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秦的了解也多限于寥寥的“商鞅變法”、“焚書坑儒”、“孟姜女哭長城”等曆史片斷。

但曾經有這麼一個時代，秦國陷入四面楚歌之絕境，辎重耗盡，兵源匮乏，國力虛弱。而六國虎視眈眈，時刻準備分秦。

當一心要富國強秦的年輕君主赢渠梁，遇上誓要一展抱負的法家士子商鞅，一幕改變秦國、甚至影響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的曆史上演了。

孝公張榜招賢士，商鞅入秦展雄才

商鞅，本姓衛，因是衛國皇室之後，又稱公孫鞅。後因變法有功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才被稱為“商鞅”、“商君”。

商鞅自幼研讀法家刑名之學，學成之後，來到當時的強國魏國，試圖大展雄才。魏國丞相公叔痤很賞識他，任命他為自己的家臣。但還沒有來得及向魏惠王薦舉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

這時，魏惠王來探病，問：你一旦過世，誰可以當丞相?公叔痤就說：“我的門客公孫鞅雖然年少，卻是一個奇才，我死之後，大王可以讓他擔任丞相，魏國必然大治。”

魏惠王聽後不以為然，所以含糊其詞。公叔痤看出魏惠王決不會重用商鞅，于是屏退左右說：“如果大王不用公孫鞅，就殺了他，不要讓他被别國所用，以威脅魏國。”

這大概算是戰國時代的“人才觀”——要麼重用你，要麼殺了你。魏王許諾而去，一出門就說：“公叔看來是病糊塗了，竟讓我把國政委任給一個年輕小子，太荒謬了。”

魏王走後，公叔痤招來商鞅，實情以告，勸他趕快逃命。商鞅膽識确實不尋常，他沉着地說：“大王不能聽你之言重用我，又怎麼會聽你之言殺我呢?”

事實證明，商鞅是正确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沒有殺他——他根本沒有把商鞅當成一個人物。

此時，地處西部邊陲的秦國，國勢日衰，民生緊迫，士無鬥志。剛剛繼位、年僅21歲的秦孝公，面對咄咄逼人的六國，憤然說道：“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他張榜招賢，“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強秦的決心溢于言表。

壯志未酬的商鞅，終于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

第一次，商鞅對秦孝公大講“帝道”，勸他要“順天而成”，秦孝公幾度瞌睡，責備景監竟推薦這樣的“妄人”;五天後，商鞅又向孝公推銷“王道”，類似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他依然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極力宣揚“霸道”，終于合了秦孝公急于富國強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國變法談何容易，因為祖宗之法不可變，變法就是跟列祖列宗過不去。于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龍、杜摯與商鞅當場辯論。

商鞅面對責難，慷慨陳詞：禮制、法度都是因時而定，政令要符合實際需要。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打破古人的條條框框。既然曆史已經證明了，不法古的湯武能成就大業，而不改變禮法的夏商卻滅亡了，那麼變法也就沒條件可講了。

在論辯中大獲全勝的商鞅被任命為左庶長，一場壯懷激烈的變法就此展開。

劓太傅動用酷刑，行新法秦國大治。

商鞅拿出了最現實又最速效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農戰”二字，并以國家意志來強力推行，手段之強硬、态度之堅決，亘古未見。

司馬遷将商鞅變法的内容概括為：“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具體如下：廢除井田制，準許買賣土地，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取消貴族特權，廢除“刑不上大夫”;獎勵軍功，即使是奴隸也可以因軍功恢複自由身，而貴族沒有軍功者不授爵位;厚賞重刑，建立連坐制度，對耕織、作戰、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賞，對那些私相鬥毆者、不積極外戰者、懶惰貧窮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富國強兵、稱霸天下。

但如何讓新法得以推行呢?為了表示變法的決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來試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傳遞了一個信号：推行新政，賞必重賞，罰必重罰，态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經頒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頑固抵制，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來樹立威嚴。

太子觸犯新法後，因是國家儲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一個處以刖刑(砍腳)，一個處以黥刑(在臉上刻字塗墨)。新法實行四年後，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于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鬥，鄉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又改口說變法的好話，這等于是向商鞅認錯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将這些人全部發配遠方，從此以後，秦國再沒人敢批評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遭車裂作法自斃

商鞅的變法使秦國從一個貧弱偏僻的二流國家，一躍成為強國，卻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他重新确立的等級制度，使大量靠世襲、資曆、行賄等途徑成為貴族的人失去特權。

而新法中最讓人争議的就是“連坐法”。這種制度是建立戶籍制，把百姓置于國家的嚴密監視之下，并使他們互相監視、監督。告發奸人，予以重賞;隐情不報，予以重罰;藏匿奸人，刑罰更重。在同一個社會組織裡，一人有罪，則人人受刑，甚至株連三族。至于酷刑，什麼腰斬、鑿頂、抽肋、鍋烹，哪一樣都讓人心驚膽戰。

商鞅實際上把“告密”行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處處都有監視的眼睛，結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

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無條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後，已經醞釀了20年的風暴驟然來臨。

對商鞅恨之入骨的貴族們乘機告發商鞅謀反，失去後台老闆的商鞅逃到了函谷關，想住客店卻沒有證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要受連坐之罪！

商鞅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無路，隻好回到封地，倉促地組織了一支人馬，起兵造反。戰敗後，秦惠文王對他實行了嚴酷的車裂之刑，告誡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數英雄論成敗，古今誰能說明白

變法是使秦國富國強民的良藥，也是商鞅給自己釀的苦酒，他的悲劇充滿了曆史的宿命。

商鞅執掌秦國朝政19年，才有了繁華富庶、氣勢如虹的強秦;才有了始皇帝“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統一大業;才有了曆代王朝沿用的秦漢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國傳統。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維護了變法的尊嚴。

後人對商鞅的評價，褒貶不一，争論不休。司馬遷在《史記》中将商鞅的嚴刑峻法歸結為他的“天資刻薄”，這也成為後世評價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據。即便國富民強，試問又有誰願意生活在那樣的制度中呢?

但也有人認為，商鞅之法，實為戰争時期的非常之法。當時的秦國，民風強悍尚武，私鬥濫刑，不知畏懼，欲使民畏法，輕罪重罰是必要的手段。而為了讓被剝奪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讓步，嚴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後，又一位力排衆議、走在時代風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風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書齋中，面對商君一生事迹，淚濕衣衫，揮筆寫下詩句：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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