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的日子過得很苦吧？”

“此心安處，即是吾鄉。”

這是元祐元年（1086年），蘇東坡與好友王鞏（張方平的女婿）在京城久别重逢，酒席間王鞏的侍妾柔奴為他們助興表演歌舞時，蘇東坡與柔奴的一番對話。

柔奴不經意的寥寥幾句，讓蘇東坡淚光點點，萬千感慨化為一首家喻戶曉的《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裡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王鞏出身顯赫，其祖父是宋真宗年間的宰相王旦。王鞏和蘇東坡私交非常親密，“烏台詩案”中，朝廷對王鞏的處置也最嚴厲，貶賓州（現廣西賓陽）五年。

當時嶺南是極荒涼之地，兼之瘴疠橫行，被貶此間的官員多有病死貶所的經曆，所以，王鞏此去兇多吉少，連蘇東坡對此都愧疚莫名。王鞏臨行之際遣散家人，不願家人随他萬死投荒。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唯柔奴誓要傾心相随。五年來，正是柔奴的精心照顧，被貶蠻荒之地沒有被擊倒，兩個兒子先後去世沒有擊垮他，王鞏堅強地活了下來。

柔奴一句“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禅語，道盡了蘇東坡的故鄉觀。這種故鄉觀，伴随着他21歲離開故鄉眉山後的全部人生經曆。

蘇東坡的故鄉情懷激烈，卻又做到了嚴格意義上的四海為家，兩種矛盾的情感集于一身，他每到一地，總是說似曾相識，猜想自己前生去過。

蘇東坡的足迹遍布了大半個中國，有人通過現在的信息軟件，用大數據繪制了他人生的遷徙圖，圖形酷似“中國”的“中”字，冥冥中，似乎诠釋了他的儒家報國情懷。

蘇東坡的一生一直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中糾結着。一方面，他有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另一方面，他又有老莊的逍遙避世心态，最終選擇了做精神上的隐士。

有人統計過，在蘇東坡的詩詞中，主題關于故鄉的有17處之多，但每次提到的故鄉都不太一樣。而他對于家鄉、故園思念與回望的詩詞，則要多得多。

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蘇東坡的故鄉在杭州。

對于京城之外兩度工作過的杭州，蘇東坡尤其迷戀。這裡的好山，好水，美女，同僚，都給他留下了極好的印象，莺飛草長的江南，吳侬軟語的詩意，讓他樂不思蜀，乃至賦詩雲：“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從《蘇氏族譜》中我們了解到，蘇東坡一家的根在趙郡（今河南趙縣），後遷至河北栾城，先祖中，武則天時出了個顯赫的人物蘇味道，官到宰相，後貶為眉州刺史，由此蘇家在眉州紮根，至蘇洵這一代，已經有三百多年家史了。但蘇洵一直有遷居河南祖籍的雄心，對于陸遊口中贊美為“郁然千載的詩書城”的眉州，長期在外遊學見多聞廣的蘇洵則認為，蜀地雖然富裕，但閉塞，怕子孫長大後見聞狹隘，而河南嵩山之下風土、人物俱佳，是個适合居住的地方。

這一念頭不隻是一丁點冥想的火花，在嘉祐元年（1056年），蘇東坡兄弟赴京考試時——當然蘇洵沒有預料到兩兄弟第二年能進士登科，都還有這種打算。且看其《嘉祐集箋注》所言：“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山嶽，遂欲買地居妻孥。”從後來兩兄弟的養老之地來看，蘇轍選擇了了卻父親的心願，在颍昌府（今河南許昌）買地安家；而蘇東坡，更終愛江南，置地常州。

理論上，蘇東坡把“家”的視野從西蜀眉州轉移至江南的心理過程，在杭州五年的經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實際上，蘇東坡仕宦生涯的第一站是陝西鳳翔，但三年的鳳翔時光，蘇東坡一點都沒有找到他鄉是故鄉的感覺，盡管他也寫下了《鳳翔八觀》為其代言，但西北山秃水濁的地貌，與故鄉成都平原山清水秀無法相比，心理上的不認同，乃是情理之中。

盡管千裡岷江從眉州城外經過，盡管一馬平川的景緻秀冠蜀中，但一到莺飛草長的江南腹地杭州——富裕的“東南第一州”，蘇東坡就不由地喜歡上了。

甚至，他從心理上認為自己前世就是江南人，而四川則是他的異鄉，“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

蘇東坡要急着回的“家”，要回的“故鄉”，也是江南。“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能有異鄉的故鄉化、故鄉的異鄉化思維，是蘇東坡在心裡實現了與異鄉的和睦共處，熟稔的人事感情，讓他産生了異鄉故鄉化的情感。天地如旅，人生如寄，從終極意義上講，人本無家，既如此，則無處不可住，異鄉亦可安心。遺憾的是，盡管時隔十八年兩度為官長達近五年，蘇東坡在杭州卻沒有置房産。

蘇東坡對杭州的愛是一往情深的，不僅有“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西湖讓他流連忘返，他的侍妾王朝雲——生命最後時光陪他行走天涯的人生伴侶，也是杭州人。基于此，蘇東坡對在杭州養老還是動過心的，“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蔔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隻不過兩度為官時，都是他生命中相對安穩和仕途期盼的時期，安家置業的事，對于一心渴望為朝廷做事的蘇東坡而言，看得并不急迫。從某種意義上講，蘇東坡把杭州當作故鄉，更多是精神層面上的慰藉。

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丘

蘇東坡的故鄉在黃州。

正值人生的黃金年華，44歲的蘇東坡在經曆了密州、徐州兩任太守崗位的曆練，正準備在湖州大幹一場時，仕途戛然而止，命運急轉彎，這讓他領悟到了人生的無常。一路順風順水的蘇東坡在命運的挫折面前，和我們普通人一樣脆弱，最初也是閉門思過，親朋好友紛紛躲避他，但對于名聲極盛而又樂天知命的蘇東坡而言，這樣的狀态并沒有持續多久，他又開始熱愛黃州的美食與風土人情了。

縱觀蘇東坡的一生，他在眉州之外真正安的第一個“家”，就是在黃州時的東坡雪堂。蘇東坡在黃州置地興業，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方面，一大家子二十多人随他到了貶地黃州，居住困難是面臨的實際窘境；另一方面，他必須做好長期貶居在黃州的心理準備。特别是随着各方面來探視他的親朋好友的增多，“住”成了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東坡雪堂落成後，俠客陳季常、道士楊世昌、僧人道潛、書法家米芾……生命中的很多好友都千裡迢迢來陪他度過了一段寂寥的時光，慰藉其苦悶的心靈。

随着蘇東坡對黃州的深度介入，這裡厚重的曆史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三詠赤壁的“兩賦一詞”寫出脍炙人口流傳千年的詩篇後，黃州對他來說，從被貶之地變為了依戀之地，他數次說，“便為齊安（黃州）民，何必歸故丘”。

到元豐七年（1084年）受命離開黃州時，蘇東坡反而有了失去“家”的感覺，盡管到汝州仍是“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文”，但畢竟是神宗皇帝釋放出的一個善良信号。對“人生底事，來往如梭”的被動遷移，蘇東坡在一首《滿庭芳》的詞中，道盡了不知家在何方的感慨：“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裡家在岷峨。”遙遠的故鄉是他的“家”，但畢竟太遠了，苦心營造的東坡雪堂是不能再住了，下一個“家”又在哪裡呢？

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蘇東坡的故鄉在常州。

誰也沒有想到，步入仕途以來，蘇東坡一生到過最多的地方，不是他工作的任何一個驿站，而是沒有多少工作交集的常州。

冥冥中，好像有什麼牽引，注定他與常州有着難解的緣分。有人做過統計，蘇東坡先後往來常州十多次，除公務外，主要是遊玩、訪友，除同科進士蔣子奇、單錫和胡憲夫之外，他在常州的好友還有錢公輔、錢濟明父子，報恩寺長老，滕元發、蔣公裕等……史料上有記載的就有二十多人。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北還的蘇東坡在常州度過生命的最後49天病逝，終其一生，他置有恒産最後子孫還在此居住的，也隻有常州。

蘇東坡與常州的緣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那年蘇東坡進京趕考，獲進士及第，與蘇東坡同科中進士的，有宜興（時屬常州府）的蔣之奇（字穎叔）、單錫以及武進的胡宗夫。在盛大的瓊林宴會上，蘇轼從蔣之奇他們的介紹中，了解到江南的秀麗風光，被大家描繪的江南美景迷住了，當即決定把宜興作為今後蔔居之地。他的《次韻蔣之奇》一詩就是在宴會上同蔣颍叔的唱和之作：“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随。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從此詩看，蘇東坡與友人定下蔔居常州宜興的“雞黍之約”。但由于年少氣盛，蘇東坡認為自己還要施展抱負，故當時邀約隻是酒宴一時興緻所至，并沒有當真。

此一時彼一時，接到朝廷汝州團練副使的新任職——實際上是從“貶谪”轉為“賦閑”後，蘇東坡沒有急急地去走馬上任——實際上也不會有什麼具體的事讓一個賦閑之人做，而是轉輾開始謀劃起自己的新“家”來，畢竟快五十的人，總歸要有個養老之處。他先是到筠州去探望了弟弟子由，然後一路奔江甯，與王安石開始了那次“偉大的見面”，并盤桓多日。

到揚州、泗州時，他先後寫了兩封上呈給皇帝的表奏，希望能在常州居住。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寫道：“……而赀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别無田業可以為生。犬馬之憂，饑寒為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特許于常州居住。”

許是對獲得神宗皇帝同意常州居住的期望值高，或者是對渴望在江南頤養天年的願望十分強烈，蘇東坡一方面給皇帝上奏，一方面已經迫不及待地委托朋友在常州代自己買好了田産，有點先斬後奏的味道。當他得知朝廷準予他在常州居住時，為如願以償喜極而歌：“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

元豐八年（1085年），蘇東坡率全家抵達常州，幾經周折，終于回到了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因為終于有了“家”，漂泊的心也相對踏實了許多，他在朋友們的陪伴下，遊遍了常州城的各大景點，做着終生在此生活的種種打算。在太平寺和報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詩：“六花薝蔔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紅瑪瑙，井華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試問禅師得飽無。”

兩個月之前，神宗皇帝駕崩，這位對蘇東坡既欣賞又惱怒、北宋中晚期最有作為的皇帝在38歲時英年早逝，有意或無意成全了蘇東坡的一大心願。

造化弄人，随着神宗皇帝去世後政局的變化，對蘇東坡賞識有加的高太後攝政，剛剛安“家”常州的他進入了迅速崛起、火箭式上升的仕途佳境，在常州沒住多久就匆匆離去，真正于常州“舣舟亭”系舟實際上隻有兩次：一次是1073年，他在杭州任太守時到常州去赈災，曾在除夕孤舟野宿城外東郊一夜；另一次是1101年，他從海南北還歸常州時，在白雲溪顧塘橋畔的孫氏館下榻，病中度過了生命最後的49天。但無論如何，在此後17年的輾轉奔波中，他喜歡向往的江南水鄉一個叫“黃葉村”的地方，有個“家”成為心中永遠的牽挂，在朝廷任職的繁忙公務間隙，眺望江南的方向，喃喃自語：“野水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熙甯七年(1074年)，蘇東坡在常州悼念錢公輔的《哀詞》中寫道：“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将此焉止息”，常州成為他生命的安息地，也許遂了他的夙願。

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

蘇東坡的故鄉在惠州。

貶遣嶺南，是有宋以來，對文官最嚴厲的處罰，可見當初宰相章惇對蘇東坡的追殺有多急迫。但蘇東坡到後不久，就說“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翻譯成今天的大白話，意思是說：惠州這個地方呀，好像是曾經到過的一樣，要不然的話，為什麼連雞啊狗啊的都認識我呢。

從定州到惠州，四千裡長途跋涉的磨難，被59歲的蘇東坡就這樣雲淡風輕地化為他鄉變故鄉的親近與熱愛。到後來，這種異鄉“前生化”的思念，演變得更加濃烈直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在蘇東坡看來，僅僅是美食，就值得讓他成為一名嶺南人。

當然，再樂觀的人，也要面對生活中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煙火人間的具體瑣事。在朝廷任職和外放任職期間，盡管江南“黃葉村”的家不能回，但仍是牽挂和希望的動力源泉，而現在成為被貶谪嶺南的“放臣”，這種對“家”的希望也瀕臨破滅。

按宋制，貶谪是要指定處身之地的，輕者叫某地“居住”，重者叫“安置”，更嚴重的叫“編管”，59歲年老體弱的蘇東坡，無法想象自己還能否回到江南的“家”。

蘇東坡剛到惠州時，盡管是貶谪之身，但因為巨大的名聲、良好的溝通能力和惠州官員的愛惜，他并沒有受到很多被貶官員面臨的磨難與懲戒，而是被安置在空置給朝廷巡視官員的賓館合江樓，但兩周後就被趕了出來，住進一個叫嘉祐寺的寺廟，在暮鼓晨鐘中度過自己的貶谪時光。後來表兄程之才來巡視，蘇東坡才又住進合江樓，随着表兄一年後的離去，又不得不再次遷居嘉祐寺。在合江樓與嘉祐寺之間來來回回地搬遷也不是個辦法，于是，蘇東坡有了在惠州安“家”的想法，在《遷居并引》中寫道：“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辄逝。今年複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

蘇東坡動心在惠州安“家”是要下一番大決心的：一方面，在白鶴峰買地築室将耗光他的幾乎全部積蓄，以後的日子如何以貶谪之身過下去心裡沒有底；另一方面，“家”不僅是幾間房屋的物理空間，還是親人的聚集，如果兒孫都要到此生活，在常州“黃葉村”照看“家”的長子蘇邁一家就要放棄富裕的江南，千裡迢迢到嶺南這樣的化外之地和自己一起受苦。自己樂觀豁達的性格也許受得了這瘴疠之地，但兒孫們呢？尤其是後輩的文化與視野，就像父親人到中年時還想将家遷往中原一樣，這樣的遷徙完全是逆行啊。

白鶴峰新居在紹聖四年（1097年）2月建成，這一年，蘇東坡已經62歲了，他立即從嘉祐寺搬了進去，還通知在常州的長子蘇邁帶領全家人來與之團聚。完成這樣一個舉動，連蘇東坡都被自己所感動，“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所謂的歲月靜好，餘生就在嶺南這化外之地，在兒孫的陪伴下，在“和陶詩”中慢慢老去，蘇東坡這樣的想法隻實現了兩個月，一紙谪令又讓他夢寐以求的家園白鶴峰随風而逝，三年朝夕相守滋生的“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的情感，抵不過宿命的追殺令。

等待蘇東坡的下一個“家”，又在何處呢？

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複西

蘇東坡的故鄉在儋州。

在仕途的最後一站，被貶到天涯海角的海南，本是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的凄涼境地。但三年後，樂觀曠達的蘇東坡早已和生活和解，和周邊純樸的黎民打成一片，融為一體，寫下了“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裡真吾鄉”的詩句。

和在惠州的情況差不多，蘇東坡初到儋州，一樣受到當地政府官員冒着風險的破例關照，得以在官舍落腳，但随着朝廷按察官員的到來，他也隻好被逐出官舍，朝廷還專門下诏，處理了一批善待蘇東坡的地方官員，其情之慘，如東坡自己的詩所述：“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意思是說，以前所安的“家”都一一被作廢了，現在又要遭到驅逐出官舍的待遇。想想也真夠郁悶的。

宋代的地方官員是三年一個任期，任期滿後就要考核，根據考核結果而變動到不同的地方，因此，無論是正常宦遊官員，還是貶谪的官員，在一個地方待很久的可能性都不大，尤其是貶谪中的官員，多是賃屋而居，不會想到去興房置業。但蘇東坡卻不走尋常路，每到一個地方，他隻要接受了當地的人文風物，就想在那裡造屋結舍，營造有房有人的“家”。如果說“随遇而安”是蘇東坡樂天知命的外殼，實際上在骨子裡，他是一個對“家”十分眷戀的傳統士人。

蘇東坡儋州的家是什麼樣子呢？其實也不過是在幾個黎族朋友和學生幫忙之下，在儋州城南一片桄榔林下興建的幾間土房，在詩中，他這樣形容自己那小得可憐又不好找的家：“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複西。”蘇東坡以四海為家的心态，走到哪裡，就把“家”帶到哪裡，安到哪裡，融入到哪裡，于是山河大地處處是他的家，盡管每個地方他都是匆匆的過客。且看他在詩中如何诠釋自己對“家”的理解：“不用長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孫……此生念念随泡影，莫認家山作本無。”意思是說，不要隻把眉州故鄉當作“家”，我們應該學習植物那種繁衍子孫的能力，不必因偏處貶谪就天天看着明月發愁，人生到處都可以安“家”，可以繁衍子孫。

當蘇東坡接到朝廷北歸的诏令離開海南時，戀戀不舍的心情油然而生，土著朋友黎子雲等人紛紛前來餞行，蘇東坡睹人思情，寫下的《别海南黎民表》卻是這樣一種節奏，“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原本是咀嚼貶谪痛苦的傷心之地，因為超然的處世态度，樂觀曠達的情懷，最終卻成為臨别依戀的熱土。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

蘇東坡的故鄉在眉州。

梳理蘇東坡的一生，我們發現有三個地方最關鍵：一是達成他文學創作巅峰、由蘇轼變成蘇東坡的黃州，二是心靈最終栖息地常州，三就是生他養他的故鄉眉州。

蘇東坡從21歲離鄉到去世，除兩次短暫的奔喪、扶喪，為父母守靈盡孝外，一直作客他鄉，再也沒有回過眉州老家，從離開故鄉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一隻“不系之舟”。但蘇東坡強烈的懷鄉之情，卻是千載之下難有的：縱向來看，從第一次出仕陝西鳳翔，就有着懷土思歸的情緒，仕途中他鄉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會激發他的思鄉之情，仕途不順暢時的疲憊感懷，都與歸鄉有關；橫向來看，無論身處何地，蘇東坡隻要碰到與故園相關的人或物：接到一封家書、遇到一個故人、遇見到家鄉做官的官員，都會激發他的思鄉之情，甚至夢裡心心念念的，都是故園故土。從時間與空間的角度綜合來看，說蘇東坡是中國最傑出的鄉戀詩人，也許一點也不為過。

雖然對故鄉的思念刻骨銘心，雖然老蘇墓旁也曾為兄弟二人預留了墓地，雖然愛妻王弗的“千裡孤墳”等待他回去一訴衷腸，雖然與兄弟蘇轍、夫人王閏之有過還鄉的種種籌劃，但塵世的種種羁絆與無奈，使“終不能歸”成為個人的曆史宿命。這裡，我們要探索的是，包裹在蘇東坡強烈的思鄉之情、還鄉外衣下的實質是什麼？

故鄉及其風土人情，往往深植于作家的意識乃至潛意識裡，并且成為其永遠擺脫不了的文學原型意象。這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比比皆是，魯迅的紹興、莫言的高密、福克納的奧克斯福，莫不如此。一個人的性格、愛好、志趣的形成，往往與早年生活的環境、經曆有極大的關系，故鄉美麗的自然風光、獨特的風土人情、青少年時期留下的美好記憶、對親戚故舊的牽挂，這些豐富的寶藏，既是蘇東坡對家鄉永恒的記憶，又是其詩文創作的無盡源頭。對故鄉的追懷，實質上是對已逝時光的追懷，對生命的留戀，對單純、本真的渴求。對故鄉、親人、鄰裡的懷念，實質是渴望返璞歸真過儉樸的生活：“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對于生他養他的出生地、成長地，蘇東坡有着濃厚的思鄉情結，他對家的指向多姿多彩：劍外之地、岷峨之間、蜀江之上、江水發源之地等，無論是秀美的峨眉、青城、嘉陵、岷江等山川，還是海棠、松杉等花草植物，都是他信手拈來吟誦家鄉的風物。無論是“君是南山遺愛守，我為劍外思歸客”“卻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的思念，還是“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的吟唱，都是對出生坐标地眉山的深情回望。

故鄉對于蘇東坡，就像當初離開時栽種的荔枝樹，年年等他回家，“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發白，猶作江南未歸客。”但蘇東坡的回家與歸隐，都停留在詩行，人世的各種羁絆使得他的願望與行動并不能一緻，對故鄉眉山總有一種時空阻隔、凄然遙望的痛苦感覺。濃厚的故鄉情結，化作他鄉遇故人“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的驚喜訴說，化作在他鄉與故鄉同道中人“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的唏噓感慨，化在眉州太守請他為家鄉高樓吟詠《眉州遠景樓記》的縷縷情絲之中。

……

一路走來，走走停停。到底是黃州的定惠院、臨臯亭、東坡雪堂，還是惠州的合江樓、嘉祐寺、百鶴峰，到底是儋州的桄榔庵、常州的“黃葉村”，還是眉州的“紗縠巷”，哪一個才是蘇東坡的歸宿？哪一個才是他故鄉的家園？我苦苦尋覓，終不能得。

為什麼蘇東坡在他人生最失意的黃州、惠州、儋州，會把異鄉故鄉化、異鄉“前生化”？也許這就是蘇東坡作為生活大師，不同于我們尋常人之處。他通過在宗教中吸提精神力量，打通儒道釋，吸取了佛道兩家随緣自适、人生如寄的思想；通過與朋友交往傾訴尋找感情出口，排解内心堆積的郁結；通過著書立說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在自我價值肯定中獲得内心的認可；通過以邊緣力量幹預社會事務，獲得儒者内心渴望的社會價值……用内心和個體的強大，對抗政治上的打擊帶來命運的沉淪。由此，他總是會在最短的時間，适應被貶之地、融入被貶之地，進而成為被貶之地的精神旗幟，然後将努力發現的異鄉優點，放大成快樂元素的源泉，從而在遷流不定的生命苦旅中，不僅樂觀地活下去，還活出了人生最後的精彩。

故鄉永遠是背井離鄉的人在懷念。與當今世界一些人喟歎“誰的故鄉不淪陷”“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的悲觀不一樣，蘇東坡既有地理生養所的故鄉，又有宗族結聚地的故鄉，更有文化心理生活區的故鄉。他的故鄉既在他作太守的密州、徐州、杭州等八個州，也在他遭貶的黃州、惠州、儋州，既在他仕途起步的陝西鳳翔，也在他一考驚天下的京城。甚至，還在他鄉遇故知的驚喜、午夜夢回的思念之中。也許，他的故鄉在廟堂之上與廟堂之外的廣闊世界，在大宋的每一寸去過或沒去過的“大地”之上，在他真實恬淡的心靈之中。

（作者為成都青羊區作協副主席）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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