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27歲的急救醫生王曉惠在急診室門外等待急救擔架。剛剛，她将一名昏迷的病人送至醫院急診室後，由于急診室病人過多，沒有空床位，救護車擔架床在急診室被占用。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在醫院門前排隊等擔架的救護車。由于擔架床在急診室内被病人占用，救護車無法正常運轉，他們需要等待一張擔架床的到來，才能接下一個急救病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系統裡顯示不少“挂起”。每一個“挂起”背後，都意味着有一名病人尚未等到救護車派出。屏幕顯示的條目中包括兩名逝者，他們需要救護車前去開死亡證明，但無車可派。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中國青年報客戶端訊（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4月28日中午，3輛120救護車堵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樓前，停運最久的一輛已擱置了1個多小時。正常情況下，這段時間裡，他們至少還可以将兩名急救病人送往醫院，但現在卻一動不動。

“我們的床被醫院‘壓’了。”120救護車随車醫生王曉惠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沒有擔架床，她所在的這輛救護車無法接病人。

王曉惠剛将一名昏迷的病人送過來。這名病人住在虹口區同心路338弄，位于封控區，有糖尿病史，上午下樓做核酸時，突然暈倒。病人家屬撥打120急救電話後，救護車從接到派單到将病人送至醫院，花了23分鐘。

然而病人到達醫院後，這輛救護車自此“閑置”下來。司機、醫生、擔架員都在，唯獨沒有擔架床。“現在我們就已經暫停（接單）了。”救護車司機陶炜說。

他們有兩種辦法解決，要麼等醫院把擔架床騰出來還給他們，要麼等急救中心的流動送床車送床來。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系，它（送床車）的床也不夠用，因為基本上收不上去，隻能在急診等着。”陶炜告訴記者。

閑下來後，有的司機呆坐在駕駛室裡，有的司機趴在窗戶口，有的玩起了手機。陶炜其實不希望自己閑下來，閑下來就意味着有病人在等待。他們遇到過最壞的情況：救護車抵達現場時，病人已經去世。

眼見已至中午，一時半會兒又等不到床，他們回急救站吃午飯。飯後，他們開着空車返回市一醫院急診門前時，“大概已經‘壓’了5輛車。”王曉惠說，她隻好繼續排隊等待。

在上海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系統裡，此時已有49單“急救待派”，意味着這49名病人正在等待120救護車的到來。但系統顯示，閑置着、“暫停調用”的救護車有51輛，其中就包括王曉惠所在的這輛。

“我輪子滾去了，現在滾不出來了。”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通信部部長李警雷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50輛車就相當于30%（運力擱置）。我（中心城區）一共140輛。”

“有一天我們最高達到70%的車輛擱置。”李警雷告訴記者，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急救中心一邊緊急購置一批擔架床補充到一線，一邊協調各醫院歸還擔架床。李警雷表示，市衛健委近期曾下發過文件，敦促各醫院盡快将“壓”在醫院的床還給急救中心，“但對我來說，看到的效果就感覺推不動。”

在李警雷看來，“壓床”造成的運力下降，是他們目前最大的困難。

在那些“暫停調用”的救護車中，有一部分是因為“消殺”“吃飯”或随車人員在更換防護服，但這些因素導緻的擱置時間是有限的，而“壓床”造成的車輛擱置時間是未知的。

陶炜被“壓床”最久的一次是7個小時，等床騰出來時，他已經到了下班時間。他有同事曾在第一單将病人送往醫院後，就出現“壓床”現象，之後一整個班的時間隻剩下等待。

李警雷告訴記者，疫情之前，醫院也存在“壓床”的現象，但不會像現在這麼久，因此救護車的周轉率會更高。

醫院也有難言之隐。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東院區門急診辦公室主任張斌淵說，以往，上海病人數量、醫療機構數量和120救護車數量，基本處于緊平衡的狀态。但當越來越多的醫院改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以後，非定點醫院急診科的壓力陡然升高。

“我們原先一天救護車量是30至40輛，多的時候，會有50多輛。”張斌淵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現在基本上每天八九十輛，厲害的時候要超過100輛。”

仁濟東院急診科副主任劉黎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病人）進來的多，出去的少。”他們急診科也在想方設法提供病床，病床、擔架，甚至輪椅，都已用上，急診室已人滿為患，暫時轉不出的病人也積壓在急診室，于是新的病人無床可用，除非120把救護車上的床留在這裡。

“壓床”，會造成120“壓車”，進而會造成急救系統“壓單”，最終的後果則是上海病人的積壓。

不少病人向記者反映，當他們呼叫120救護車時，時常被告知需要排隊等待，有人排到200多号，還有人排到500多号。李警雷也知道，有許多病人在等待着，他從調度系統裡那些“急救待派”單的數據看得出來。他很着急，也理解那些打來電話便罵的人，但他們也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調度救護車。

4月28日這天，王曉惠直到下午4時20分才開始重新接單，“接了一車危重預報”。由于病人沒有24小時内的核酸檢測報告，醫院也暫時沒有緩沖病房騰出來，病人隻好在救護車上持續吸氧，王曉惠一直在救護車内陪同監護，直到晚上7點。這一天，這輛救護車因為擔架床被占用，停運了約7個小時。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救護車工作人員用軟擔架将一名病人擡下樓。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送病人前往醫院急診室的途中，急救醫生王曉惠盯着心電監護儀。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急救車司機陶炜正在接單，他即将開車前往同心路接一名封控區的昏迷病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急救人員抵達同心路的某封控小區，将昏迷的病人擡上擔架。這名病人有糖尿病史，在下樓做核酸檢測時暈倒。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排隊等待進入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室的病人和病人家屬。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救護車将病人送至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室前等待入院。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急救醫生王曉惠正在對120救護車擔架床進行消殺。她剛剛送一名病人至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室。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急救人員正在對急救車後門把手進行擦拭消毒。他們每送完一個病人，都會對車身進行消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一名病人乘坐私家車抵達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樓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27歲的急救醫生王曉惠在急診室門外等待急救擔架。救護車玻璃上印着“生命守護者”字樣。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上海醫療急救中心嶽陽醫院急救站站長劉國華（右）與救護車司機陶炜吃完午飯後坐在臨時辦公室休息。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中心大廳。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處于閉環管理中。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中心大廳，接線員們在處理急救信息。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調度中心大廳的大屏幕顯示，截至當日15時07分，有16978人次來電，但出車數量隻有2040車次，急救12分鐘到達率隻有44.6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系統顯示，當日14時49分，系統中“急救待派”任務49個，“回家待派”78個。由于120救護車運力受到限制，許多急救任務無法派出，病人要一直等待救護車的到來。而疫情期間，由于交通工具不足，病人從醫院回家也需要乘120救護車，更加劇了救護車運力的緊張。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系統顯示，51輛救護車處于“暫停調用”狀态，但與此同時，有49個急救任務待派，卻無車可用。“暫停調用”原因包括救護車擔架床被醫院占用、車輛消殺等原因。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中心大廳，一名調度員在接聽120急救電話。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員正在聯絡調度核酸檢測“陽性”病人的轉運。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中心大廳。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一名調度員的手機屏幕上顯示着：“永遠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發生”。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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