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領一支紅巾軍攻占了集慶（南京）。雖然彼時他還很弱小，但他卻以此為基地，披荊斬棘十餘年，終于建立了強盛的大明帝國。

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克了帝國首都北京。此刻，他已雄踞帝國北方。然而，很快他就兵敗如山倒，次年死于湖北。此後不到20年，清帝國統一全國。

朱元璋：你有何資格跟我在一張圖上？

同樣是農民起義，1356年的朱元璋勢力遠遠不如1644年的李自成，朱元璋的敵對勢力也不見得比李自成的敵人弱小，為何李自成迅速敗亡而朱元璋卻成功了？

因為一些原因，我們常常惋惜于李自成的失敗。也有很多人往往遺憾于吳三桂的叛變，還有清軍的措手不及。

那麼，曆史真的是這樣嗎？如果沒有多爾衮率領的清軍在山海關打敗大順軍，李自成能不能建立一個強如大明的漢人帝國呢？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急于下結論。因為，對于李自成大順政權在1644年的失敗原因，400年來有很多觀點。

其一，攻占北京後，大順政權的主要領導人地位迅速上升，一躍成為帝國的主宰，迅速紙醉金迷，腐化堕落，以緻于面對清軍和吳軍時戰鬥力下降，從而兵敗如山倒。

其二，大順政權領導人李自成受讒言蠱惑，冤殺了神機妙算的軍師李岩，而聽任丞相牛金星胡作非為。

其三，大順軍大将劉宗敏逼殺陳圓圓（或拷問吳襄），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導緻了吳三桂和清軍的聯合，大順軍實力不敵。

如果我們仔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些觀點都有失偏頗。

首先，李自成進入北京是在1644年3月，而退出北京則在當年4月底，前後不到2個月。雖然曆史上不乏腐化的案例，但大多數都是以年為單位的潛移默化，在短短的幾十天内腐化導緻戰鬥力大幅度下降的情況還從未有過。

其次，關于李岩和牛金星等人是否存在以及在李自成政權中的地位，尚有争議。即使事實如此，如果大順軍的勝負僅僅僅系于李岩一身的話，那麼李自成能夠在明帝國的剿殺中存活那麼多年、橫掃北方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可知，這也是一個舍本逐末的觀點。

第三個觀點有其合理性，對于清軍的不重視是李自成的失誤之一。但是清軍入關僅僅隻造成了北京及其周邊的丢失，李自成還有廣大的河北、山西、陝西、湖北等地，其中太行、關中等形勝之地也統統在李自成的手中。而短短一年之後，李自成就兵敗垂成，讓一個僅僅擁有10餘萬軍隊的異族政權打的落花流水。将這些失敗統統歸于吳三桂的叛變似乎有些說不過去。

顯現，這都不是李自成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李自成進京和離開北京時，有一個現象的反差，很明顯。

李自成進京的時候，“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傳遍北方大地，廣大百姓歡呼雀躍，許多前明遺老遺少也僅僅把順代明看作是朝代更替，對新生的大順政權有着相當的好感。可以說，李自成是帶着百姓和士紳的擁戴進入北京的。

而李自成退出北京的時候，攜帶更多的是财物，身邊卻沒有了百姓的呼聲和士紳的幫助，一年之後李自成竟然死于農民武裝之手。要知道李自成本是農民軍出身，他的起義也與百姓有着相同的訴求，應當在底層百姓中間有着天然的親和。

前後對比是極度不合理的。所以，到底發生了些什麼，才會導緻這樣的情況呢？或許這能有助于我們找到原因。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立大順政權。當年3月19日（農曆），崇祯皇帝死，李自成進入北京。

早在1643年，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賦”的時候，明帝國治下的廣大百姓中間就流傳着一句話：“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

事實上，之所以李自成能在短短是兩三個月從西安到北京，正是因為士紳百姓的擁護。一路上明軍幾乎不戰自退或者投降，而很多地方李自成幾乎是被主動簇擁着進的城，比如，大順軍開進宣府時，“舉城嘩然皆喜，結彩焚香以迎”；就連明帝國的首都北京，李自成也是在明廷兵部尚書張缙彥、太監王德化等人的主動投降下進入的。

當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當時的明政府的官員們争相請求錄用，甚至連大學時等高官也不例外。當年七月，劉澤清在對吳三桂的信中說“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盡改官制。···召見朝官，自成南響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雜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等無不污僞命，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明史·卷三百九》

清人所修《明史》對李自成等人是不太客觀的。但是這段記載中，卻提到明廷官員的普遍投降，三品以上隻有一個侯恂沒有接受大順的任命，所以這應該是可信的。

明人衣冠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那位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著名的明末學者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曾寫道：

“有亡國，有亡天下。···異姓改号，謂之亡國。人将相食，為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看來，在當時士紳百姓眼中，明帝國是朱氏君臣的國家，與他們沒有太大關系。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當時廣大的百姓士紳都對大順發自心底的擁護，而非抵制。

大順政權目前急需的應該是恢複生産、重建秩序，而這無疑是相當有利的現象。且看李自成大順政權的作為：

其餘勳戚、文武諸臣奎、純臣、演、藻德等共八百餘人，送宗敏等營中，拷掠責赇賂，至灼肉折胫，備諸慘毒。藻德遇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為若主，今求死不得。”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不勝毒，缢死相望。征諸勳戚大臣金，金足辄殺之。-《明史·卷三百九》

多方查閱資料，這段關于“追贓助饷”和劫掠京城的記載并不是對李自成的诋毀，而是事實。甚至在大順政權任命地方官員之後，官員們首先做的，也是拘捕明朝官紳追贓助饷。

而同時，關于李自成安撫百姓、恢複生産的記錄卻是少之又少。除在1643年正月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給牛種，赈貧困，畜孽生，務農桑”，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饷軍”等不成規模的舉動以外，很少有相關記載，甚至連大順政權建立田制、收取賦稅的記錄都難以找到。同時，也很少看到李自成廣泛征用在野人才、建設政權方面的的記載。

相反，我們看到的，大順政權治下的北方局面是：士紳群體惶惶不可終日，遍地雞飛狗跳，無人建設和維持秩序，兵荒馬亂，百姓也無法恢複生産。

在大順皇帝李自成眼裡，士紳乃至北京城中居民隻是他用來養活軍隊的軍饷，而百姓的死活、農業生産的恢複、社會秩序穩定，似乎并沒有那麼重要。

李自成起義的原因是因為活不下去，而現在換成他主宰天下，除了他的軍隊，廣大百姓仍舊難以生存。那麼，百姓士紳為什麼還要支持這樣的大順呢？

果不其然，在李自成敗于清軍之手後，一路向西安撤退。而那些數月前曾經迎接他的百姓士紳，卻對他冷眼旁觀；前明官吏和軍隊，甚至紛紛投向了異族政權清廷的懷抱。

或許僅僅因為這個，來判斷李自成失敗的原因有失偏頗。我們再來看一個成功的例子，300年前，同樣出身于農民義軍，那個建立大明帝國的朱元璋。

元至正16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軍進入集慶，改名應天府（今南京）。在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都城中，南京幾乎是南方唯一的代表，這說明了南京的地理優勢。

然而，相比于1644年的大順皇帝李自成，“江南中書省平章”朱元璋此時的勢力遠遠難以比肩，而他的對手們，元帝國、陳友諒、張士誠等等，也并不見得東北的清帝國、各自為政的南明更加弱小。朱元璋幾乎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與大順政權作為不同的是，朱元璋進城之後，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宣告吏民：我是來保護你們的，不是來傷害你們的。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擾，幹戈蜂起，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過望。···遣儒士告谕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明史·太祖本紀》

朱元璋并不是說了這樣一句空話。在立足應天之後，除了軍事上的動作，朱元璋花費了很多的精力，恢複占領區的農業生産、頒布軍紀嚴禁掠奪、妄殺等等。朱元璋還專門頒布了曆書，指導農業生産。

同時，朱元璋花了很大力氣，征召那些在野的儒士、隐士。關于這一點，我們往往注意到劉基在軍事方面發揮的作用，卻忽略了李善長、呂昶、宋濂、葉琛、劉基等人，在朱元璋占領區恢複當地農業生産、積累财富建設政權等方面的作用。

數年之間，應天的朱元璋就擁有了一塊穩固的、富庶的根據地。而百姓和士大夫，也對朱元璋更加擁護。

有一個問題曾經令子彧異常困惑：在與陳友諒、張士誠，乃至後來的元帝國進行軍事争奪的時候，地盤并不寬廣的朱元璋卻往往能夠取得勝利。

而現在看來，朱元璋能取得這些軍事上的勝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這塊基地。

雖然朱元璋也出身貧民，特痛恨官吏，但他卻盡最大可能去征召儒士輔佐、善待投降的元朝官吏和将領。這樣，朱元璋争取了更多的士大夫的投靠，團結了更多的人，維持了社會的穩定秩序，也才能有機會、有能力恢複生産、建設政權。

在關于朱元璋的記載中，“禮用賢士”、“勸課農桑”、“減免租賦”等等非常多，可見在朱元璋的執政生涯中，一直注重對百姓生存現狀的調查和改善。

仿佛在優秀皇帝們的傳記中，通常都能找到這些相關記載。然而這并不意味着，這是些千篇一律的廢話，特别是對一粥一飯的廣大百姓來說。

而最終的結果，朱元璋最初的這塊地盤比起李自成的地盤小的多，但是朱元璋卻能夠以此為基地，建立起龐大的帝國。抛開軍事因素不談，朱元璋的成功與他的這些作為，是分不開的。

對于李自成的失敗，很多人也曾注意到“追贓助饷”這一行為，并把它納入李自成失敗的原因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曆史上，幾乎每個王朝的末年，都有很多次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比如陳勝吳廣起義、黃巾大起義、黃巢高仙芝起義、還有本文的李自成等人的起義等等。

他們的勢力都足以摧毀當時的帝國，然而，他們之中真正成功建立長期穩定政權的卻是少之又少。

我們往往把失敗歸咎于，地主官僚的狡猾和農民的樸實。然而，經過千錘百煉的農民義軍首領如李自成等，在很多方面并不比曆史上的枭雄們遜色，但是為什麼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失敗了呢？

農民起義之初，滿地都是别人的地盤、别人的财富，所以往往起義者也是破壞者。百姓和士紳擁護他們，是因為他們破壞舊的秩序，那個讓他們難以生存的舊秩序。根本來說，他們所擁護的，不是某個英雄，而是生的希望。

但是慢慢的，當起義軍達到一定規模之後，他們會從一個破壞者變成一個地盤、人口、财富的擁有者。這時候，首領們應該轉變身份，從一個舊秩序的破壞者，變成一個新秩序的建設者，建設一套能夠讓大多數人赢得生存的新秩序。而且這個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領導者，還需要很多人才參與建設。

然而，意識到這一點的農民起義軍首領很少，但無疑，他們幾乎都成功了。比如劉邦、朱元璋等。

而其他首領們，顯然沒有意識到這個身份的轉變。那麼，他們也就意識不到，他們需要建立一個新的秩序。而他所占領的地盤，也就是一個繼續擁有舊的秩序，或者是沒有秩序、混亂不堪的荒地而已。

而擁有廣大土地的李自成，顯然仍舊是一個破壞者，他廣泛“追贓助饷”的行為，就是代表。

對于農業帝國的臣民百姓來說，生存的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農業生産。一個沒有良好秩序的地盤是無法有效保證農業生産的。所以，起義雖然暫時成功了，但百姓士紳們生的希望，卻再次破滅了。

于是，起義軍難以繼續赢得百姓的支持，也無法有效的積累财富物資供養軍隊和政權建設。雖然他們可能憑借強權短暫的建立政權，但幾乎無一取得最終的成功。

這是大多數農民起義最終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比如黃巢、李自成。那麼，既然那麼重要，為什麼這麼多傑出的李自成們都做不到這一點呢？

因為做到這一點實際上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出身農民起義的枭雄來說。

因為他們首先必須團結更多的人，這其中包括他們原來曾經仇恨的官吏、士紳、地方實力派等階層。不僅要放棄仇恨，甚至還要禮遇他們、重用他們，來維持社會穩定，因為他們是重建社會秩序的重要參與者。

他們還需要維持軍隊紀律，改變以搶掠和奪取作為供養軍隊的主要物資來源，而轉過來以屯田、合理收取租賦等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式來供養軍隊、建設政權、積累财富。

破壞舊秩序往往是容易的，但建立新秩序，特别是合理的新秩序，往往是困難的。這才是為什麼李自成們所以失敗，而朱元璋們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篇首提出的那個問題，如果沒有清軍的出現，李自成能不能建立一個強如大明的漢人帝國呢？

曆史曾經并非沒有給予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但李自成的失誤不僅僅在軍事上。我想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的這句話能夠很好的回答這個問題。

全文完。

參考資料：《南明史》顧誠、《明史》《明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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