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銀鎏金嵌玉四股十二環禅杖
長71.5cm
兩漢之際,佛教從印度沿絲綢之路經過中亞一帶傳入中國後,得到迅速的弘揚和發展。随着佛教的傳播,作為佛教法器的錫杖也得到了相應的演變和發展。從石窟和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初唐時期,錫杖主要出現在藥師佛手中。中唐時期除此之外,還出現在地藏菩薩以及佛弟子迦葉和舍利弗手中。到了五代、宋時期錫杖大多數出現在地藏菩薩手中,同時也出現在密教所繪的觀音手中。錫杖所出現的對象在不斷增加和豐富的同時,持杖的手勢和左右也不斷地在改變。敦煌莫高窟最早的錫杖圖像見于初唐第322窟。在該窟東壁門南,繪藥師佛身着通肩紅色袈裟,右手執六環錫杖,左手托藥缽立于蓮台上,兩側為脅侍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禅杖是禅門之中,在坐禅時用以警睡之具。《釋氏要覽》中說:"禅杖竹葦為之,用物包一頭。令下座墊行;坐禅昏睡,以軟頭點之"。--用這種"禅杖"觸擊禅者,不會感受痛楚,但能蘇醒精神,防止座中入睡。《十誦律》曰:"若故睡不止。佛言:聽用禅杖。取禅杖時應生敬心。雲何生敬心?言:以兩手捉杖,戴頂上,應起看餘睡者以禅杖築。"《資持記》下二之三曰:"禅杖竹葦為之,長八肘。下座手執巡行,有睡者點起付之。"今以泛稱僧所用之杖也。劉基詩:"過橋禅杖落,坐石袈裟袒。"
明 天鐵金剛杵
長22cm
天鐵是鍛造物化表現形式的金剛杵或其他鐵制武器的最佳材質,隕石的完美隐喻着色與空的不可分割性。金剛杵,藏語稱“多吉”,又叫做寶杵、降魔杵等,原為古代印度之武器,又稱金剛杵。在密教中,金剛杵象征着所向無敵、無堅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它可以斷除各種煩惱,摧毀形形色色阻礙修道的惡魔,為密教諸尊之持物或瑜伽士修道之法器。此件天鐵金剛杵制作十分精美,極為罕見。具有極大的力量,是極佳的護身符和辟邪物。
明永樂 “消災吉祥神咒”經文玉舍利罐
高8.5cm
款識:“大明永樂年施”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衆多子女中,朱棣是比較出色的一位,受朱元璋的影響,朱棣成為永樂皇帝以後也極力推崇佛教,當時他在宮廷内,設立了佛作,專造禦用佛像和其它佛教用品。此件舍利罐即為當時所做,為和田白玉雕刻而成,玉質細膩溫潤,造型别緻,雕刻“消災吉祥神咒”。為“本身若欲取舍利子,誦此存想菩薩持缽。曩谟三滿哆。母馱喃。阿缽啰底。賀多舍。娑曩喃。怛侄他。唵。佉佉。佉呬。佉呬。吽吽。入嚩啰。入嚩啰。缽啰入嚩啰。缽啰入嚩啰。底瑟姹。底瑟姹。瑟緻哩。瑟緻哩。娑癹吒。娑癹吒。扇底迦。室哩曳。娑嚩诃!”消災吉祥神咒,佛教徒《早晚課誦集》中十小咒之一,出自《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唐代不空三藏大師漢譯,由釋迦牟尼佛于淨居天上所說。讀誦此咒可以消除災難,帶來吉祥。經中說:“若誦此咒一百八遍,災難即除,吉祥随至”。
清 黃财神法螺
長20cm
“大明永樂年制”款銅鎏金摩羯金剛越刀
高30cm
“瑪哈嘎拉”是藏傳佛教中一位重要的護法神,同時也是本尊和報身的顯現。在元代蒙古王庭中瑪哈嘎拉曾被當做政權的保護神和勝利之神,《元史》中記載,阿尼哥專門制作一尊瑪哈嘎拉造像朝向宋,用意作為護法神戰勝并克制南宋。瑪哈嘎拉所有的造像形式中都持有钺刀和嘎巴拉,其钺刀所代表意義是可斷滅一切觀念,象征對佛法的承諾,表示神聖佛法不容侵犯,并示衛護佛法之心,将用手中的钺刀斬殺佛教之敵人。此钺刀應該是修行瑪哈嘎拉儀軌重要的法器,是修行觀想中最為重要的法物。從明代筆記史料中,我們發現瑪哈嘎拉作為元代戰神在明初也得以繼承,永樂皇帝從燕王起兵靖難開始,數次大型戰役背後都有重要的西藏僧侶日夜持瑪哈嘎拉心咒,恭請護法對戰事進行加持以求戰勝。此件钺刀與博物館現存的幾隻钺刀形制如此相似,應該是同一時期定制,應為西藏重要僧侶在修持中使用,以合儀軌。值得一提的是,為永樂皇帝數次重要戰争主持法事者,皆為西藏重要僧侶,其珍貴性、重要性和神聖性自然不言而喻。
此件钺刀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作為手柄的金剛杵,第二部分為摩羯及其口吐的钺刀刀身,此組合為典型的藏傳佛教儀軌之法器。上部的金剛杵钴叉聚攏,合而為一,為最常見的使用形式,其中央矗立一個中軸钴叉,在四大方位上分别有一彎曲型钴叉,四個外钴叉分别從摩羯口中伸出,也稱作金剛舌,與中央連為一體,其象征着“四無量”、“四解脫門”、降服令人苦惱的“四魔”(煩惱魔、陰魔、死魔、他化自在)、戰勝“四業”(息業、增業、懷業、誅業)。四個外钴叉與中心钴叉連為一體,同時象征着色、受、想、行四蘊是以第五蘊“識”為依據,隐喻佛陀引導世人擺脫輪回之苦的“八正道”。钴叉下方為一對稱的結構,中心球體上以楷體書“大明永樂年施”,這個位置叫做法爾,即自然、本性或規律,其具象的将此概念比作空性,上下各有三層連珠裝飾的部分,這三個層次象征着“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及“無願解脫門”,由空性中生成,其上各有八瓣蓮花座一個,上方八個蓮瓣象征八大男性菩薩,下方八個蓮瓣象征着八大天女或女性菩薩,十六個蓮瓣統合為十六菩薩和大乘經羅列的十六空,兩個蓮花座上方又有一組三層結構,分别為蓮蕊、寶珠及圓台,上下兩個圓台分别象征着太陽與月亮,代表方便和智慧,相對與絕對真理的結合,俗谛與真谛的合一。
第二部分則為摩羯與刀刃,摩羯的形象出現在很多密教法器之上端,既是裝飾,同樣也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存在,它在很多佛教藝術作品中,往往省略了身體部分,轉而竭力誇張的表現其首部闊開的巨口,而金剛杵钴叉、钺刀等法器,往往由此巨口中生出,暗示兵刃被賦予了強大的能量,堅不可摧。自摩羯口中展開的刀刃,前端彎曲,曲刃豐滿。這件钺刀的整體構造與制作工藝顯示了明代禦用監工匠純熟的工藝與高超的藝術水準,為明代宮廷藏傳佛教法器的典範之作。
永樂皇帝與藏傳佛教之間的因緣頗為深刻,他作為燕王入駐北平之時,城内衆多寺廟居住有很多避禍歸隐的前朝國師及高僧,朱棣就藩之後常常幽遊其間,而這些高僧多為藏地喇嘛,久而久之便日漸崇信藏傳佛教。靖難之役過後,朱棣改元永樂,出于經略藏地以及通過宗教标榜自身正統身份的考慮,永樂帝诏令司禮監派遣官員及僧人入烏斯藏禮請高僧入京,除加封國師之外,更以優厚之禮物回賜,自此,秉承“衆封多建”之策,永樂皇帝對于藏地來京觐見的西藏高僧來者不拒,全部加以封賞,曆數年而基本控制藏地,《明史》載:“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為邊患,故來者辄受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侔轉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晏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為了顯示“向佛之心”與“皇道正統”,永樂對烏斯藏的封賞與規模無出其右。《明史》載:“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受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它禅師、僧官不可悉數。”為滿足如此衆多之封賞,永樂朝設禦用監佛作,制作了形制豐富,工藝登峰造極的各式佛像以及法器。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都收藏有明代永樂時期宮廷所造藏傳佛教密教法器,故宮收藏一尊鐵錯金大黑天造像。由于工藝十分複雜,即便在明代宮廷之中,也被尊為珍貴的法器。永樂帝虔心布施于藏地佛教領袖的雕像及法器,作為大明威嚴的延伸,以“施”的方式廣布川、藏、青等地及京師的宗教領袖,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着一世一代的審美,其造像法器的制作融彙了東西方造像藝術的精華,讓佛理、儀軌、度量等等抽象的概念得以具體化,以其在中國造像工藝史中的巅峰地位,诠釋了完美與輝煌的定義。
清 紅銅鎏金财寶天王像
高10.5cm
這是一尊漢藏風格的造像精品。通體鎏金,色澤飽滿,亮麗渾厚,金碧輝煌。寶冠、铠甲、寶幢、璎珞配飾等刻畫更是精彩絕倫,極盡奢華。寶獅膛目圓睜,闊口盆開,鋒利的牙齒畏怖逼真。
财寶天王乃五方佛之南方寶生佛所化現,故又名“南通謝”,周邊圍繞八路财神為部屬,協助财寶天王普度衆生,以滿衆生之願。依經典所記,在釋迦牟尼佛住持之時,天王在佛前立下誓願,願護持佛法,并給予衆生财富之資量,令其成就世間法。故以其外相雖顯财寶天王之貌,但實質上仍是佛陀之所化現。常行慈悲善行之一切衆生,藉由财寶天王之大力加持,可事業順利,鴻圖大展,求财滿願,快速相應也可消災解厄、求取财富、增進福祉。
清 銅鎏金菩薩像
高10.3cm
清 銅鎏金上師像
高14.5cm
清 銅鎏金宗喀巴像
高16.5cm
宗喀巴面目慈祥,全結跏趺坐于仰覆蓮座之上,身着喇嘛僧袍,衣紋細緻自然。雙手于胸前結說法印,手中各引蓮枝至身體兩側的左右肩頭。造像通體鎏金,以較為寫實的手法再現了宗喀巴慈眉善目,微露笑意,小腹微隆等形象特征。此造像技法娴熟,工藝精湛。
明 紅銅鎏金噶舉派上師像
高9cm
此尊上師造像即應為帕竹噶舉派某位上師之塑像。其髪際線平齊,眉弓高聳,雙目狹長,雙唇豐厚富有曲線,臉頰寬大,棱角清晰,下巴較短。此種面部特征常見于帕木竹巴及達隆噶舉派上師像中,應為後世按有照其生前容貌定制供奉,除了其獨有的藝術價值之外,還具有非常強的宗教意義。上師身着覆肩坎肩、覆肩右袒袈裟,披質地厚重的大氅,衣緣和袈裟表面的田相格以聯珠紋樣作裝飾,大氅背後陰刻團花紋飾。上師右手作觸地印,左手于腹部作禅定印,手部指甲處原應以紅銅鑲嵌,足心嵌以金輻輪,結跏跌坐于仰覆束腰蓮瓣底座之上。底座蓮瓣雙層,小巧,瓣尖上卷,遍飾蓮台一周,體現了早期藏傳佛教造像的蓮座特征。
明 銅泥金班禅像
高21cm 寬17cm
四世班禅,法名羅桑卻吉堅贊,是西藏曆史上極有影響力的人物,班禅活佛轉世系統就是從他開始的,他還為四世和五世達賴喇嘛剃度和傳授沙彌戒。他是明末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首領,為格魯派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尊造像身體端正挺直,體态勻稱,全跏趺坐于蓮花寶座上,雙手當胸結說法印。雙目微睜,目光慈祥,雙耳似屏風,捕捉萬世每一處細微的聲音,下颚尖凸,留有胡須,神态溫和沉靜,表現為一位沈思的高僧形象。身着袒右肩式格紋袈裟,内穿交領式僧衣,外披寬大的僧氅,這是西藏人的典型裝束,具有明顯的地域風格,衣緣錾刻花卉紋,腿部衣褶形似花瓣自然的垂于座面上,整體形象高度寫實,生動表現了四世班禅不同凡俗的形象特征,充分體現了身、語、意的凝聚與貫通。束腰覆仰式蓮花寶座,蓮瓣寬肥飽滿,尖端飾曲卷花紋,上下緣飾連珠紋,底座下部藏文明文,通體鎏金,制作精緻,展現出獨特的十六世紀造像藝術。
清 銅鎏金釋迦摩尼像
高16.5cm
此尊釋迦牟尼全跏趺坐于蓮台之上,高肉髻,頂嚴寶珠,面相莊嚴,雙目微下視。身着袒右肩袈裟,衣質輕薄貼身,左手腹前結禅定印,右手結觸地印。此尊造像很好得表現出了佛陀身體的肌肉線條,裝飾不多,主要以面部的俊美慈和與身體的造型美來吸引人。造像靜穆、穩重,觀之肅然起敬。蓮瓣刻劃細勁瘦挺,瓣尖翹起,充盈飽滿的蓮瓣裝飾台座一周,精細的工藝烘托出蓮座乃至整尊佛像的磅礴氣勢,尚存明代造像風格。
明 木胎漆金釋迦摩尼像
高91cm
此尊佛像結跏趺坐、施上品上生手印,身形寬厚壯碩;表層的彩漆已經斑駁,木胎本身也由于色素沉澱變得暗淡,身上還有些許傷疤;身披袈裟上身半裸,袈裟上的衣紋線條流暢,褶皺層次分明,可以感覺出自然的堆疊;面部飽滿,一雙寬大的耳朵垂在兩側,雙眼微睜、眼角上挑,鼻翼與眉骨圓滑、不再凸顯棱角,嘴巴在面部占比減少、人中深刻。具有非常明顯的漢地特征。
佛教長久以來興盛不衰與他勸導人們向善,完善自我、摒卻痛苦的正确指導思想緊密相關,但是佛造像等佛教藝術品作為象征寄托着人們對生活的美好希望;作為支柱承載着人們所經曆的苦難;使人們不止步于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放棄生存的希望,并且時刻警醒人們要遵守佛法,這對于佛教發展來說也至關重要,看着這尊背負了人們數百年痛苦與希望的佛像不禁肅然起敬。
十九世紀 銅鎏金釋迦摩尼像
高97cm
此尊釋迦牟尼像周身由精銅銅打造,施以厚重的鎏金,在時間的打磨下結出醇厚的包漿。佛像呈跏趺坐,頭戴寶冠,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與願印,是佛教藝術形象中釋迦牟尼的典型特征。整體形制高大宏偉,其神情靜谧,嘴角微揚;眼睛用陰刻線條雕琢,似閉非閉,眼白部分以貼銀技法突出,眼睛以琉璃為材,其工藝等級極高;鼻梁挺拔額頭飽滿圓潤;兩側耳廓垂搭于肩上。斜披袈裟,半裸上身,袈裟的褶皺紊而不亂,紋理流暢表現自然。此像将佛祖無盡的智慧與慈悲的胸懷展現無遺,另外藝術加工上也極富特色,流傳甚少,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貴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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