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獻禮片的國慶節，電影市場的拼殺似乎顯得公平了許多。可是，為票房試水的點映，是用大數據拼湊出國慶檔的排片高低。一邊是魔幻，一邊是喜劇，娛樂精神不足的警匪片《解救吾先生》隻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從上映之初排片低到排片逐日攀升，《解救吾先生》依靠良好的口碑打赢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這是整個中國電影市場的勝利。中國龐大的觀影群體開始學着不再任人宰割，依靠自己的價值判斷和手中的電影票來選擇該看什麼樣的電影。

下面言歸正傳。

不得不承認，真實的故事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大衆緣。曾經，張愛玲在某篇小說自序中就說過：“我告訴别人一個故事的輪廓，人家聽不出好處來，我總是辯護似的加上一句：“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價百倍。”導演丁晟雖然有了搶眼的真實題材，但是仍舊面臨着一個頭疼的問題：故事該從哪講，才更精彩？要知道，鐘愛于手持攝像的丁晟，再加上故事70%的真實度，以及風格淩厲的剪輯方式，稍有不慎就會把警匪電影拍成紀實新聞。導演丁晟在影片開始之初就讓綁匪頭子華子重複地說出那句：你們是怎麼抓住我的？這句話為整個電影選擇了一個恰到好處的分界線，也讓觀衆帶着“如何抓”的疑問體驗了一場精彩的貓鼠大戰。

在這場警匪智鬥、成功營救人質的電影中，導演丁晟精心設計三段人物臆想，分别是“吾先生奪槍”、“綁匪搶金庫”、“抓捕華子失敗”，除了增添影片的商業氣息之外，值得稱贊的是，在視聽語言表達上，導演巧妙地運用升格鏡頭劃清了幻想與現實世界的界限。可是，影片的失誤之處在“成功營救人質”這一段，同樣也運用了升格鏡頭，導演對營救結果是不是另有深意，不得而知，但在這個地方運用升格鏡頭，難免讓影片留下疑問：人質真的被救出了嗎？但是，這種充分利用電影語言來說話，打破時間和空間的架構設計，多條線索并駕齊驅的叙述方式已經值得中國大多數電影去學習和借鑒了。

随着故事步步為營的鋪開，影片中許多角色形象逐漸豐滿。狡猾殘忍的華子、沉着冷靜的吾先生、勇猛剛毅的邢峰、各懷鬼胎的綁匪等等，他們拼湊出一個完整的“明星綁架案”。在主線營救人質之外，影片中“孔老二被撕票”的副線故事更值得深思。孔老大決定隻交贖金換回弟弟，讓警察邢峰不要插手此事，甚至質問邢峰：“你能保證我弟弟活着回來嗎？”影片通過孔老二與邢峰簡短的對話，折射出現實生活中警民間的不信任，正是這種隔閡與代溝不僅讓悲劇一次次在現實上演，而且在綁架案中，也把警察從救贖者的位置拉下馬。正如影片中“坐出租車撕個票”的隐喻一樣，綁架案中“交錢撕票”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試想，那些被綁匪華子拿了贖金又殘忍殺害的人質又何止孔老二一人呢？出錢贖人還是與警方合作，生死關頭，哪種方式最安全，最值得托付？不可回避擺在所有人面前。

當年的綁架案告破，歡呼雀躍的喧鬧聲中，那些受害人家屬已經失聲，媒體也再沒有關注過他們？11年過去了，他們又是怎麼熬過來的呢？曾經曆過那場劫難的吳若甫在綁架案之後，幾乎退出影壇，明星的光環逐漸褪去。但他心裡的那根刺有沒有真正的剔除？沒人知道。在影片中，導演丁晟沒有讓吳若甫扮演自己，而是讓他飾演警察曹隊，其實，這是影片給吳若甫療傷的機會。當營救人質的最後關頭，吳若甫說他要第一個進去。綁匪頭子華子說“我兄弟的槍都是上過膛的，第一個進去的人會被爆頭。”吳若甫微笑說了一聲：“謝謝。”這簡短的兩個字不僅包含了吳若甫是對刑警隊長曹志剛的緻敬，更是讓他自己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自我救贖。

吳若甫曾經談起，當時，他在幾十平米的小屋，煎熬的22個小時裡，他曾經為了安慰精神頻臨崩潰的另一名人質小杜（影片中叫小窦）唱起了《小醜》，而這首歌也讓絕望的自己保持住了一份男人的尊嚴。這段勇敢的故事後來改編到電影裡，除了直戳人性軟肋的情節外，還被很多人賦予了向諾蘭緻敬的深層次文化意義。不過，緻敬不敢說，但是在綁匪華子身上多少能夠見到小醜的影子，比如對他們命運不公的控訴。影片中透過綁匪華子和人質吾先生在出租屋裡關于人命的推理争論，讓人不禁想到，整個社會并沒為罪犯打開一盞改過自新的窗戶，那些苦于沒有出路的罪犯，最後隻能反咬社會一口。就在勞改期間，華子因為表現好而獲得減刑，影片通過展現這一細節，更深層地暗喻了人類社會的監獄改造，不過是形式的幌子。

燈火通明的北京夜景，沉悶而壓抑，身處暗夜之中的華子始終弄不清人為什麼生來平等，卻命運不同？這也是導演丁晟向觀衆提出終極拷問。雖然影片從多個角度為這個生命哲學注解，但最終還是留給觀衆一個開放式的回答。答案像樸樹唱的那樣：“人如鴻毛，命若野草。”也像影片中多次出現的“蘋果”，是平安的祝福，也是死亡的墓碑。當華燈升起，大幕落下，“人命不同”的真相哪個離你更近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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