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商鞅變法”的影響力是深遠的，尤其是商鞅的變法精神，在現在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從《商鞅書.更法》中，我們仍然能探尋到兩幹多年前商鞅的變法精神綻放時代的光芒。整編《更法》是圍繞“秦國為什麼要變法?”“變法的根本目的是什麼?”這些問題以辯論的形式展開的。我們不妨細細品味其中的道理和意義。

變法就是為了愛民、利民和強國。“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鞅在一開始就指出，變法的出發點就是為了國家強大和愛護國民做有利于國民的事。隻要是利國利民的，就可以改變舊的制度禮法，以适應現代的制度禮法來達到這一根本的目的。所以，強國、愛民和利民是根本，遵循舊制不能達到這一目的就是變法改革的原因。

沒有永遠不過時的制度，每個時代社會環境不同，就要制定與時代和自己家國國情相适應的制度禮法才能繼續維護民衆的利益和國家的強大。《更法》中商鞅駁斥秦國保守派代表甘龍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個朝代因各自不同的制度而稱王天下，春秋五個霸主國同時稱霸它們各自的法度也是不一樣的，夏商周三個朝代所處的時代社會環不同，它們制定出與當時環境适應的制度所以才王天下。春秋五霸在同一個時期稱，五霸的國情也不一樣，五位霸主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與國家相适應的法度才能自己的國家成為能稱霸諸候的國家。

國家的制度禮法必須要與時代相适應。“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鞅在駁斥保守派杜挈說到，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禮法，古時代的帝王治理國家的方式各有不同，就是因為當時的時代不同才有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伏羲、神農所在的時代以教化方式而不以誅殺刑罰的方式治理好部族;黃帝、堯、瞬所在的時代，以誅殺刑罰的方式治理好自己的部族;到了周代文王、武王時期，也是根據當時的實際狀況而制定禮法的。所以，沒有一成不變的治理國家方式，現在也不能用周文王、周武王時制定來治理現在的國家。夏、商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不改革與時代不适應的制度禮法所導緻的。

《更法》篇中體現了商鞅的變法改革精神，也體現了先秦法家思想的時代進步性。它清醒地看待制度禮法與時代關系和制度與國家強大、民衆利益的關系。一切制度、禮法都是為了達到國家強大、愛民利民這個根本目的而存在的，同時《更法》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商鞅清楚地認識到事物矛盾的轉化，随着時代的變遷，當原來新的制度轉變成舊的、有阻、有違這個根本目的時，就要審時度勢地改除，以新的、與時代相适的制度取代舊的制度，達到維護國家強大、愛民利民這一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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