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之詞人，最為“調轉”的大約要屬史達祖了------“調轉”的到非指其平生如何颠沛，而是其在詞史的地位實在是有些“急轉直下”的意思。衆所周知，詞學自隋唐而起，兩宋而興、元明而敝，複又清代中興，然在這千年的嬗變中，詞家的審美潮流此起彼落，元、明、清三代所标舉的唐宋詞人也是不勝枚舉------但我們注意到，在後世所标舉的兩宋名家，隻有史達祖一人是盛極而衰，更有意思的是，這個“衰”很大程度不是因為詞學之外的東西。

史達祖在詞家地位轉折的關捩，實是自清代常州詞派伊始。在常州之前，尤其是與史達祖同代的詞壇名家對于史達祖詞是持充分肯定态度：南宋姜夔《梅溪詞·序》稱其詞是：“梅溪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于一家，會句意于兩得”；張镃《題梅溪詞》則雲：“端可以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而紛紛三變行輩，幾不足比數”，雖然張、姜二評是因為題、序之故，是卻有褒揚過甚的地方，但并取後來張炎《詞源》之所謂：“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于世”；又“宋人多以姜、史并稱”之說，足見史達祖詞學技藝之高蹈，然一入清代常州，詞體要以“比興”為尊，史達祖因其“堂吏”的身份，為常州諸公所捐棄，甚至于在此後的詞學史上，史達祖之地位便再無擢升之日，而本文之所意，便是淺論個中因由，略以正其名，即名教旨意下“非君子”的梅溪詞，實是詞家詠物技法之冠。

張炎《詞源》稱史達祖的《梅溪詞》在詠物、節序二題上造詣最高，其評史達祖詠物詞是雲：“所詠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且張炎是講史達祖詞與姜夔詞同舉-----------按姜夔在張炎心中的地位，史達祖能與其同席列位，已經足證史達祖詠物詞的高度了。

筆者在論南北宋詠物詞：“侔色揣稱”到“因寄所托”的發展與詞體擢升一文中曾提到了兩宋詠物詞的嬗變過程，北宋時期，詠物詞講究的是“惟妙惟肖”，但轉過南宋的詠物，尤其是南宋季的詠物詞，卻因為有“故國哀思”的寄托，所以顯得“思想境界更高”，故而，僅是以文學性、技巧性的詠物詞，兩宋之間，确當以史達祖為冕冠-------------這種技巧體現在哪呢？一曰煉字，一曰句法。

高觀國《竹屋癡語》，高、史并稱于世

陳造《竹屋癡語序》雲：“高竹屋與史梅溪，皆周、秦之詞，所作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遊、美成亦未及也”；陳造所謂的“皆周、秦之詞”，确切的來說，就是集中在對詩家句法的脫化（周）與賦筆的運用（秦），沈義父舉周詞句法便提到了此點，其雲“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為冠絕也”（《樂府指迷》），詩句之所以“不生硬”，是因體裁的限制，尤其以律詩為例，律詩共四句八聯，體制變化不足，但在四句中要起跌宕頓挫，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于句式的靈活變化。若求諸于詞作，史達祖詠燕詞《雙雙燕》最宜師範，其詞如下：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并。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争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栖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憑。《雙雙燕》史達祖

《雙雙燕》這個詞牌句法參差，有三五敦促，又間有四六對句，是非常考校句法功力的，史達祖此詞上片多用賦筆，但收尾“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一句，卻能通過對畫面顔色的構建，以及意象特性的捕捉，已是工極而近自然了；下片“看足柳昏花暝”則用詩家句法，過通感而雙關，“看足”上續“歸晚”，“昏”、“暝”取措雅麗，凡此種種，句法之變化，字詞之貼練，意象之觸感，足可當兩宋詠物技法之巅峰。故黃蘇《蓼園詞選》稱此詞是“詞旨倩麗，句句慰貼，匠心獨造，不愧清新之目”；王士祯《花草蒙拾》更是說“詠物至此，人巧極天工錯矣”。

宋人之于史達祖詞的評價都是非常高的，且元、明二代也不曾低過多少。元人陸輔之《詞旨》全移張炎之評，以其句法為高；明代則因為審美的趨向使然，重小令而輕長調慢詞，重“詞辭”而輕“章法”，但即便如此，有明一代對于史達祖的評價亦在褒揚之内。明王世貞論詞講究的是“神韻天然”，但與史達祖卻說出“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這種評價，尤其想見其“工穩”處，楊慎也稱其詞是：“語精字煉，豈易 及耶”，其《詞品》雲：

春雪詞雲： 行天入鏡，都做出、輕松纖軟。寒爐重暖，便放慢春衫針線。 恐鳳鞋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 此句尤為姜堯章拈出。輕松纖軟，元人小令藉以詠美人足雲。又元夕詞：〔羞醉玉， 少年豐度。懷豔雪，舊家伴侶。〕醉玉生春出蘭畹詞，豔雪出韋詩，語精字煉，豈易 及耶。

逮至清代，之于史達祖的評價便發生了非常大的改，且是“盛轉到極衰”的過程。清初彭孫遹對于史達祖詞的評價直追張镃，在其《金粟詞話》中直推史達祖為南宋第一：“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為第一”，但随着浙西詞派之興盛，史達祖從“南宋第一”變成了姜夔的羽翼（“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詞綜·發凡》）當然，浙西詞派，史達祖的“風評”仍算正面，而随着常州諸家的崛起，史達祖之詞家地位便陡然直下。

常州詞派倡始于張惠言而發揚于周濟，以“比興”、“寄托”為詞學理念，是清代也是詞史最後、且聲勢最為浩大的詞派，按龍榆生所言，即“詞至清代，原已發露無遺；得惠言而其體遂尊，學者競崇“比興”，别開塗術，因得重放光明；此常州詞派之所以盛極一時，而竟奪浙派之席也”（《中國韻文史》），據此，詞家論“比興”，便是權輿在“名教”與“詩教”之間，是要在詞中體現“教化”之功，能與《風》、《雅》同頌的-----------------史達祖依附權相的堂吏出身，在宋史中都被“恨烏及烏”，到了高标“君子”的常州詞派，更是有“因人廢詞”之恨。

常州中業之砥柱周濟，便用一“偷”字定史達祖的“詞品”，其雲：“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纖巧。粗俗之病易見；纖巧之習難除，穎悟子第，尤易受其熏染。餘選梅溪詞，多所割愛，蓋慎之又慎雲。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又雲“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鈎勒即薄者”；"劉熙載《藝概》也遵循着“非大方家數”的評論原則，認為史達祖詞“非君子之詞”：“然未得為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這種對史達祖“語涉尖巧”的評價大多來源于“詞無寄托”（龍瑜生作《韻文史》甚至将其點明是“史詞描摹物态，信極工巧；特無甚寄托耳”）且非常偏頗，要知道，其同代張镃的評價與周、劉的評價可謂截然相反--------張評可是稱梅溪詞是“有瑰奇警邁、清新閑婉之長，而無蕩污淫之失”！（《題梅溪詞》）

總而言之，若平心而論，史達祖雖不能真與姜夔持平，但仍是要略過宋季四家，且史達祖彌祖清真，下啟碧山，是為詠物詞之中樞，在詞史中仍是“舉足輕重”的一家，但随常州詞派在名教旨意下的厚誣古人，終使得史達祖推出兩宋一流名家的席位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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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常州詞派以及道鹹之後的詞壇中，對于史達祖的褒揚之音也不算全然消絕，清末鄧廷桢認為史達祖的詞并非毫無寄托，所謂：“大抵寫怨銅駝，寄懷毳幕，非止流連光景，浪作豔歌也”；同樣的，陳廷焯也稱其是“獨怪史梅溪之沉郁頓挫，溫厚纏綿，似其人氣節文章，可以并傳不朽”（《白雨齋詞話》）

但可惜的是，清末四家同氣連枝，皆為常州嫡傳，且彼時《宋四家詞選》為當世第一詞家選本，其序言影響之大，幾已成詞學門徑之圭臬，被厚誣的詞家非但僅有史達祖，還有蘇轼----------更可惜的是，蘇轼饒是有朱祖謀作《宋詞三百首》為新示學人軌範而重振其名，而史達祖卻在周、姜、吳三家之下永無擢升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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