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君，一切來路皆可追。

翻開我國數千年的地名演變史，有一些地名沿用到了今天，比如“河北”；有一些地名消失于曆史煙塵之中，比如“西域”；還有一些地名名稱依舊，但所指範圍早已不同，比如“山東”。

以山東為例，古籍中的“山東”與現代山東省是不一樣的。戰國乃至秦漢時代的“山東”指的是崤山與函谷關以東的區域，唐代的“山東”可能指的是太行山以東區域。“山東”的所指範圍，大體上是不斷縮小的。

種種變化，既體現着時間的磨洗，也彰顯着空間的位移。

其中，另有一些地名，其内涵的演變，不僅蘊含數千年時空的變幻，更集經濟、文化等多重意象于一體。比如咱們下面要說的——“江南”。

早期的“江南”一詞，既不是專指今天的長江下遊一帶，也跟“水鄉”“繁華”這些意象沒有任何關系。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且聽小生慢慢講來。

印象中的“杏花春雨江南”，一開始并非是這般模樣。（圖為吳冠中畫作）

第一階段：從“荊州”到“揚州”

首先應當聲明，全長數千裡的長江，流域範圍極其廣大。從字面意義上講，但凡符合“長江以南”這個條件的，都有資格被稱作“江南”。因此，在不同時期、不同作者筆下，“江南”一詞的指代範圍，也各有不同。

但至少有一點，學界業已達成共識：早期的“江南”，更多時候，指的是長江中遊以南、南嶺以北的這一區域，即今天的湖北中南部至湖南一帶。

典籍中的江南

“魂歸來兮，哀江南”——《楚辭·招魂》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于陳”——《韓非子·初見秦》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史記·貨殖列傳》

這些句子中的“江南”，指的都是這一區域。甚至王莽時期将夷道縣更名江南縣，地點仍在這一區域。

即以楚國故都江陵為中心，向南發散的地理單元，既是秦末三楚中“南楚”的組成部分，也是漢代十三部州内“荊州”的主要區域，可謂是名副其實的——“荊楚之南”。而今天被我們稱作“江南”的長江下遊地區，此時還叫“江東”，歸屬“揚州”管内。

東漢荊州刺史部圖

然而，從東漢末年的戰亂開始，“江南”與“江東”的概念，開始混同，而這種混同，是以長江以南政治中心的東移為背景的。

自東吳、東晉至于南朝，南方政權皆以建業/建康（今天的南京）為政治中心，數百年的分裂，使得“江南”一詞在當時的語境中，增加了“江南政權”這一層含義。而作為江南政權的核心統治區域，以今天南京為中心的長江下遊地區，常常成為“江南”一詞的指代對象。從此，下遊開始取代中遊，“揚州”逐漸壓倒“荊州”。

建康為南京在六朝時的名稱，此為東晉建康城示意圖。

但這一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六朝時期，長江中遊的軍事地位，一直極為重要。前有孫權開府武昌（今湖北鄂州），後有桓玄、蕭衍自中遊起兵争奪皇位。

侯景之亂以後，西魏攻破蕭梁重鎮江陵，俘虜暫居江陵的梁元帝，文學家庾信以此為背景，留下傳世巨作《哀江南賦》……圍繞“江南”一詞的歸屬，中遊與下遊，進行了長達數百年的拉鋸之戰。

侯景之亂，又稱太清之難，指的是梁朝武将侯景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侯景本為東魏降将，被梁武帝蕭衍所接納，委以重任。侯景不滿東魏與梁交好，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叛亂，給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打擊，加劇了南弱北強的趨勢，也加速了南方士族的衰亡，寒門出身的陳霸先趁勢崛起，在梁朝滅亡後建立陳朝。

庾信，字子山，别稱庾開府。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宮體文學的代表作家，由南入北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飽嘗分裂時代的辛酸，《哀江南賦》便是傷悼梁朝滅亡、哀歎自己漂泊身世、寄托故國興亡之思的一篇作品，内容豐富，文筆凄婉。

南北統一以後，唐朝設立了幅員遼闊的“江南道”，将中遊與下遊全部囊括在内。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這漫長拉鋸的結果。

唐代初期江南道範圍

當然，如此廣大的行政區域，管理上總有着相當的困難。最終，開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将江南道分為江南東、江南西、黔中三道，分别進行管理。從此，中遊與下遊，再不曾同在一個行政區劃中。

第二階段：長江下遊的内部演化

在從中遊遷至下遊以後，“江南”的具體範圍，各個時期又有不同。

在節度使林立的唐代中後期，江南東西兩道，又被劃分為不同節鎮。江南西道衍生出湖南等節鎮，其餘仍稱江西；江南東道則衍生出浙西、浙東、福建等節鎮。

節度使制度在唐玄宗統治期間基本形成，設“天寶十節度”（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範陽、平盧、隴右、劍南等節度使和嶺南五府經略使）。而後來節度使權力的膨脹促進了唐末藩鎮格局的形成，客觀上加速了唐朝的滅亡。節度使由邊防支柱成為藩鎮之禍。

浙西一鎮管轄今天江蘇南部、浙江北部一帶，包括蘇州、湖州、常州、杭州、潤州（今鎮江）、睦州（今建德）等地。

浙東一鎮管轄今天浙江東南部，包括越州（今紹興）、明州（今甯波）、台州、溫州、衢州、婺州（今金華）、處州（今麗水）。

從唐朝白居易《憶江南》中的蘇杭兩地，再到宋代“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全部集中在浙西一鎮。

元和方鎮圖，右側為浙西、浙東兩鎮

太湖流域成為重要的糧食産地，“一歲或稔，而數郡忘饑”

自唐末五代到南宋，浙西、浙東兩鎮或分或合，總稱“兩浙”。這一地區，構成了兩宋時期“江南”的核心區域，也總體符合我們今天認知中江南地區的範圍。

特别是在宋室南遷之後，“江南”再次成為江南政權的代稱，《元史》所謂“至元十三年，平江南”者是也，而南宋統治核心在以杭州為中心的兩浙地區，此時的“江南”，便常常與“兩浙”互為表裡。

南宋形勢圖

明朝建立以後，對浙西進行了拆分，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地直隸南京，其餘杭、嘉、湖等地歸浙江布政司管轄，正式奠定今天的江浙兩省邊界。

清朝攻克南京後，廢除其國都地位，在原直隸南京管轄的地區添設江南省，範圍相當于今天江蘇、安徽兩省之和，這也是“江南”一詞，最後一次存在于官方行政區劃之中。

然而，明朝對浙西的拆分，不足以割裂“江南”各地的聯系；清朝江南省的設立，也無法将長江以北納入“江南”之中。明清語境中“江南”的核心範圍，大緻包括蘇、松、常、鎮、杭、嘉、湖、應天（江甯）以及後來從蘇州分離出來的太倉直隸州。

明代畫家仇英仿繪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明代蘇州城鄉居民熱鬧的生活

這八府一州，既有江蘇，又有浙江，早已超越行政區劃的隔離。而廣義的“江南”，還包括安徽的徽州、浙江的紹興、甯波等地，與今天“吳語區”的概念，多有重疊，具備獨特的經濟、文化象征意義了。

吳語區的範圍

第三階段：成為經濟發達、文化昌明的象征

《史記·貨殖列傳》中，有這樣一句話：“江南卑濕，丈夫早夭。”

屈原獲罪，放逐沅湘；賈誼遭忌，安置長沙。“江南”一詞在指代長江中遊一帶時，常常是與“地廣人稀”“尚未開發”“流放”“早夭”這些意象聯系在一起的。即使到了唐代，貶谪永州的柳宗元，還留下了“永州之野産異蛇”的記載，其生活條件之艱苦，恐怕無須贅述。

賈誼，西漢初期著名政論家、文學家，因受周勃、灌嬰等人排擠，谪為長沙王太傅。他在長沙期間，因為不适應當地的低窪潮濕，常常暗自感傷，認為壽命不長。某一天，一隻象征着不祥的鵩鳥（貓頭鷹）飛入房間，更令他傷感不已，于是寫作《鵩鳥賦》來排遣心中憂憤。

至于現在的“江南”，當時的“江東”，條件也難與北方相抗衡。但自從六朝政治中心轉向長江下遊之後，上到門閥士族，下至普通百姓，大量的移民進入這一地區，進而促成了兩個結果，一是經濟的發展，二是文化的騰飛。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一條大運河，将江南的财賦源源不斷運往關中；兩朝科舉制，免不了要考盛行南朝的骈體文。

唐德宗時期藩鎮作亂，攻破長安，朝廷流落漢中，全靠浙東浙西兩鎮的财賦沿運河送往漢中，唐朝的天下才得以延續了一百餘年。

韋莊在天下将亂之時，感歎“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錢镠割據兩浙施政得當，以緻“錢塘富庶盛于東南”。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在農業素稱發達的基礎上，工商業蓬勃發展，進而為史學界留下了“資本主義萌芽”這一重要命題。同時，江南八府一州也成為全國進士最主要的來源地，沒有之一。

來源：範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江南書院林立，為科舉培養了儲備人才。圖為著名的無錫東林書院。江南地區的教育同樣發達，從近現代乃至當代，江南地區走出的文化名人也數不勝數，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餘華、蘇童、格非……

如此高的“成材率”，使得朝廷中江南籍官員的數量居高不下，與原本雄厚的經濟、文化積澱相結合，江南一地，便具備了全國層面的經濟、政治、文化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

尾聲

我們不難看出，“江南”一詞的含義，完成了“三級跳”式的演變。從中遊到下遊，是“第一級跳”；從遷至下遊到明确範圍，是“第二級跳”；從明确範圍到具備經濟文化意象，是“第三級跳”。

然而，從古到今，“江南”一詞的具體指向範圍，從來不曾真正明晰，與今天的“吳語區”“包郵區”等概念，也不完全重合。以至于人人都知道“江南”所指的地理區域，卻無法精準劃出“江南”的邊界。

人們約定俗成地使用一些概念，卻沒有處處都給予其精準的定義，一如我們今天說話一般。推究“江南”一詞的源流，多是擁有話語權的人，站在此岸眺望彼岸的結果。

站在江陵的角度向對岸眺望，“江南”便指荊楚之南；站在北朝的角度向南方眺望，“江南”便指南朝腹心；站在全國的角度向發達地區眺望，“江南”便成了經濟發達、文化昌明、碧波蕩漾、草長莺飛的——“夢之彼岸”。

各位讀者朋友，您心中的“江南”，又在何處呢？

來源：溯源君OCC（撰文：滄溟笑笑生；編輯：王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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