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4日，居住在黑龍江鶴崗市綏濱農場的鄒雪生，為了湊齊自己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他在一個建築工地幹着扛水泥的小工。

頂着炎熱的天氣，58歲的他抱着水泥裝到小車上送給攪拌機，汗水攪拌着滿臉的泥灰，他回憶起自己小時候調皮搗蛋的模樣。

隻是如今他不是無憂無慮的小孩，而是拼命讨生活的老人。一百斤一袋的水泥，從早到晚他要搬13個小時，一天要裝十多噸，天天如此。

正當忙碌着的時候，褲兜裡的手機響了，是一個北京來的陌生号碼。鄒雪生唯一的女兒在深圳打工，又有誰會從北京打電話找這麼個身無分文的老頭呢？

“隊長你好嗎？”鄒雪生聽到電話裡的聲音，眼淚不受控制地流了下來，他等這個聲音，已經足足等了日思夜想的40年。

“相識北國寒，别時百花開。何時同笑語，需待春夢間。勸君多保重，前途更無限。一日青雲上，忘我在人間。”

1978年的春天，鄒雪生把這首親筆詩寫在筆記本上，交給了綏濱農場，也就是當時的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9團27連的戰友葉明，歡送他去參軍。

鄒雪生是1966年來到黑龍江下鄉的北京知青，先在鐵力市獨立2團10連插隊，不久又轉到9團27連當班長。葉明也是北京人，小他4歲，晚下鄉兩年，也是鄒雪生管理照顧的10多名知青之一。

在27連駐地，葉明邂逅了一位雪膚長辮，笑容溫柔甜美的女孩，萬分巧合的是，女孩也是北京知青，于是在戰友們的主動撮合下，兩人相戀了。

1978年，“知青返城”大政策開始落實，滾滾知青回鄉潮随之湧動，葉明的女友率先得到批準遷回了北京。

可事情到了葉明這裡卻很不順利。葉明的父母費盡周折，以 “務農支邊的知青因家庭困難而退回原地”辦理的回城申請沒有得到批準，葉明的返城日期隻能一拖再拖，遲遲無法實現。

女方父母在北京等得不耐煩，便不再同意女兒的感情，逼迫她向葉明提出了分手，葉明的母親聞訊，急得病倒在床上。

心急如焚的葉明找到鄒雪生，傾訴着自己悔恨和内疚，哭了整整一夜。

鄒雪生陪在葉明身邊，守着他度過了一生最傷心的夜晚。第二天天亮，他領着葉明去找當地一個熟人小王，又在小王指點下，親自掏腰包給葉明買上煙酒，去找當地的一位股長說情。

結果這次托人也無果而終，在回連隊的路上，葉明一路垂頭喪氣無計可施。

在葉明眼看陷入絕望的最緊要關頭，鄒雪生仔細思考，突然想起，也許可以走先辦理農村戶口，然後再找機會轉回北京市的“曲線返鄉”這條路。

葉明立即寫信通知父母，不久之後果然傳來了積極的回訊。

因此雖說葉明是參軍，其實這是回鄉之前的一道程序。等服役完畢退伍，葉明的戶口就能順理成章地從黑龍江遷回北京，從此再也不會回到這個偏遠的農場來了。

葉明緊緊抱住鄒雪生，哭着說：“你什麼時候回北京，一定要來看我！”如果沒有鄒雪生的妙計，恐怕他的愛情将會無可挽回地走向破裂的悲劇。

可鄒雪生心知肚明，北京他是恐怕永遠也回不去了。

送走葉明回到連隊，空蕩蕩的宿舍裡隻剩下鄒雪生一個人。曾經這裡有來自天南地北的幾百号人，如今連個說話吵架的對象也沒有。

鄒雪生的母親早逝，還有一個父親和弟弟去了江西祖籍，北京城裡已經沒了親人。他給葉明想出來的妙計，自己卻無法使用。

知青戰友們為了抓緊機會回城，顧不上無人接應的鄒雪生，他成了離群的孤雁，不知道會去向何方。

1979年，鄒雪生和當地一位叫廣群的姑娘結了婚，妻子比他小了整整10歲。新婚之夜，她直白地告訴鄒雪生，她看上的不是别的，正是希望鄒雪生将來會帶着她遷回北京去，“如果不先下手，最後一個北京知青就會被人搶走。”

可惜結婚沒過幾年，廣群就摸清了鄒雪生的底細：公公和小叔子還遠在江西，鄒雪生怕是這輩子也回不到北京去了。

妻子直接抛下鄒雪生和嗷嗷待哺的女兒出走了。性格内向懦弱的鄒雪生隻能自我安慰“做我的老婆是沒有好日子過的，有的是吃苦和受累，就好像鮮花插在牛糞上。”沒有嘗試去追回妻子。

在撫養女兒成長的日子裡，鄒雪生回想得最多的，就是和知青戰友們一起度過那段艱苦卻快樂的時光。

一次零下35度的夜晚，鄒雪生幹完重活頂着大風回到家，發現棉鞋和腳已經凍在了一起，面臨凍傷截肢的危險。

葉明和戰友常解星為隊長脫鞋，用雪搓腳回暖，再放入自己懷裡捂熱，戰友張仁康，張振東負責暖手，孫傑倒熱水，這才把鄒雪生的手腳救了下來。

葉明說過，他将來當了大官，當了司令，是肯定不會忘記自己的。翻開筆記本，葉明參軍前留給鄒雪生的和詩曆曆在目：“今别淚似雨，相識整七年。何時來相會，彼此兄弟般。誰知你我情，留在人世間。望君莫悲傷，永世記心間。”

可是後來10年，20年過去，女兒都長大成人去了深圳工作，葉明遲遲杳無音信，曾經的承諾又在哪裡呢？

接到電話，隻聽到一句“隊長你好嗎？”，鄒雪生立即辨認出這再熟悉不過的聲音：“你是葉明？”

當時葉明正和孫傑等知青戰友們在一起聚會，一個一個戰友們輪流過來和鄒雪生通話，無論是北京、上海、杭州，這些當年知青們全都回到了自己的故鄉。“遍插茱萸少一人”，鄒雪生已經是留守在北大荒的最後一個知青了。

葉明果然當了官，常常和領導人在一起，其他的戰友也成了作家，領導這樣令人尊敬的身份，生活無憂無慮。

9月14日，葉明又打來了電話：“我已經到團部，在十字路口等你。”

鄒雪生對這個地名再熟悉不過了。在前幾年日子最艱難的時間裡，他在寒冬臘月冒着零下35度的低溫，天天在這裡找活幹，“就像一頭等着被牽走喂草料的牲口。”

趕到地點，葉明和孫傑一眼就認出了老隊長，喊着他的名字拉住他的手，緊緊抱在一起。

随着兩人和戰友們重新見面，這40年來葉明和鄒雪生的人生境遇讓人唏噓不已。

原來葉明從未放棄過尋找鄒雪生的念頭，可是直到退休幾年也未能如願。當年北京的女友最終也沒能成功複合，如今葉明的妻子是當年27連小賣部的張誼族。

張誼族告訴鄒雪生：“葉明經常提到你，就剩這一個沒有回到北京，擔心得找了好多年。”

鄒雪生完全能理解，這40年來的辛酸，除了他自己外人根本無法體會。

妻子出走後，鄒雪生一個知青在北大荒沒有體力路子承包土地種糧，也不會使用器械，隻能自學修理電器勉強維持溫飽。随着年齡增長，視力快速下降，女兒工作，鄒雪生漸漸地隻能奔波在當地人家裡打零工賺錢。

風霜徹底改變了鄒雪生的容貌，甚至他到當年27連的連長打零工，對方也沒認出自己來。當地已經沒人知道他這個“北京知青”的身份，在人們眼裡，他不過是一個來曆不明的流浪漢，沒有人瞧得起他。

鄒雪生把葉明和戰友們帶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葉明當場哭了出來：“隊長這就是你的家？你就這樣活着？”

屋子狹小破爛，充斥着刺鼻的黴味，連個落腳坐下的地方都沒有，床上隻有一灘肮髒的爛棉花。

鄒雪生輕輕說了聲對不起，就像個犯錯的孩子，他心裡隻有狼狽和内疚，絲毫沒有責怪葉明沒有早點履行諾言的意思。他也想好好請葉明吃頓飯，喝口水，可是做不到。

葉明哭着掏出500元塞到隊長手裡，又發動同來的知青朋友們給鄒雪生把屋子收拾得幹幹淨淨，置辦了全新床單被褥衣物，再沒有多說什麼。

鄒雪生知道，這些知青朋友們沒有一點看不起自己的意思，還是像當年兄弟姐妹一樣看待自己，久違的親情又回來了，可是等到分别，也許就意味着永遠的别離。

臨上車前，葉明給鄒雪生隻留下一句話：“我回北京再說，我還會再來的。”

2009年6月，鄒雪生再次接到了葉明的電話：“隊長你回北京的手續都辦好了，是調動工作回北京，而且女兒的戶口一起遷入北京，你可以在北京辦退休了，過幾天我去接你。”

鄒雪生驚喜得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雖然葉明上次回去後，雙方在電話和書信裡都提起過這件事，鄒雪生其實并未認真抱有希望。

其中原因，是鄒雪生的父親在1979年也曾想遷回北京，但當時沒有找到他原來的戶口。随着此事不了了之，時過40年，當年的知青返鄉通道早已關閉，鄒雪生在北京至今沒有親屬，歲數又大沒有單位願意接收。

孫傑也曾專門在派出所跑了一天尋找鄒雪生的戶口，依舊沒有結果，反倒讓鄒雪生感到良心過意不去，讓戰友們别再操這個心。

葉明聞訊，第一次氣得給鄒雪生打電話數落他：張誼族每天寫申請，填表格，天天忙到晚上一點多，白天跑各種部門遞材料；葉明也在居委會，街道辦，派出所等各個部門之間，甚至不惜放下軍人氣節學着點頭陪笑，全部親戚朋友、知青戰友，能發動的關系全發動了。

一次次失敗，一次次努力，隻為能接鄒雪生回北京。在知青戰友的齊心幫助下，戶口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6月24日，北京準遷證成功獲批，葉明親自開車從北京去往黑龍江，把這份珍貴的文件送到鄒雪生手裡。

在為鄒雪生接風洗塵的宴會上，知青們塞給他許多大紅包，裡面裝着一千元錢，好兄弟好姐妹們并不大富大貴，這些都是他們從自己的工資中節省出來，份量格外沉重。

2009年7月23日，葉明夫婦和鄒雪生父女來到北京派出所，在葉明堅持下，鄒雪生以“親屬”的名義成功落戶到葉明家，張誼族替他付了20元身份證的照相錢。

當天下午，鄒雪生帶着女兒來到天安門廣場，把這一天作為自己新的生日。

葉明不僅把鄒雪生父女安置在自己家中，還為他找到了一份物業保安的工作，解決了回京初期的生活問題。

自回到北京之後到今天2022年，72歲的鄒雪生已經退休，在故鄉安甯幸福地生活了13年，适應了他下鄉前和今天兩個北京的變化。

每一屆的奧運會都是他必看的電視項目。因為他始終記得奧運會之前，那一通扭轉他人生的電話。

當時葉明張誼族夫婦在電話裡為他一一介紹的那些雄偉壯麗的地标建築——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他在女兒陪伴下，終于親眼目睹了。

好消息也從江西傳來，雖然鄒雪生父親後來沒有回北京，但是他老紅軍的身份得到了恢複，親生弟弟也和哥哥重新建立了聯系，隻是兩人分别時一個15歲，一個7歲，再見已是花甲遇上了古稀。

當然，這些都比不上葉明這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摯友。當初他第一次了解到葉明有幫助自己回城的想法，幾乎是脫口而出：“葉明，你比我親生父母還……”

因為極度激動哽咽，後面的話他當時沒有說出來，今天他把這些話教給了自己的女兒，要她牢牢記住：“葉明是我一輩子的好朋友，我們永遠不能忘恩負義。”

其實女兒也不會忘記，葉明叔叔同樣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她在深圳工廠流水線上打工，為了幾千元累死累活，老闆公然輕蔑地叫自己“打工妹”，終年不得見到父親。

如今她在北京有一份穩定工作，和父親同享天倫之樂，這份恩情她一輩子也無法報答。

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是無可奈何的人之常情。現在社會，多年不見的人打電話過來，多半是有事借錢找關系。

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鄒雪生卻是窮在深山，無權無勢，幫他對葉明夫婦沒有任何利益，不管不顧也沒有任何損失，更不用說後來遇到種種困難，稍有功利之心就根本不可能做到。

受限于時代的浪潮，“上山下鄉”成了許多知青一生之中不堪的回憶。無論做一個知青帶給鄒雪生多少痛苦，能夠得到一位乃至一群葉明這樣的朋友，擁有一段最純粹最真摯，近乎神聖的友情，也足以彌補全部苦難，讓所有人羨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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