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在改造“倒脫靴”的舊屋時，工人用錘子把王平四十多年前的一個舊木櫃敲碎了。那些碎木屑遂連同着往昔歲月，灰飛煙滅。

慶幸的是，他此前還是打撈出了一些往事，并寫出了一本書。

2021年底，王平的作品《倒脫靴故事》出版，它記錄了長沙的一條老街巷“倒脫靴”的市井百态和曆史變遷。豆瓣上，這本書的評分曾達到9.1。有網友留言，書中“親切的方言，熟悉的地名，消逝的老街巷”讓他們看見了父輩們的長沙老城，“那些鮮活的記憶”。

《倒脫靴故事》書封

而對于王平來說，倒脫靴裡有他的半輩子。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他，四五歲就跟着父母搬進“倒脫靴”，期間“隻上過小學和大學”——在動蕩中他的學業中斷，成了一名街道工廠工人，十八年間，整天跟車床、鉗桌、扳手、起子打交道。

從倒脫靴出發，他後來通過寫作，離開了街道工廠，成為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書屋》雜志的創始人之一，把曆史記錄在紙上。

如今，退休了的王平，在倒脫靴仍有一套小房子。老街巷裡的舊公館在20年前拆遷了，原地重蓋了四層居民樓，王平買下了其中一戶，給母親住。

“夢留老巷，雕刻時光，雜拌文史，兼備雅俗。看似閑坐十八扯，卻是哭歌相隐的一冊清明上河圖。”作家韓少功推薦這本書時說。而王平總覺得恍惚，那些房東、長輩、友人的歡笑與悲傷，他們的遭際與命運，他已經分不清是真實還是想象，也許交織在了一起。

2011年，王平退休後，除了看書、寫作，還喜歡跟人聊天、喝酒、攝影……有人羨慕他快活、自在。他回應說，人生哪有真正的自在與輕松？我不過是習慣在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罷了。

【以下是王平的講述】

“倒脫靴”10号與祖父

我四五歲時，父母帶着我們一家人搬進了“倒脫靴”10号公館。

這條古老街巷離南門口不遠，鬧中取靜。地名古怪，雖有所謂傳說，但畢竟荒謬。

巷子的建築比周邊街巷的好一點，公館居多，有來曆的人家也不少。10号公館是一棟紅磚房子，坐北朝南，院子裡有一顆玉蘭樹，每到春天，白色的玉蘭花落滿台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王平攝于倒脫靴十号老屋的曬樓上，背景為玉蘭花樹。

但因為經濟困難，我們一家七口人，隻租了“倒脫靴”10号的一間卧室和一個廚房。卧室很大，約二十幾平米，棕色的地闆，白色牆壁，窗戶開闊，天花闆中間還有浮雕。家裡人口多，雖然擺了兩張床，每睌睡覺還要搭臨時鋪。

小的時候，母親常讓我折幾朵花苞，插在家裡一隻通體深褐、貌似黑陶的短頸圓肚花瓶内。不到半天，碩大如飯碗的花便潔白地盛開了，滿屋子的幽香。

而那隻花瓶，還是祖父從日本留學時帶回來的。

祖父叫王時澤，1882年出生，晚年跟我們一起住在“倒脫靴”10号公館。那時候，我還很小，記憶中，不時有人來家裡拜訪祖父，像黃興的兒子，以及湖南文史館任職的毛居青等。

在我們家族裡，祖父算得上是一個“名人”。他1902年秋考入善化學堂（善化縣于1912年并入長沙），後因言論偏激，于第二年冬被校方除名。1904年春天，祖父赴日本留學，彼時尚還未滿十八歲。

在日本留學期間，祖父結識了秋瑾。兩人意氣相投，成為至交，并以姐弟相稱。但我覺得他最厲害的是，1905年的夏天，19歲的祖父回國省親，居然說服了曾祖父、曾祖母及他的哥哥一起去日本留學。

曾祖父因不适應，很快回國，但曾祖母就讀于東京青山實踐女校附設的師範班，跟秋瑾同居一室，那時她已四十三歲。

祖父王時澤留日時的照片。1904年攝于橫須賀海軍炮術學校，其時尚未滿十八歲，乃“航海救國論者”。

1911年，26歲的祖父回國，在上海策動了海軍艦隊的起義。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起，祖父任青島海軍學校校長，後擔任青島市公安局局長。1936年11月，因招緻日方不滿，祖父被迫辭掉公安局長職務。但一直到1940年，他才真正脫離政界，攜全家避居湖南省湘西邊城鳳凰。

解放後，祖父被聘為湖南省文史館館員。

因為年紀太小，祖父在世時，我沒能去了解他的經曆，理解他的人生。多年後，有一次在網上浏覽，無意中發現祖父一張年輕時的照片在網上拍賣，吃了一驚。那張照片我從未見過，祖父全身戎裝，理着平頭，留八字胡，目光威嚴。兩側還有他的親筆題字：安德河先生惠存，王時澤敬贈。攝于青島，并蓋了一方印章。

我把照片拷貝了下來，打電話詢問北京的表哥陳漱渝知不知道安德河。表哥大我十歲，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曾寫過多篇有關祖父的文章。他告訴我，安德河是德國人，是當年祖父為青島市公安局聘請的警犬教練。

祖父去世時，我十歲左右。至今記得，他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寫東西，手有些發抖，鋼筆尖将紙戳破了。祖父用剪刀在另紙上剪下一小塊，用糨糊仔細糊在那個戳破的地方。不料身體突然一歪，從藤椅上滑到地下，當即不省人事。

那是1962年正月初九清晨，因突發腦溢血，祖父在“倒脫靴”10号公館逝世。

“一粒米到底有多重”

祖父的故事，我寫在了《倒脫靴故事》的書裡。

進入出版社後，我幾乎停頓了寫作，可能是做編輯後，看别人的文章多了，自己寫得就少了。而且很多東西必須經過時間的淘洗和沉澱，才能寫得出來。

直到2016年，我開始寫《倒脫靴故事》。這本書中的很多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曆經半個多世紀的曆史變遷，它們自然而然地躍于紙上，變得鮮活、生動起來。但我又經常懷疑它的真實性。因為人的記憶并不靠譜，很多時候是記憶和想象的交織。

比如，書中最後一篇文章，寫我小學的故事和經曆。

小的時候，我身體不好，在學校經常受人欺負。我們班上有一個頭霸王經常欺負我。有一次，頭霸王突然走到我前面，掐住我的脖子，用力往後壓。我當時正在寫作業，拿着蘸水筆就對他臉上砸了過去。那家夥很靈活，一閃，蘸水筆把他耳朵鑿了個洞。

幾十年過去了，我已分不清這是真實還是想象。直到一次聚會，一位同學跟長大後的頭霸王說：“你記不記得，有一次你欺負王平，王平用筆砸了你耳朵一個洞。”大家湊過去一看，他耳朵下方果真還有一個藍色的小點點。

小學六年級時，我查出患骨結核，開始變得自卑而孤獨。那時候，我身高不到一米三，體重隻有六十幾斤。

骨結核并不非不治之症，但可能會導緻癱瘓，或者需要截肢。我在醫院做了三次手術，醫生用鑿子把骨頭上的結核病竈刮掉。

手術過程，僅打了腰部麻藥，但我幾乎都是清醒的。那種刺骨、鑽心的痛，讓我整個人都麻木了。不過還算堅強，沒有哭鬧。三次手術，有一次失敗了，前後加起來住院大半年。

回家後，我腹部以下打了石膏，不能站立、蹲坐，隻能平躺在床上，像一具木乃伊。

那一段時間，我每天躺在床上看書、睡覺，醒來又看書。我記得，看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說了一句：這樣的書我也寫得出來。

拆掉石膏後，經過大約一年時間的休息和康複訓練，身體才慢慢恢複正常。

兩年後，我去中學報名，校方說我的學籍沒有保留，沒有資格入學。從此失學。

此後，我經常給街道上的泥木工打下手，去火車南站推闆車，藉此掙點小錢，也算鍛煉身體。喜歡一個人坐在家門口的麻石台階上發呆，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幹什麼。

以前，父親在工廠上班，一個星期回來一次，每月工資五十幾塊錢。除了給家裡的生活費，他自己會留幾塊錢抽煙、喝酒。年輕的時候他過了一段時間的優越生活，上過大學，會唱英文歌、吹口琴，寫得一手漂亮的字。

父母于1937年在青島結婚。

但父親一輩子不得志，晚年大部分時間一個人躲在房間喝酒。

他是統計學專業的學生，對數字有種天生的熱愛。哪怕後來潦倒不堪，仍喜次記賬。他的賬簿裡，金額最少為一分錢（兩擔自來水），次之兩分錢（一盒火柴），最多至五十四塊五（每月工資）。每次買回一盒火柴，他必定要數火柴根數，并記在賬本上備注：上次一盒總計九十五根，此次一盒總計九十一根，少四根也。

上世紀六十年代，父親制定了一家人用糧計劃安排表，将全家每人每日安排的用糧數精确到兩、錢、分、厘、毫，比如我二哥每日的平均用糧數為13.9354兩。

1961年苦日子時期，父親為家庭成員手繪的用糧計劃安排表。每人每天口糧之計量單位細分至“兩、錢、分、厘、毫”。

所以那時候我好奇地問過父親，一粒米到底有多重？

父親似有些難堪，但也告訴了我一種方法：先數出一百粒米或者一千粒米，稱出它們的重量，再除以一百或者一千。我至今也沒有算過。

五十年一覺文學夢

十九歲時，我認識了五十多歲的詩人彭燕郊，并和他成為了忘年之交。

那時候，彭燕郊在長沙北區閥門廠做油漆工。我去工廠找他，他把手套脫了，我們偷偷地聊小說、詩歌，以及夢想。有的時候，我去他湖南省博物館的家（他妻子在湖南省博物館上班），一聊好幾個小時，偶爾也在他家裡吃飯。

我在他家用手搖唱機聽黑膠唱片，讀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以及美國“嚎叫派”詩歌，欣賞俄羅斯的繪畫作品……盡管多是從畫報上剪下來的，但我依然覺得很新鮮。

每天，彭燕郊從家裡到工廠上班，坐公共汽車要經過南門口。隔一段時間，他會在南門口下車，走到“倒脫靴”10号公館，給我送來新書，并把之前借給我的舊書拿回去, 恍若地下工作者交換情報。

那個年代，我的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下鄉當了知青。因為身體不好，我留在長沙。一開始，我進了長沙機床廠，成為了一名合同工，負責起吊機床部件，幾乎沒有技術含量。對于我來說，彭燕郊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書本，更是對未來的希望。1978年，恢複高考後，很多知青參加高考，考上了大學。我隻有小學畢業，沒有辦法參加高考，于是一個人偷偷地寫作。寫的多數是那些困惑、悲傷的生活。

1979年。我的小說處女作發表了，拿到30塊錢的稿費。

此後陸陸續續發表了一些小說。借用汪曾祺先生的話解嘲：雖好，卻少。

有一回，彭燕郊去“倒脫靴”找我，正好我不在家，他給我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這幾天，我們都在讀你的小說，讀得津津有味。哈哈，王平這個鬼東西！這就是我的文學評論了。”這個紙條我保留至今。

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的生活依舊閉塞，但因為讀了一些書，對現實生活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至今還記得，當時讀狄更斯的《雙城記》，看到一句“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時，不免深有感慨。

那時候，哥哥姐姐都搬離了“倒脫靴”，家裡隻剩爸媽、我和妻子。我于1982年結婚，爸媽住北邊的大房子，我和妻子住先前祖父、姑媽住的房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王平與妻子攝于長沙城南天心閣。他工作的街道機械廠即位于天心閣的舊城牆下。

婚房是我們自己布置的。我買來沙發布，找來木材，打好沙發架，把鋼絲繞成塔狀的彈簧，然後淬火，變硬，填充竹絨，蓋上沙發布，這樣就做好了一個沙發。好朋友還幫我們打了一房家具，床鋪、櫃子皆為“趴腿”，這在當時是很時髦的。

不久，我結識了何立偉、殘雪等幾個搞文學的同齡人。我們經常一起玩，大談其文學。目中有人，也目中無人。在我家聚得最多，也去殘雪家玩。

那時殘雪在家裡做裁縫，寫了一個中篇《黃泥街》，是她的處女作，拿給我們看。作品中那個變形、荒誕、像夢一樣的世界，給了我們極大的震撼，但很難透徹地理解。殘雪平時很少聊文學。她喜歡跟我妻子聊生活、聊家常，比如做衣服，從布料、裁剪，到成衣，可以聊很久。

有一次，殘雪給我們幾個每人做了一套獵裝，那種有口袋的西裝，帥氣又時髦。那是1985年的秋天，我們穿着一模一樣的灰色獵裝，每人騎一部破自行車，在長沙城走街串巷，你到我家玩，我到你家玩。

那個年代永遠過去了，回想起來還是蠻有幾分溫馨。

很早開始，我就覺得自己不會一輩子待在工廠。一直到1987年，在工廠待了十幾年後，我才真正有機會離開。

當時，省內正在挑選若幹青年作家，組團去北京參加第二屆青年文學代表大會。我根本沒想過自己也能去參加。但有一天卻收到了參會通知。我大吃一驚，後來才知道，是省作協會副主席譚談在推選代表時上幫我講了話。

譚談從未跟我說過此事，以後我也沒有當面感謝過他，但我内心一直很感激他。

當年，湖南去北京參加大會的有十幾個年輕人，“文學湘軍”的稱号就從那時得來。其中不少人都獲過全國小說獎。

會後回來不久，中國作家協會來了通知，推薦我去武漢大學上“作家班”，但要通過武漢大學的入學考試。那是1987年，經過幾周的惡補，我考入武漢大學第二屆“作家班”。

兩年後，我從武漢大學“作家班”畢業，進入了湖南文藝出版社。

黃連樹下彈琴

進入湖南文藝出版社時，我已經38歲了。但我還是喜歡做編輯，策劃、主編過幾套還過得去的書。

幾十年過去，老家倒脫靴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每家每戶的私廁被封，在街巷附近修建了公廁；原來家家戶戶都有水井，後來自來水管接到家門口，繼而又接進了家裡；水井便無聲無息地廢了。而居住在公館裡的人家，更是換了一波又一波。

1992年，父親在“倒脫靴”10号公館病逝。不久，我和妻子也搬離了“倒脫靴”，住進了單位分的房子裡。母親不願意離開，一個人留在老公館，我們不時回去看望她。直至2000年，政府拆掉了巷子裡的幾棟老公館，蓋了兩棟四層居民樓。

居民樓修建好後，我買下了底層朝南的一套房，七十幾平米，有獨立的洗手間、廚房，以及兩個小房間。相比老舊的公館，新房住起來更方便。母親很高興，八十多歲的她在家裡種起了花，一百多盆，綠藤爬滿了四層樓的牆壁。

我在“倒脫靴”生活了三十多年，這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我都很熟悉，這裡留有我的少年時光、青春往事。

1995年調至《書屋》以後，我結識了锺叔河先生。後來又是樓上樓下的鄰居，與他成了忘年交。他給了我很大的影響和幫助。尤其因為都有在底層生活、工作過多年經曆，彼此在很多方面也有共同的領悟和感受。我協助他編了多本與他有關的書籍，也有幸成為十卷本《锺叔河集》的特邀編輯。

锺叔河先生為《倒脫靴故事》題記。

退休以後，我經常跟朋友聊天、喝酒，拍照，也打打牌。但我技術不好，且不計較輸赢。有牌友看我技術差，開玩笑說：“王老師，你這樣的牌技，怎麼能進入社會呢？”我隻能自我解嘲：“我根本沒打算到社會上去玩牌，隻跟你們幾個人玩玩而已。”

有人羨慕我過得放松、自在。其實我不過是習慣在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罷了。

《倒脫靴故事》出版後，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鳴。幾個月前，兩個小姑娘聯系到我，說看了我的書，很喜歡。想租用我“倒脫靴”的那套房子做藝術工作室，還打算做個銘牌，就叫“倒脫靴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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