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江南”，首先讓人們想起的無非小橋玲珑、粉牆黛瓦、封火山牆、吳侬軟語。除卻前三者和風景相關的，“吳侬軟語”這一條堪堪是關乎地域文化的載體之一——方言的。“醉裡吳音相媚好”，這一刻闆印象長久以來已深入人心。

然而，所謂“吳侬軟語”，不過是個近代以來興起的新概念。

和“吳侬軟語”直接相關的文獻記錄，最早出現在清末吳趼人的諷刺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該書第七十六回說道：“他們叫來侍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時燕語莺聲，盡都是吳侬嬌語。”且用的形式是“吳侬嬌語”，而非“吳侬軟語”。寬泛來說，“吳侬軟語”一詞的誕生不過才區區一百多年。

而且，和刻闆印象不同，“吳侬軟語”的覆蓋面并不涵蓋整個吳語區，而往往特指近現代蘇州方言。鄭振铎在《蘇州贊歌》寫道：“吳侬軟語的蘇州人民，看起來好象很溫和，但往往是站在鬥争的最前線。”

根據吳語地區居民的觀感，同屬北部吳語的甯波話就以“石骨鐵硬”著稱，絲毫不見其“軟糯”。其他諸如常州話、上海話、紹興話等，當地居民也不認為自己說話“軟糯”。“軟糯”的資格似乎向來是蘇州話的專屬。

一般來說，造成蘇州話“軟糯”聽感的原因是其效攝的獨特元音以及其連讀标調的婉轉動聽。

所謂“效攝”，是一個音韻學術語，約略可以等同于普通話中除去古代入聲韻來源剩餘的ao, iao兩韻字。這一類韻母，在蘇州周邊的方言裡，如常州話，就讀得如同普通話的ao，而在上海話、紹興話和甯波話等方言中，則讀得類似于普通話的o。

蘇州話卻别具一格。效攝在蘇州話中念得如同英語中apple的a一般的元音，國際音标記作/æ/。這一元音既前且低還不圓脣，跟北部吳語主流把這一攝的元音念成一個既後且高又圓脣的元音形成了鮮明對比。

但蘇州話的這一特點來得并不久遠。不久前，蘇州話的效攝還跟其他北部吳語地方一樣念得後、高、圓脣。至今蘇州的傳統曲藝彈詞和評話裡，效攝還時常念作和今日常州話一樣的/ɐu/而非/æ/。

蘇州話之所以變得如此與衆不同，是因為相對于其他北部吳語方言，其效攝走上了不同的音變道路。蘇州及其周邊的無錫、吳江，效攝走的是脫落韻尾-u的音變路子，亦即/ɐu/>/ɐ/，其他北部吳語走的是a u>o的複合元音中和的音變路子。

上個世紀初甫一發生這一音變，蘇州城的女性仍覺得這一發音不夠動聽，和他處人對蘇州溫潤如玉的刻闆印象不符，于是把舌位前移，形成了讀/æ/的性别變體。這一語音特征正是蘇州話被視為“軟”的最根本因素，後來逐漸成為了蘇州話的代表性特征。如今，在老蘇州話中幾乎絕迹的效攝男性變體/ɐ/卻還存在于無錫話中，吳江話則更進一步，/ɐ/變成了/a/。而吳江話的效攝卻時常成為其被周圍吳語區人視作土氣的嘲諷對象。甚至不用遠至吳江，蘇州城東南七裡的“大蕩裡”由于感染了這一音變，而連讀變調的起伏比蘇州城内更加劇烈，已經固定成為了評彈中用來“噱”的典型鄉下口音代表。可見，音變細節的精準是多麼重要。

而這一切，都基于蘇州地區在明清兩代在江南地區經濟中的領頭羊地位所催生出的文化影響力，以及周邊吳語地區對蘇州地區的文化向心力和認同感。彈詞的标準語言至今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蘇州話。北部吳語地區幾乎縣縣皆有評彈團，而學唱彈詞則必須用“評彈蘇州話”，顯示出蘇州強勢的文化威望。常州評彈團前副團長周玉峰曾想改良推廣常州話的評話，終因傳統的強大阻力作罷，可見一斑。

蘇州評彈

今日人們習慣“吳越”并稱，以指代江南吳語地區。而曆史上，中國南方是越人的天下。而“越人”，是先秦時代諸夏文明圈對長江中下遊及其以南形形色色的部族的統稱。也就是說，所謂的“越人”，并非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華夏文明圈的“他者”根據政治制度、社會形态、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等因素，對于特定區域土著的一種概念化的稱呼。

學界大緻承認侗台語民族的先民和古代百越民族有一定的關系。一個最典型的語言類型學上的例子在于，侗台語的名詞短語往往是“正偏”結構，也就是俗稱的“大名冠小名”：被修飾詞在前，修飾詞在後。如今日南方的一些漢語方言，把“客人”說成“人客”，把“公雞”說成“雞公”一般。

更直接地說，數千年前，所謂的“吳越先民”，不但不說“軟語”，而且說的是若幹種跟漢藏語系語言關系疏遠而跟今日壯語、泰語關系密切的“越語”。這些語言跟漢語的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經翻譯根本如聽天書。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越人歌》。

而當上古吳越之人涉足中原華夏文明核心區的逐鹿争霸活動時，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到漢語了。

公元前494年，吳越兩國戰于夫椒，越國慘敗。越王勾踐被俘三年。返國之後蓄志圖強二十餘年，終于滅吳雪恥。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卧薪嘗膽”的故事。而在這段曆史中，還有一段不為人所熟知的曆史文獻——《維甲令》。

這是一份勾踐向其臣民發布的備戰動員令，通篇以越漢混合語寫成。

摘自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下冊《勾踐<維甲令>中之古越語的解讀》

侗台系“越語”到漢藏系“吳語”的轉變的轉變不是一個突然發生的驟變，而是在吳越先民和中原地區打交道的過程中、在中原人向南方墾殖的過程中一步一步進行的漸變化進程。前文提到的“維甲令”就已經不是純粹的侗台語，而是具有相當漢語成分的逐步漢化中的“越語”了。

然而真正大幅加速了漢藏系“吳語”取代侗台系“越語”進程的是代表華夏統治意識形态的儒學教育在吳地的紮根。缺少了這一步，則漢語隻不過是據點裡的漢語，就如同日後龜縮于六朝隋唐嶺南和越南的軍事據點裡的漢語一樣，并不能使周圍的土著得以漢化。

東漢初年的哲學家王充在《論衡》中記載道，他就學時“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而書館中所授皆為華夏典籍，而教授典籍，接觸中原的語言則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需求了。正因為在書館中形成了權威漢語的擴散核心，才構成了漢語全面淘汰土著侗台系“吳語”的前提。

漢藏系的“吳語”在江東很快便站穩了腳跟，然而此時的“吳語”依舊和人們刻闆印象中的“吳侬軟語”無甚瓜葛。相對的，此時的“吳語”，根據當時士人及日本使節的描述，以及現代語言學家的研究，反而倒更接近于今日之閩語，而非吳語。

日本漢字音中的“吳音”是從當時的南朝學去的。但除了全濁聲母仍念濁音外，和今日吳語差别甚大，反倒跟今日閩語十分接近。如：

麻韻字讀e（同閩南語）不讀o（北部吳語）：

馬，日語吳音be，廈門話白讀be，蘇州話mo。

齊韻字讀ai（同閩南語）不讀i（北部吳語）：

西：日語吳音sai，廈門話白讀sai，蘇州話si。

六朝時期日本一共和南朝通使十二次，《日本書紀·雄略紀》記載當時遣使“吳國”，接待“吳國”使者及織工時皆承前朝稱劉宋為“吳”。所以這一“吳音”當是吳都建康之音。直至唐宋，日本來往中國的船隻，至南也隻到今甯波為止，不可能遠及當時尚未得到開發的閩地還能從當地學來先進的紡織技術。當時的“吳音”隻能是江東之音，隻不過今閩音與他更相像罷了，而非今吳音。

中古以來，吳中山歌始見記載。釋文瑩在《湘山野錄》中記載道：“你輩見侬底歡喜？（原注：吳人謂侬為我）另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裡！”連續兩處用“侬”，而都用作人稱代詞，無一處指“人”義。

今日吳語，以“侬”表示“人”的地域不在今日主流認為是“吳侬軟語”的北部吳語區境内，而都在南部吳語區乃至閩語區境内，如閩南語即呼“人”如“侬”。釋文瑩所記山歌無疑合于今日北部吳語的形式，而被其他漢語衆視作“軟語”者的北部吳語人群卻從不呼“人”如“侬”，換句話說，用“侬”自稱的那些人群恰好跟刻闆印象中的“軟語”一點關系也沒有。

東晉語言學家郭璞為《方言》作注時，不時援引當時的江東方言：妳（母）、骹（腳）、塗（泥）、沝（水）、舷（邊）、䖳（水母）、粙（稻）、箬（竹葉）、卵（蛋）、馃等詞都不見于慣常被視作“吳侬軟語”的北部吳語區，而多見于位于浙西南的處衢吳語和今日的閩語。

金庸小說中最為著名的吳語描寫，非《天龍八部》中阿碧的台詞莫屬。

說到“吳侬軟語”一說的推波助瀾者，就不得不提到金庸在其小說中為吳方言作的“正面宣傳”。

作為一個江南文人，金庸當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說的是吳語，而他也常常在小說中使用吳語以更加生動地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如《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喚其母為“姆媽”，這就是個典型的吳語詞彙。

而金庸小說中最為著名的吳語描寫，非《天龍八部》中阿碧的台詞莫屬：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撫琴吹笛的小丫頭，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這麼）客氣，叫我阿碧好哉！”

阿碧微笑道：“兩位大爺來啊來到蘇州哉，倘若無不（沒有）啥要緊事體（事情），介末（那麼）請到敝處喝杯清茶，吃點點心。勿要看這隻船小，再坐幾個人也勿會沉格。”

阿碧向段譽瞧了一眼，笑道：“我彈着好白相（好玩兒），又算啥絕技了？段公子這樣風雅，聽仔（了）笑啊（也）笑煞快哉（快笑死了），我勿來。”

阿碧笑道：“阿朱就是阿朱，伊隻比我大一個月，介末就擺起阿姊架子來哉。我叫伊阿姊，介末叫做呒不法子，啥人教伊大我一個月呢？你用勿着叫伊阿姊，你倘若叫伊阿姊末，伊越發要得意哩。”

——摘自《天龍八部》第十一回“向來癡”

金老本人在《天龍八部》中的按了一段文字：“阿碧的吳語，書中隻能略具韻味而已，倘若全部寫成蘇白，讀者固然不懂，鸠摩智和段譽加二（更加）要弄勿清爽哉。”

然而宋時的吳語并非今日之吳語，宋時平江城内的方言已無可考證，以今日蘇州方言妄自揣度宋時蘇州已然為“吳侬軟語”，金庸或許的确是極好的小說家，然而在反映曆史真相上，非唯事件，至于其他種種細節，終歸是不得盡信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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