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濟南9月2日電 題:如何從中華文化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 孫聚友 山東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
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經濟、政治、文化、生态等難題,如何應對日顯嚴峻的現實危機,形成具有約束力和規範力的“全球機制”?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把握時代發展趨勢,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超越以零和博弈、強權政治為基礎的傳統國際關系學說,鮮明地展示了當今中國對人類進步發展的積極追求和現實回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植根于中華文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曆史相聯,觀念相通,價值相融,充分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曆久彌新的當代價值。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天下大同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旨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追求人類和平發展,推動社會和諧進步,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在《尚書·堯典》中就記載,堯在治理國家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
大同社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于治國理政的理想社會狀态。這一美好的社會理想,源于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2021年3月,原創舞蹈詩劇《天下大同》在山西大劇院首演。中新社記者 韋亮 攝
大同社會倡導天下為公、社會和平、仁者愛人、民胞物與,講求選賢舉能,追求共同發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是人類對于美好社會的普遍憧憬和意願,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追求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赢,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共同推動當今世界的和平發展,解決各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實現真正的全人類利益,是大同思想的創新升華和創造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和而不同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主張國際社會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通過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世界秩序,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和而不同”有着内在的深刻聯系。
早在春秋時期,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認為“和”是不同事物的相互融合所形成的平衡狀态,這種狀态能夠不斷産生新的事物,使世界充滿生機和活力,而“同”是同一事物的重複疊加,不僅不能産生新事物,甚至使已有事物也難以為繼。
其後,孔子将“和而不同”上升到價值觀高度,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在持守一定原則基礎上的合作協調,“同而不和”是無原則地盲從附和。“和而不同”成為中華民族處理國家關系和文明交流的重要相處準則。曆史有力地證明,中華文化的進步發展,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正在于持守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價值觀。
書法家以不同字體書寫“和”字。中新社記者 陳小願 攝
世界各國的曆史、文化、制度和發展水平不盡相同,多樣性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充分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和而不同的價值觀,它與西方國家主義的模式決然不同,提倡的是真正的全人類利益,主張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做到政治上堅持正義、秉持公道、道義為先,經濟上互利共赢、共同發展,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治理,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發展,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際交往新路,創造一個包容互鑒、共同發展的未來。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形态的界限,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赢,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理性可行的方案,是“和而不同”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觀在當今的具體展示。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公平正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主張使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公平正義觀念相通。
2018年10月19日,以“開放發展、合作共赢”為主題的2018中國中部國際産能合作論壇暨企業對接洽談會在湖北武漢開幕。中新社記者 張暢 攝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始終強調正确的義利觀,主張重義輕利。孔子提出,“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孟子主張,“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荀子認為,“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
“義以為上”充分體現了仁者愛人、以人為本、民胞物與、明道救世的人類意識。“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的“義利兼顧”“合作共赢”“共同發展”等思想,正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義利觀的繼承和發揚。世界各國唯有堅守合作共赢的原則,持守公平正義的義利觀,才能獲得長期、可持續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促進當今世界和平發展的切實方略和有力舉措,展示了中華民族豐富而深邃的卓越智慧,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彰顯了中華民族曆來崇揚的“為萬世開太平”的博大胸襟和擔當精神,是引領當今世界進步發展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它超越時空束縛,從整體意識、全球思維和人類觀念出發,深刻把握人類共同利益與價值,具有深遠影響與巨大生機。(完)
作者簡介:
孫聚友,山東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山東孔子學會常務理事、山東哲學學會常務理事。專業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尤緻力于儒學思想研究。參加承擔國家、省、院等重點課題的各類重點課題20餘項,出版著作12部,主要有《儒家管理哲學新論》《清代儒學新論》《家族精英》等,在中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5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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