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美國大選，2017女性大遊行（Women‘s March），再到今年以反性侵為主題的性别平等運動，一種憤怒的情緒持續地從參與社會運動的大量女性中慢慢浮現，不斷積累。最近出版的兩本新書擁抱了這團主張性别平等的熊熊怒火，并轉化成為一種女性主義叙事和主張。

《怒火造就了她》（Rage Becomes Her）， 索拉雅·切梅利（Soraya Chemaly）著，Atria Books 2018年9月版

《怒火造就了她：女性憤怒的力量》（Rage Becomes Her: The Power of Women's Anger）的作者索拉雅·切梅利（Soraya Chemaly）是一位作家兼社會活動家，關注多個領域的性别議題。

在《怒火造就了她》這本書中，切梅利從心理學和文化的角度，結合個人經曆、媒體報道和學術成果，解釋了憤怒為什麼觸犯了父權社會以性别作為區分的社會準則。

《善行與瘋舉：女性的憤怒的革命力量》（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麗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著，Simon & Schuster 2018年10月版

《善行與瘋舉：女性的憤怒的革命力量》（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的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是一位資深記者，長期觀察分析女性在經濟和社會中的表現。

和切梅利一樣，特雷斯特也把聚焦點鎖定在了最近幾十年的美國社會。用特雷斯特的話來說，《善行與瘋舉》着筆于“女性憤怒與美國政治的聯系”，讨論“美國女性的不滿與義憤如何燃起了社會變革與進步的運動”。

這兩本書都在探讨一個問題：為什麼男性可以直接地表達憤怒，而女性卻不行？

女性為什麼不敢表達憤怒？

如果仔細觀察和回想，你會發現大衆對于憤怒的男女的回應截然不同。男性的憤怒通常被看作是一種力量和權威的象征，甚至被看作是英雄式的舉動，最壞不過是可以諒解的一時沖動。相反，女性的憤怒常被視為情緒化的、危險的、無理取鬧、歇斯底裡。甚至“歇斯底裡”（hysteria）這個詞最初也是用來形容女性由于子宮紊亂而産生的精神疾病。

女性不願意直接地表達憤怒，也許是由于在傳統曆史上，女性在經濟上依賴于男性。那個人可能是丈夫，也可能是老闆，直白地表達憤怒會帶來不可預期的風險。或者僅僅是因為男性的身軀往往比女性更強壯，在身體上就占據了優勢。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曆史與社會塑造的語境。女性從小就被社會規訓，要成為知書達理的淑女：“男孩子淘氣一點不要緊”、“女孩子大吵大鬧像什麼話”。“體貼”、“溫柔”、“善解人意”都是外界賦予女性的社會期望。“憤怒”這樣偏向陽剛之氣的就像切梅利所說，女孩子很早就開始了特殊的情緒管理教育：學習轉化憤怒的情緒，把“生氣”叫做“沮喪、焦慮、不滿、煩躁”；學習克制自己的脾氣來取悅他人，緩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文學作品《小婦人》生動地刻畫了傳統社會對于女性的想象。書中馬奇太太對女兒喬的情緒管理教育值得回味：當喬認為自己脾氣太大而尋求母親的幫助時，馬奇太太這樣說到：

“你以為自己的脾氣是天下最壞的了，但我的脾氣以前就跟你的一模一樣。我努力改了四十年，現在才剛剛控制住。我過去幾乎每天都生氣，喬，但我學會了不把他表露出來；我還希望學會不把它感覺出來，雖然可能又得花上四十年的功夫。”

馬奇太太深知，面對不如人意、又無力改變的現實，克制與忍耐是最高的智慧，從内在尋求解救之道。150年後，一批批讀着《小婦人》長大的女性走上了街頭，那些夢想成為喬的女性主義作家沒有順從馬奇太太的教誨，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大聲控訴性别歧視下的不正義，嘗試從外在改變命運。

1994年電影《小婦人》劇照

女性的屈從地位

當作者索拉雅·切梅利還是一個小女孩時，她就在思考女性是如何存活在這個被暴力撕裂的國度，安居于男權主導的家庭。錯不在于憤怒，缺乏對女性憤怒的理解才是問題的根本。

家務瑣事，撫養孩童、照顧老人都是女性恒常的義務，沒人顧及女性是否還在工作掙錢。這種結構性負擔壓垮了女性，而這才僅僅是生活成本。性騷擾和暴力早已成為了社會常态，以至于很多時候沒被看作是嚴重的人身侵犯。

切梅利在《怒火造就了她》中用數據冷酷無情地揭露着女性的屈從地位：18歲到44歲的美國女性日常感到疲憊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30個最高收入的行業裡有26個被男性支配，而女性接管了30個最低收入行業中的23個；每4位女性中有1位正在遭受家暴；每5位女性就有1位受到過性侵犯；三分之二的女性遇到過街頭騷擾，這其中一半的經曆發生在17歲以前。

不同于膚色、種族或宗教團體，女性并不是受壓迫的少數人，而是被忽視的大多數。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私人關系到職業社交圈，女性作為群體身份出現在方方面面的每一個領域。生存之道告訴我們男人與女人必須休戚與共，但女人對男人的依賴也賦予了男人不相稱的權力。特雷斯特寫道，恐懼、風險、愛戀和忠誠經常讓女性喪失了行動能力，不願憤怒地反抗自身遭受的苛待，無視其他女性面臨的不公。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女性表現出憤怒，她就招人讨厭，易怒且無能，因為她違反了潛在的性别标準。但是，假使她以平靜的口吻訴說一場性别暴力，她仍會被視為憤怒的女性而被攻擊。她的言說在公共領域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隻因她所處的社會依然期望女性是溫柔和順從的。

“表達憤怒就是我們的道路”

心理學家Jessica Salerno和Liana Peter-Hagene在2015年做了一個實驗，研究生氣時的男女對外界的影響力。他們邀請了210位大學生參與一場電腦模拟的陪審團審議。參與者被要求閱讀一份關于真實謀殺案的材料，觀看一些真實和虛假的案發現場照片。參與者的裁決會決定某一個人的命運，如果判斷出錯，要麼無辜的人锒铛入獄，要麼罪犯逃之夭夭。

在做出初步裁決後，參與者被要求參與陪審團的審議。所有陪審員都贊同參與者的判斷，隻有一位全程用憤怒的情緒表達異議。實驗結果顯示，大多數參與者聽完男性陪審員的憤怒抗議後産生了懷疑；相反，當生氣的女性陪審員陳述後，大多數參與者卻更堅定了最初的判斷。

這項研究指出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實：我們更願意相信發怒的男性而不是女性。表達憤怒的情緒似乎讓男性更有信服力，而生氣的女性卻被視作易受情感波動，不夠可靠。如果她是一位男性，公衆很可能會接受她激情澎湃的演說，而一位普通女性要想得到聆聽隻有克制住自我的情感，無論她的觀點是多麼地強烈。

憤怒屬于陽剛的“男性氣概“，天生不在女性情感的範疇之内。甚至來說，女性所處的社會沒有賦予她們公開自由地表達憤怒的權利。一旦“越界”，就有可能面臨“懲罰”。

深感于此，特雷斯特和切梅利鼓勵女性打破社會觀念的牢籠，大膽地表達憤怒。特雷斯特認為憤怒是一種社會溝通的特殊形式，可以讓女性發現彼此，分擔痛楚。切梅利則說，“憤怒沒有擋住前路，表達憤怒恰恰就是我們的道路。”

另一位黑人女性主義作家布裡特妮·庫珀（Brittney Cooper）談論了憤怒與自我的關系。與其把憤怒看作是需要壓制的情感，不如當作忠實于自我的表達。不諱于分享自己的真實感受同樣具有強烈的道德感染力。

她在今年2月出版的《雄辯之怒：黑人女權主義者的超級力量》（Eloquent Rage: 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講述了書名的來由。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想極力擺脫憤怒黑人女性的刻闆印象，有時僅僅堅定的語氣就被當作是發火。直到多年的一位學生告訴庫珀，她很喜歡聽老師講演，因為這是她聽過的最感人肺腑的怒火嚴斥。這觸及到了庫珀内心最敏感的地方：“我一直試圖隐藏的憤怒，卻能傳遞給她很多的力量。我可以繼續逃避，但也可以選擇接受它，從憤怒中獲得力量。

《雄辯之怒：黑人女權主義者的超級力量》（Eloquent Rage: 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布裡特妮·庫珀（Brittney Cooper）著，St. Martin's Press 2018年2月版

憤怒是一種建設性力量嗎？

實現個體的訴求還遠遠不夠。特雷斯特、切梅利和庫珀都抱持更遠大的理想。在她們看來，憤怒是促進社會團結與變革的有益力量，是對責任的訴求，對權利的主張，對價值的堅守，更是政治行動與社會動員的催化劑。

著名女性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卻并不看好憤怒作為一種主導社會變革的武器。她肯定了憤怒可以用來喚起正義的正面功用，但也提醒人們警惕經常尾随于憤怒之後的報複心。古老智慧和現代心理學都認為憤怒情緒可以被分割成兩個部分：感受創傷的痛苦，以及尋求報複的希望。追求償還隻滿足了報複欲，以痛苦回敬痛苦不能找回所失去的，隻會摧毀美好的價值。

在努斯鮑姆看來，大部分的憤怒希望讓施害者受苦，“我要讓你付出代價！”隻有一種憤怒可以被允許：在抗議不正義的同時放棄償還的幻想，“這種事再也不能發生了！”後者類似于家長對于孩子的教育，他們憤怒于孩子的錯誤，卻不想報複，隻期待未來可以避免錯誤的重犯。“女性憤怒”走向一種成熟的社會主張還有很長的道路。

《憤怒與寬恕》，瑪莎·努斯鮑姆著，商周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還有，以前的女性想盡辦法克制怒火來掩飾傷痛，現在的女性卻被要求一次次地向大衆曝光自己的苦痛，還常常得不到同情。一些女性主義者指出，抗議是必須的，但抗議本身也讓人精疲力竭。失去了愛與希望，憤怒隻會吞噬自我。

也許女性的憤怒表達不能成為一種要求，但它至少應當是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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