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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索引

（2021）最高法民申6983号，重慶國際貿易集團有限公司、四川天府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民事申請再審審查民事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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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當事人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重慶國際貿易集團有限公司。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四川天府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二審被上訴人（一審被告）：成都博大陽光商貿有限公司。

二審被上訴人（一審被告）：青島盛泰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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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國際公司申請再審主要事實和理由：

一、二審判決超越天府銀行的訴訟請求，顯屬錯誤。

二、天府銀行未證明其對博大公司享有的主債權屬于被擔保的範圍，一、二審判決對此亦未查明，系事實認定不清。

三、天府銀行登記的質押合同并非最終有效的質押合同，案涉質權并未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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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最高法院認為，國際公司的再審申請理由不成立，具體分析如下：

關于案涉質權是否有效設立的問題。

首先，根據《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17〕第3号）第二條第一款“本辦法所稱應收賬款是指權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貨物、服務或設施而獲得的要求義務人付款的權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請求權，包括現有的和未來的金錢債權，但不包括因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而産生的付款請求權，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轉讓的付款請求權。”的規定，可以明确應收賬款包括現有的和未來的金錢債權。

具體到本案，天府銀行辦理質押登記的《最高額質押合同》中明确約定博大公司與國際公司簽訂的編号為XX-2018-XX-2長期供貨協議項下對應逐筆購銷合同産生的未來應收賬款，為其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21年12月17日在天府銀行處辦理的各類業務，實際形成的債務的最高約折合人民币48000萬提供質押擔保。即案涉質權的客體為“逐筆購銷合同産生的未來應收賬款”，且根據原審查明的事實，國際公司與博大公司分别簽訂四份購銷合同，并已産生應收賬款。故國際公司稱《長期供貨協議》系預約合同，質押登記時該合同項下未産生應收賬款，故質權不成立的主張是錯誤的。

其次，雖然天府銀行于2019年12月18日與博大公司簽訂7111号《專用質押合同》，但其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辦理的質押登記的合同為《最高額質押合同》，不存在7111号《專用質押合同》取代《最高額質押合同》的情形，而是二者互為補充。從該兩份合同的内容來看，約定的主合同、出質标的信息均一緻，但約定的擔保範圍不同。即便如此，上述兩份合同約定擔保的最高額本息分别為4.8億元和4億元，無論以哪一份合同的最高債權額限度為準，均高于本案應收賬款價值，不影響本案的處理結果，且7111号《專用質押合同》在質押登記中的質押财産描述欄中出現，以明确質押的應收賬款範圍。

再次，天府銀行對于博大公司與國際公司就四份購銷合同又分别簽訂四份專用質押合同，并明确該四份購銷合同歸屬《長期供貨協議》項下，其本意是該四份購銷合同産生的應收賬款均歸屬于《最高額質押合同》項下，未超出原質押登記的範圍，故天府銀行未就該四份《專用質押合同》辦理質押登記，不影響質押已成立的事實。

最後，國際公司稱其與博大公司簽訂的四份購銷合同系委托進口貨物合同關系，不屬于《長期供貨協議》項下的合同，但其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雖然國際公司在申請再審期間提交了其與博大公司于2019年2月11日簽訂的《補充協議》，但該協議的主要内容為博大公司依據國際公司的要求向指定供應商購買貨物，系對0211号《銷售合同》貨物要求的補充，而非委托博大公司進口貨物，故對于國際公司的該項主張不予采信。據此，二審判決認定天府銀行的質權成立，并無不當。

關于天府銀行對博大公司享有的主債權是否需要經實體審理的問題。

首先，本案在一、二審法院審理過程中，博大公司、國際公司及盛泰豐公司均未就天府銀行對博大公司享有的主債權提出異議，且博大公司在成都中院（2019）川01執2739号執行案件工作筆錄中亦對主債權金額予以确認。雖然天府銀行申請執行所依據的230号執行證書已被裁定駁回執行申請，但并未否定230号執行證書所記載的債權情況，230号執行證書不具備執行效力，但證據效力依然存在。

其次，二審判決已查明天府銀行為博大公司四筆進口信用證實際墊款，天府銀行的實際墊款時間均在一審受理之前，墊款金額均足以覆蓋案涉四份購銷合同的應收賬款，故二審判決已查明主債權的情況，并據此做出判決并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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