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字君實，祖籍陝州夏縣沫水。因他本人出生于光州光山縣，故取名司馬光。《辣水紀聞》是司馬光寫的一本記載當時重要史事的筆記，因此時人稱他為“辣水先生”。司馬光出身于名門，幼時受到了比較嚴格的家庭教育。父親司馬池，在真宗、仁宗兩朝曆知六州，以“清直仁厚”聞名于天下，号稱“一時名臣”。後來在皇家的藏書閣，充當皇帝的顧問。可以想像，司馬光幼時的讀書環境是相當不錯的。司馬光非常珍惜出間，據說他睡覺時枕一塊圓木，他取名為“警枕”。這種枕頭枕起來很不舒服，硬梆梆的，稍微一動，就要滾動，這樣自己便會立即醒來。每到此時，他便即刻爬起來刻苦攻讀。靠着這樣的聰穎和勤奮，司馬光在二十歲時，便考中進士甲科。

随後，父母先後病故，他居家守喪。守喪期滿，他開始走上社途，先後擔任過武成軍簽書判官、大理評事、國子直講、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等官職。仁宗朝官至天章閣待制兼待講，知谏院。英宗朝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提升為翰林學士兼待讀學士。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宰相，開始實行變法。司馬光上疏竭力反對，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他聲稱，如果王安石執政，自己堅決隐退。宋神宗很欣賞他的才能，希望他能留下來擔任軍事要職—樞密副使，他連續七、八次上疏力辭，最後不得已以端明殿學士的身份出知永興軍。

第二年，他申請擔任閑散的官職，希望能靜下心來埋頭著述。宋神宗滿足了他的要求，改判西京禦史台及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這是一種隻得體祿，不必到職的最為清閑的官職了。從此，司馬光退居洛陽十五年，用盡一切心力，在助手們的幫助下，修成史學名著＜資治通鑒》。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是有一個長期的醞釀過程的。早在1064年，他編有《曆年圖》五卷，把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顯德六年的史事編成一個大事年表，按時間順序排列，每年一行，進呈給英宗識别車圖）所包括的時間範圍恰好與（資治通鑒）的時間範圍相同，因此，完全可以把《曆年圖》看作《資治通鑒》的第一稿，或者是“通鑒”的編寫提綱。

大概司馬光感到《曆年圖》的内容太簡單了，1066年他又完成了通志3八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止秦二世三年，再次進呈英宗。英宗閱後非常高興，認為它優于萄悅的《漢紀》，責成司馬光在秘閣設立史局，組成一個編寫班子，把以後的曆史補全。從此，編書受到了政府的贊助。《通志》的内容基本上就是“通鑒的先秦部分的内容。它是司馬光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的。因編寫《曆年圖》和《通志》，司馬光已經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寫作方法，這為“通鑒”的修撰奠定了切實的寫作基礎。1067年英宗死去，宋神宗即位，親自把《通志》改名為《資治通鑒》。并且還寫了一篇書序，以資鼓勵，要求每日進讀。在封建社會裡，辦一件事能受到皇帝的支持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何況《資治通鑒》在編寫過程中接連受到兩朝皇帝的支持，應該說這是“通鑒”得以順利完成的客觀條件之一。

司馬光組織史局先後有四個人參加，最初入史局的是劉恕和劉效。劉恕，三十五歲入史局，在《資治通鑒》付梓前七年，沒有來得及看到自己的辛勤勞動成果問世，年僅四十七歲便病故了。劉恕精通魏晉南北朝史事，除了這一段曆史由他屬草之外，頭緒紛亂的五代十國部分也由他來主筆。劉恕是一個博學多才的史學家，為“通鑒”的編修，前後用了十二年的心血。劉放比司馬光小四歲，對《漢書》、《後漢書》十分精熟，故而“通鑒”的兩漢部分由他起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他隻在史局工作了五年，便被貶黜泰州，估計他在離開汴京時，僅僅完成了兩漢部分的草稿編修。

繼劉放調來的是範祖禹，這個人更年青，入局時年僅三十歲。但是他在史局的工作時間最長，在司馬光退居洛陽的十五年光陰中，他始終工作在司馬光身邊。在司馬光的悉心指導下，成為名重當時的唐史專家，“通鑒”中唐代部分便是由他完成的。雖然他比司馬光小二十二歲，但司馬光非常器重他。他恪于職守，勤奮好學，為“通鑒”的編修做出了很大貢獻。還有一個便是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入局時十七歲，司馬光讓他負責文字檢閱工作。“通鑒”能夠完成，和他的辛勤努力也是分不開的。

這個班子十分精幹，可以說是一個以中青年知識分子為骨幹的寫作班子。編修工作由司馬光首先制定編寫提綱，然後分頭收集史料，分類排比，編成長編。長編彙總以後，再由司馬光考訂異同，修改加工，去粗取精，删繁就簡，統一體例和風格，決定史料的最後的取舍。相傳“通鑒”的稿子在洛陽整整堆滿兩間大屋子。其中僅唐代長編就有六百卷之多，司馬光在四年間通宵達旦地工作，最後隻删存八十一卷。司馬光的工作态度極其認真，從傳世的二十九行《宋司馬光通鑒稿》中的四百六十餘字來看，他一筆不苟，全部用楷書寫就，絕無滌草的痕迹。

在十九年的編寫過程中，司馬光自己介紹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由于他工作過度疲勞，他衰老得很快，以至于牙齒早早便脫落了，視力也日益下降。《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計三百五十四卷，記載了從戰國初期到五代滅亡間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是我國曆史上一部傑出的大部頭編年史。宋人王應麟評價它是“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史學家王鳴盛更褒揚它是“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通鑒”取材宏富，據《四庫提要》介紹，僅雜史取材就達三百二十二種，凡小說、野史、筆記等無所不窺，網羅全面，選材精當。一事數見，必詳加考證，取其精當者記之。史事記載翔實可靠，敢于秉筆直書，叙事詳盡，首尾完具，文筆簡潔，語言形象、生動。由于司馬光編書的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為最高統治者提供曆代治世之經驗。而且由于司馬光在政治上又極端保守，整個編書班子又都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所以“通鑒”不論在其取材上，還是内容上都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司馬光除了在書中極力宣揚封建道統思想而外，有時還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攻擊王安石。這些就不能不是缺點了。

宋神宗死後，哲宗請他出任宰相，在短短五個月間他盡廢新法，連先前對他同情、支持的蘇東坡等人對此也持異議，認為做得太過份了。司馬光政治上的反動性表現在世界觀上就是堅決地站在漢代以來傳統的天命論神學立場上，并在哲學上頑固地為他的政治主張尋找理論根據。他的哲學思想散見于《太玄德》、《法言德》、《潛虛》、《易說》等著作中。就其治學之道而言，尚不無是處。他主張“不問章句，必求其理”，強調對實質和内容的探求，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模拟。他推崇揚雄，自稱對《法言）、《太玄》用功三十多年，能得其真谛。他看不起韓愈，認為他趨炎附勢。這些看法都是很偏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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