國工業革命發轫與發展的時期。霍沃斯緊挨着工業區，東鄰布拉德福德和利茲，南毗哈利法克斯。這個哈利法克斯，就是激發威廉·布萊克寫下“黑暗魔鬼工廠”

（“dark satanic mills”）

的那個地方。正如《勃朗特一家》的作者朱麗葉·巴克指出，勃朗特時代的霍沃斯并非蓋斯凱爾夫人筆下“與世隔絕，偏遠無聞”的荒野山村，而是相對繁華的工業市鎮，人口穩步上升，商業日趨興旺。在父親擔任教區副牧師期間

（1820-1861）

，三姐妹正好見證了霍沃斯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發生的大變化。

資本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潮流，對勃朗特姊妹的寫作産生過十分重要的影響：正是工業社會中女性謀生的需要，催生了她們作品中鮮明的自我覺醒和獨立意識；也正是工業社會出現的各種現象，比如女性閱讀習慣的形成，流通圖書館的設立和普及，日益商業化的出版市場，孕育了女作家成群湧現的社會土壤，使得三姐妹有機會成為作家。這是一個競争與機會并存、壓抑與希望同在的時期，三姐妹既處于商業文明與傳統社會的沖突之中，也經曆了現實的謀生需求與想象的文學創作之間的糾結和掙紮。工業革命帶來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态，不僅催生出矛盾、焦慮、分裂的現代個體，也孕育出富于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的新型女性形象。

《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作者：（美）S.M.吉爾伯特、蘇珊·古芭，譯者：楊莉馨，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如何在今天理解她們筆下的題材

新京報：相較于兩位姐姐，安妮·勃朗特的作品有些被讀者遺忘。能否簡單評價一下她的小說創作。

周穎：安妮也有鐵杆粉絲，英國作家喬治·摩爾就很欣賞安妮。他盛贊其語言，将其處女作《艾格妮絲·格雷》稱為完美散文體小說的典範，認為安妮的風格有類于奧斯汀，文字樸實，運筆冷靜，特殊的偏愛甚而使他假設安妮“再多活十年，或可達到與簡·奧斯汀比肩，乃至更高的地位。”安妮的另一部小說《女房客》打破了浪漫愛情小說的規定套路，突入習俗和常規的禁區，直面女性在婚姻中遭遇的困境，揭示夫妻雙方在教育、财産、法律地位上的嚴重不平等，并大膽設想可能的出路。也因為涉足禁區，小說發表後連遭非議，連大姐夏洛蒂也說“題材的選擇是一個錯誤”。

夏洛蒂似乎從未設想，自己眼裡一貫溫柔、謙和、退隐的三妹，在思考婚姻、教育、就業等社會問題上，實有勇敢、激進和超前的探索。《女房客》的藝術成就不及《簡·愛》、《維萊特》和《呼嘯山莊》，這毫無疑問。套中套的故事并不讨巧，書簡與日記一分為二，嫁接得比較生硬，使小說有結構粗糙之嫌。但它語言優美，且比第一部作品内容更豐富豐滿，表現手法也顯得更成熟更有張力。1996年，BBC電台将小說改編成三集電視劇，收獲不少好評，這或可說明安妮并沒有被遺忘。

BBC劇集《女房客》劇照。

新京報：如何理解夏洛蒂·勃朗特筆下的“自我”？《簡·愛》中追求的平等，與現代女權追求的平等，有什麼區别和聯系嗎？

周穎：簡宣告她與羅切斯特靈魂平等的那句話，對于等級依然森嚴的英國社會，無異于一聲域外驚雷。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家稱它“不僅在道德上不合時宜，在政治上也是一場反叛”。毫無疑問，無論作者有意還是無意，這個宣告确實兼有政治和倫理的反叛性，但倘若借此推斷簡具有現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意識，或者她與羅切斯特處于真正平等的關系，則恐怕是言過其實的臆測了。

簡宣揚的平等，暫且不論能否跨越财産、身份和社會地位的鴻溝，至少有一個障礙尚未逾越——性别的不平等。19世紀初的英國，仍然是一個典型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女性尚未得到與男子平等的教育權、工作權、财産權和公民權。羅切斯特雖然别具慧眼，欣賞簡的優秀品質，稱之為與自己“相配”和“相似”的人，甚至認為她是“另一個較好的自我”，但是令他着迷的，仍然是簡的“順從”。

簡對羅切斯特的态度也很複雜。羅切斯特那番關于“順從”的綿綿情話不僅沒有打動簡，反而讓她想起赫克裡斯、參孫和美女的故事，想起他們之間征服與被征服的厄運，進而聯想到男子追求愛情甘為奴隸，婚後便要求重做主人的可能。在等待成婚期間，簡也感受了關系的不平等，羅切斯特送禮物如蘇丹王賞賜金銀财寶給奴隸，令她頗覺煩惱和屈辱。

所以，愛情在簡的眼裡，與其說是基于相親相愛的互助互敬，不如說常常表現為控制與反控制的一場較量或交鋒。所以，簡與羅切斯特之間是否存在真正平等的高尚自由的伴侶關系，至少在兩人關系的前期，我覺得可以存疑

（至少前期尚不夠，所以被放棄……最後的情形另當别論）

。但簡是不會輕易受人支配的，這一點不用懷疑。她對羅切斯特愛得熱烈癡心，卻拒絕做他的情人，不單是擔心人言可畏或後果不堪料想，更主要的，像她對自己說的那樣，“越孤單，越無親無友，越無人依靠，越是要尊重自己”。簡渴望被愛被尊重被欣賞，倘若這一切都得不到，最後還有自重自愛，這是她立身的根本。

《簡愛》劇照（1983年）

新京報：《簡·愛》被譯介到中國後，更多地被年輕讀者視為一本經典愛情小說，你如何看待這種解讀呢？

周穎：《簡·愛》這部小說在讀者心中喚起了巨大共鳴和反響，中國的讀者尤其是年輕人很容易把它當成純粹的浪漫愛情故事來閱讀。勃朗特姐妹當然是書寫戀情的高手，但也必須指出，她們對愛情其實有更謹慎的思考。凱瑟琳與希思克利夫的愛情可謂轟轟烈烈、驚天動地，而一旦得不到，它的殘酷面便暴露出來。如果除了所愛的那一個，其餘一切都不重要，那麼當激情的愛火熄滅，刻骨的仇恨便如烈焰騰燃，不僅燒灼自己的心靈，也幾乎毀滅下一代的幸福。而在《簡·愛》裡，激情

（passion）

和浪漫

（romantic）

等詞彙也往往含有貶義。夏洛蒂在危險的不顧一切的激情與毫無感情的結合之間，替同時代女子探尋着情感的中道。每當“理性”和“激情”沖突時，簡的意志最終是聽從理性的指導，拒絕聽任激情支配。但她對愛情的渴望并沒有使她放棄對羅切斯特的審視和探究，這是她拒絕步羅氏舊情人的後塵，冒着巨大風險，堅定獨自再“出發”的主因。

耐人尋味的是，簡對幸福的追求連帶出了“閣樓上的瘋女人”的悲劇故事。她們命運的交織，在後世女性寫作和文學批評中引發了經久不衰的思想回聲。此外，小說刻意安排的瘋女人情節，是作為英國士紳不擇手段追求殖民地财富的惡果出現的，然而另一方面簡最後獲得經濟獨立也有賴于來自殖民地的财産。

（注：部分問題回複經由教授黃梅修訂）

采寫：宮子

編輯：徐學勤 榕小崧 風小楊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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