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始人，但據季羨林考證，“釋迦”是部落的名字，“釋迦牟尼”的意思是“釋迦族的聖人”，可見釋迦牟尼并不是他的真名。釋迦牟尼的真名叫喬達摩•悉達多。誕生地就是今天的尼泊爾泰來地區的梯羅拉柯提廢墟，距印度北方邦巴斯提縣的比普羅瓦西北約十英裡。史記釋迦牟尼的父親叫淨飯王，也有人懷疑所謂的淨飯王是誇大之說，有美化之意，他很可能是貴族寡頭的頭目。但不管怎麼說，釋迦牟尼生活在一個有權有勢的家庭無疑。權且稱釋迦牟尼為太子。

淨飯王很疼愛太子，為他修建了冬季用的暖宮，夏季用的涼宮，雨季用的溫宮。殿中都用七寶裝飾，富麗堂皇，流光溢彩，極盡奢華。複在園裡廣造池台，栽莳花果，并以五百婇女，歌舞随侍。太子年齡漸長，淨飯王請了名師令太子學習文典、技藝、倫理學、宗教學、醫藥學等諸種學問，兼習兵法和武藝。太子天資聰穎，對文學武技，皆自然通達，加以擊技精擅，神力過人，可以說文武兼全，智勇悉備。

太子成年後，娶了妃子，名叫耶輸陀羅。“賢妃美容貌，窈窕淑女姿，瑰豔若天後，同處日夜歡”。而且還生了個兒子，名叫羅睺羅。但太子是一個滿懷大慈大悲之心的人，看到世人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惡臭不淨，無可樂者，乃歎道：“日月易過，少年不常，老至如電，身形不支，氣力衰虛，坐起苦極，我雖富貴，豈能獨免，念及将來，甚可畏驚。”于是，太子下決心離開對自己百般呵護的父親和姨母，告别嬌妻愛子，放棄優渥的生活，去尋求度脫衆生之大道。陳兵先生說：“釋迦牟尼出家修道所欲解決的根本問題，亦即整個佛教的主旨，是斷除由生老病死而生的種種憂悲苦惱，解脫人類由既定生産方式所産生的根本痛苦。擴而言之，不僅為自身，而且為一切衆生解脫這種痛苦而開辟一條解脫大道。”

釋迦牟尼二十九歲出家，原本想通過苦行尋求解脫之道。然而，苦行六年，雖筚路藍縷，饑寒交迫，卻弄得形容枯槁，身體羸弱，靈光幽閉，一無所獲。他自己思忖：“如是等妙法，悉由飲食生。”從字面理解，佛祖認為不吃飯，妙法是尋不到的。其實，釋迦牟尼苦行六年，哪能不吃不喝呢？隻不過以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充饑罷了，動辄挨餓也很正常。釋迦牟尼天資聰穎，又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真正意思是飲食粗鄙，營養匮乏，不利于身心健康和大腦思維，這是有科學道理的。

于是，他接受了一個牧羊女奉獻的香乳糜。“食已諸根悅，堪受于菩提”。進美食，會使人精力充沛，有益于艱辛複雜的腦力勞動和苦行求法。但同行的五比丘卻認為他叛變了，離他而去。釋迦牟尼又繼續遊行，最後來到菩提伽耶，坐在菩提樹下，發誓：不成正覺，誓不起座。經過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終于恍然大悟，确信已經洞達了人生痛苦的本源，斷除了生老病死的根本，使貪、瞋、癡等煩惱不再起于心頭。這标志着釋迦牟尼證得大道，成了佛，時年三十五歲。

佛的根本教義是十二因緣、四聖谛、八正道。十二因緣：無明（愚癡，不知）、行（形成力，形成）、識（認識）、名色（名稱與物質形體）、六入（感官與感官對象）、觸（接觸）、受（感受）、愛（渴望）、取（愛執，執着于存在）、有（存在，無和空的對立面）、生（生）、老死（老死）。四聖谛是指苦、集、滅、道。意思是說，人世無常，一切皆苦，造成苦的原因是煩惱及業，必須從煩惱及業中解脫出來，達到涅槃境界。達到涅槃的道路就是所謂的八正道。八正道：正見（正确的見解）、正思維（在沒有貪嗔等煩惱的情況下，依正見觀察、思維，如理地做出決定）、正語（即說話要符合佛陀的教導）、正業（正确的行為）、正命（過符合佛陀教導的正當生活）、正精神（精神上要向善）、正念（正确的欲念）、正定（依四谛之理，正确修持禅定）。

經過不斷的發展，佛教走向系統化、精緻化，但主要教義仍是“苦”和“空”，主張出離世俗，覺悟人生，解脫悲苦。苦是佛教的生命觀，空是佛教的世界觀。佛祖認為，世界的一切都處在生滅往複的變換之中，既然生死無法避免，就應該功德圓滿地死去，也就是涅槃，追求一種最高境界和層次的重生。這是為滿足人們“德福終可合一”信仰的需要。對此，德國著名倫理學家鮑爾生解釋說：“對不死的信仰（今日死于德，明日生于福）是所有道德的關鍵。如果這一生命的結束就意味着一切事物的終結，德性将是一個空洞的夢，及時行樂就是聰明的了。”魯迅曾對人說：“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章太炎先生對佛教更佩服得五體投地，主張以佛教救中國。

人生處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點上，作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心中充滿疑惑和迷茫：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人生到底有何意義？康德認為，這些問題超出了人類感覺和理性所能夠把握的範疇，應該由信仰來解決。靈與肉的矛盾是人的基本矛盾。沒有精神信仰，人的動物性就會膨脹，沒有價值理性，人的工具理性就會膨脹，那麼，人類的前景就不妙。從這個意義上講，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為人指明了安身立命的境界，是為人類謀福祉。

宗教的魅力在于，其彼岸世界說消解了人面對有限人生與無限宇宙所産生的深沉的生命悲劇意識，使人從悲劇矛盾沖突中解脫出來，追求生命的永恒、無限、絕對和不朽。

古代一位老臣勸皇上信教直言道：“皇上，人的一生就好像您冬天在宮中用餐時，突然飛進宮殿來的一隻麻雀，這時宮中爐火熊熊，外面卻是雨雪霏霏。那隻麻雀穿過一道門飛進來，在明亮溫暖的爐火邊稍停片刻，然後又向另一道門飛去，消失在它所從來的嚴冬的黑暗裡。在人的一生中，我們能看見的也不過是在這裡稍停的片刻，在這之前和之後的一切，人們都一無所知。要是這種新的教義可以肯定告訴我們這一類事情，讓我們就遵從它吧！”

對悲觀主義者而言，宗教是無亮世界的閃光，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無奈世界的希望，是給人以精神慰藉的主觀的審美幻象，雖說它是非科學理智的，但它不可信卻可愛，所以它盛行不衰。

受康德美學思想和席勒審美教育學說的影響，康有為認為，“繪畫之學，為各學之本，中國人視為無用，豈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賴畫之發明”。鑒于“蓋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為避免宗教刺激感情之弊，蔡元培提出以審美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的主張，李大钊、陳獨秀、魯迅等學者也認同，他們認為最早的宗教确實含有人類的認知、意志和情感的作用，以滿足人們對于真善美的要求，但随着自然科學、倫理學、與宗教相分離的藝術等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理性的進步，美育可以取代宗教的社會功能，可以避免一切宗教的弊病。

問題是，人不可以沒有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形而上的追求，不能沒有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而科學雖發達，但人類還沒有窮盡對人自身乃至浩瀚宇宙的認識，現實世界還有許多令人無法排解的壓抑、困惑甚至苦難，因此也就無法徹底斷絕一部分人與宗教的聯系。人們所要極力避免的是宗教異化，使宗教保持其固有理念的純潔，同時也要警惕某些人或組織披着宗教的外衣作惡。未來的發展趨勢是宗教信仰人文化，使宗教成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融入現代人文精神之中。

佛祖第一次說法以後，佛家弟子日漸增多，初步組成了一個僧伽。佛祖主張衆生平等，招收弟子不受種姓限制，不分高低貴賤。可是，在實際操作中，商人、獵人、強盜、淫女、殺人犯都可以成為佛家弟子，惟獨禁止奴隸入教。《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三曰：“從今已往，汝等苾刍不應與奴出家。若有求者，當可問之：‘汝是奴不？’若與奴出家，得越法罪。”想必有此一禁，佛祖的内心也是很矛盾的。不許奴隸入教，顯然有悖于自己衆生平等的主張和普度衆生的宏願，但若允許奴隸入教，又必然與奴隸主發生沖突，因為奴隸主反對奴隸逃跑。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無奈之下，佛祖隻得向奴隸主讓步。死守清規戒律，膠柱鼓瑟，諸事難成。佛家戒貪，規定僧尼不許捉金銀，不許做買賣，以使其丢掉對塵世的依戀，佛祖卻與大商人關系很好，受其資助。大商人給孤獨在憍薩羅王都舍衛國布金滿園買下了祗林精舍，贈給佛祖。佛祖的弟子舍利弗“然後以繩量度，作經行處、講堂、溫室、食廚、浴屋、及諸房舍，皆使得宜”。佛教禁欲，佛祖卻同淫女打交道。在弗哩逝首都鞞舍離，佛祖結識了在社會上很有地位可與朝廷廣通聲氣的淫女庵摩羅。她請佛祖吃飯，并送給佛祖一座花園。

宗教是在與世俗博弈和磨合過程中适應社會和生産力發展要求而求得生存和進步的。佛祖與大商人關系很好，那是因為商人可以為佛祖傳經布教提供物質支持，而且古代印度商人走南闖北見多識廣，有利于宣揚佛法。

還有一條原因：古代交通不發達，人們很少出行，因之即使出行也常披荊斬棘，偶見孔道亦敗壞不堪，相比之下，不太為人知的商路則被視為“坦途”，而商人遊走四方，熟悉商路，僧尼與商人結伴而行，既相對安全，又可少走冤枉路。同時，商人也喜歡與僧尼同行，想沾僧尼免稅的光，偷稅漏稅。佛祖結交淫女庵摩羅，那是因為她的上層人脈關系比較好，能夠對佛教事業有所幫助。

佛教不是神教，沒有世俗，就沒有它的存在，因而它無法完全脫離世俗而自淨。佛祖是大智者，通達圓融，如果他呆闆、機械、褊狹、偏執，不顧時勢，作繭自縛，佛教早夭折了。

佛祖本來就不允許招收婦女做尼姑，他認為招收婦女做尼姑，會縮短佛教的壽命，這可是事關佛教命運的大事，但第一個苦苦哀求佛祖做尼姑的卻是對自己有鞠養之恩的姨母。佛祖降生七天後，母親逝世，由姨母撫養成人。他視姨母為生母，姨母視他如己出。佛祖慈悲，感念姨母慈惠，鞠養殷勤，推燥居濕，絕少分甘，怕姨母傷心，不得已破例允許姨母出家做尼姑。

事後，佛祖感慨地說：“若不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佛之正法往世千歲。今聽出家，則減五百年。”白鹭立雪，愚者看鹭，聰者觀雪，智者見白。佛祖是思想者，他應該知道誰都無法準确預測幾百年乃至千年以後佛教的命運，但他的“破例允許姨母出家做尼姑，會使佛教壽命縮短五百年”之說，卻凸顯了感恩和孝心的無比重要，迎合了世人的心理，為人們增添了道德力量，會使越來越多的人對佛祖頂禮膜拜。

佛祖聰慧：失去的，是臆想；得到的，是景仰。這并不表示佛祖塵心未泯，而是表明佛祖為争取人心、改良人心，促進社會消弭戾氣，充滿正氣、和氣、清氣，以實現普度衆生宏願的智慧和努力。洛克認為，釋迦牟尼努力工作不是為了自己或創造主的光榮，而僅僅隻是為了利益人類，利益衆生。強制别人改變信仰，對于他來說沒有意義，因為他所希望的不是要人表示忠順，而是要人改變性格。他的教團在許多變革之中，并未失去這一性質。

摩揭陀國頻婆沙羅王擁護佛教，是護法大王。太子阿阇世輕信欲取代世尊的提婆達多的讒言，認為提婆達多才是真正的梵行者，遂供養之。“由是，提婆愈加驕慢，欲代佛陀領導僧團，亦未得佛陀允許。此後提婆率五百徒衆脫離僧團，自稱大師，制定五法，以此為速得涅盤之道，遂破僧伽之和合。”在太子阿阇世的庇護下，提婆勢力漸大，在摩揭陀國王舍城擁有獨立教團。後提婆教唆阿阇世弑父，并謀藉新王之威勢，為教法之王，阿阇世遂幽禁其父頻婆沙羅王緻死，而自登王位。

不久，提婆達多因犯五逆重罪而下地獄，阿阇世王則全身長滿了惡瘡，臭穢難當，想盡辦法也無法治愈，已成涸轍之鲋，最終是佛祖救了他的命。阿阇世弑父自立，令世人震驚而切齒。佛教把“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看做是罪大惡極，阿阇世弑父自立，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佛祖見到已經後悔的阿阇世王卻十分歡喜，阿阇世王向佛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佛祖“為王進入‘月愛三昧’，身放光明，猶如月光，能令衆生的善心增長，其光清涼，照在王身上，惡瘡馬上痊愈，頓感輕安無比。佛陀再為阿阇世王傳授三皈五戒，王也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璎珞、微妙伎樂供養佛陀。

佛陀又為阿阇世王宣說治國之道，勉勵國王以正法治民，以德化民，多行仁政，必得民衆尊敬，行善安心，必得快樂”。引言固然有不可信之處，正如恩格斯所言：“作為人的創作結果的宗教，雖然有它特有的誠懇的熱情，當其創立時，就已經不會是不帶欺騙和不歪曲曆史事實的。”但也說明了佛祖争取阿阇世王，用心良苦。佛祖淵渟嶽峙，思想深邃，與衆不同，此舉并非善惡不分，自毀佛法，而是有益于佛教大興于天下之措。

佛教是悲觀主義，但佛祖對宣揚自己的思想主張不悲觀。它使人明白了這樣的道理：其一，佛法無邊，世上無不可度之人。弑父自立者，是大惡之人，但佛祖卻能緻其棄惡從善，可見佛法無邊，威力無窮。這會使佛家弟子更加笃信佛教，更多的俗人對佛祖産生神秘之感和心懷敬意，促進佛教的發展。

其二，放下屠刀，可拔重咎，一心向佛，來生美好。佛經曰：“佛重告使言：‘語阿阇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又曰：“佛告諸比丘言：‘此阿阇世王，過罪損減，已拔重咎。若阿阇世王不殺父者，即當此坐上得法眼淨’。”佛祖勸人改過向善。改過者崇佛護法，可損減過罪，拔除重咎，即使大惡如弑父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向善者崇佛護法，可修得功德圓滿，“若阿阇世王不殺父者，即當此坐上得法眼淨”。這無疑會為佛教赢得更多的信徒。同時，争取國王護法，對于宣傳教義、弘揚大法有重要意義。

或許，一切都是俗見。俗觀佛法，佛法即入俗流。佛法本就是佛的言教所要顯示的萬物的谛理，一切皆不可說。佛言，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拳诳小兒，以度于一切也。佛法在本質上不立一法，立一法即非佛法，但為了利益衆生，随權随緣随境開示種種方便之門，引衆由癡迷嬉戲歸至常樂我淨的精神家園。

佛教為人類的和平與安甯做出了貢獻。古代的東亞和南亞的許多國家帝王受佛教影響信奉和平思想，如阿育王從暴君轉變為護法名王。公元前264年阿育王登上王位，繼位之初，他雄心勃勃，想沿襲祖父和父親的做法，用武力征服整個印度半島。公元前255年，阿育王親率60萬步兵、3萬騎兵和9000頭戰象，攻占了從阿富汗到馬德拉斯（金奈）的遼闊疆土。但是，當他看見戰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象後，他開始憎惡戰争帶來的毀滅，于是，他下決心放棄戰争，并接受了佛教非殺、非暴力的和平教義，宣稱以後他的征服隻是宗教意義上的征服。

阿育王執政期間，宣布在全國廢除鬥獸之類的血腥娛樂，不充許用動物做殺生祭禮，在宮庭裡對王公大臣們喜歡的狩獵遊戲也加以限制；立佛教為國教，下令在王宮和印度各地樹立石柱，開鑿石壁，将他的诏令刊刻在上面，教育子民要仁愛慈悲，多行善事，禁止不同教派之間的互相攻擊；鼓勵和支持人們整理和研究佛教，提供巨資支持佛教傳播團體和興建佛教建築，并先後派出佛教傳教士前往喀什米爾、錫蘭、波蘭和亞曆山大城傳經布道；組織民衆植樹造林，修建醫院、公園、藥圃；實施大規模的掘井工程；設立專門機構保護和管理印度的土著居民和隸屬民……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稱這一時期的印度孔雀王朝如孔雀開屏一樣美好。

古代印度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首推佛教。梁啟超先生在歡迎泰戈爾來華訪問時熱情洋溢地說，印度饋贈給中國最貴重的禮物是《大藏經》。《大藏經》七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悲智雙修”。教我們從智慧上求得絕對的自由，教我們從悲憫上求得絕對的愛。而音樂、建築、繪畫、雕刻、戲曲、詩歌和小說、天文曆法、醫學、字母、著述體裁、教育方法、團體組織等，隻是最重要的副禮物。此言不謬。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演講中強調指出：“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

時至今日，一些學者針對近代文明危機，仍然寄希望于佛教對人類的和平與安甯有所裨益。湯因比博士曾經指出，近代文明危機的本質是“道德的隔閡”。也就是科學技術以壓倒優勢發展，而道德、倫理和精神都停滞不前，從而産生了斷裂。尤其是發達國家，物質不斷豐富，而精神的混亂卻極其嚴重。為了争取精神的發展，隻有打破精神的停滞，開展不間斷的精神鬥争。中國有着以儒學、道教以及中國佛教為基礎的精神土壤，從那裡可以發現基于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倫理道德。

佛祖産生于當時的古印度，而不是别的國家，除了種姓壓迫、思想開放的原因外，還在于“印度的民族性極善幻想，有較其他民族豐富得多、深邃得多的幻想力”。印度的古代童話故事集《五卷書》是公認的世界童話的源頭，其産生時間早于世界各國的神話。

魯迅先生曾雲：“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季羨林先生究其原因：“說到寓言和童話，世界上任何民族也比不了印度。原因也許就正因為他們沒有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永恒同一刹那，宇宙同一個小點，在他們看來都沒有多大差别。别的民族連在幻想的時候也有許多擺脫不掉的束縛；時間一久，距離一大，他們幻想的翅膀就有點追不上了。但印度人卻不然。一走到幻想的王國裡，他們就顯出了自己的身手，仿佛是太空裡的飛鳥，大海裡的遊魚，任意飛翔遊泳，沒有一點障礙。對他們來說，一切走獸飛鳥都有了人性；一切泉石樹木都有了生命。

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印度人就相信靈魂不滅，就是所謂輪回。一個人做好事，下一生就可以成神；做壞事，就可以成禽獸成餓鬼。人與獸之間根本沒有什麼區别。在他們的寓言和童話裡，一隻牛說話，它真的就是在說話，毫不勉強，為什麼一隻牛不能說話呢？于是在高山上，深林裡，小河邊，到處都充滿了生命。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也不會感到孤獨和寂寞了。”

佛祖闳博而不褊狹，能夠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統一于創立佛教、宣揚佛法的實踐中，是不是也因為他有奇思妙想的民族基因和翺翔于天地之間的矯健的想象翅膀呢？張中行先生認為是的。他說，佛教來自印度，古印度是最喜歡并最善于編撰神話的，于是近朱者赤，由釋迦牟尼創教開始，或有意或無意，就也連篇累牍地講神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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