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 王大為

2020年4月17-19日，七十七國集團（下稱G77）和中國将在烏幹達首都坎帕拉召開第三屆南方首腦會議。由于自2005年第二屆首腦會議以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G77成員可以利用此次會議深入讨論在當前國際關系背景下如何加強南南合作，改善全球治理，推進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一、南南合作的“初心”在于追求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經濟治理

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大大推動了國際經濟合作，也幫助發達國家迎來了持續将近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的“資本主義黃金時期”。但由于種種原因，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經濟合作的參與和受益程度均相對有限。當時流行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亦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中處于較為不利的邊緣地位，經濟上依附于體系中心的發達國家。

在這一背景下，1955年，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印尼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會議），重點讨論了亞非國家人民實現更加充分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合作的方式和途徑。由此開端，南南合作成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塑造更加包容的全球經濟治理的一個重要“補充”選項。1964年，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推動成立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七十七國集團。前者成為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和規劃自身發展戰略的“南方思想庫”，後者則為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框架内協調政策立場提供了機制性政府間平台。南南合作因此在1960-1970年代迎來一段高峰，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推動多邊貿易體制逐步接受了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成立了一系列商品組織、召開了數次南南合作大會、推動南南合作議題進入聯合國進程、争取到有關聯合國機構為南南合作提供支持、倡議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等。而在1980-1990年代，由于拉美爆發債務危機以及新保守主義理論在經濟決策和發展戰略中占據優勢，南南合作逐漸轉入低潮。進入新世紀後，随着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增長表現轉好，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投資、金融、發展等方面合作不斷邁向新台階，南南合作在全球經濟治理議程中的“熱度”又再次上升。

那麼，什麼是南南合作？2019年聯合國第二次南南合作高級别會議（BAPA 40）有一個寬泛的描述，即“我們認識到，南南合作是南方國家之間進行的合作，包括但不限于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領域，可在雙邊、區域或區域間環境下展開，使發展中國家能夠考慮到南南合作的原則，通過協同努力實現發展目标”。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國際社會迄今并未就南南合作達成一個一緻的官方定義。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南南合作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并行的進程。

在宏觀層面上，南南合作繼續萬隆會議開創的傳統，即倡導在貿易、投資、金融、科技創新等方面開展經濟合作（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ECDC），其根本導向是追求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經濟治理。G77曾先後于1976年和1981年分别在墨西哥城和加拉加斯召開兩次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大會，後者并通過加拉加斯行動綱領（CPA），包含了頗具雄心的一系列倡議。此後，在2000，2003和2005年，G77又召開了兩次南方首腦會議和一次南南合作高級别會議，就南南合作表達了一系列主張。

在微觀層面上，南南合作聚焦于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CDC），更多體現南方國家間“互助”導向，即發展中國家之間利用官方資金相互開展具體的技術援助項目。如果發達國家或國際組織加入，則南南合作即成為三方合作。第一屆發展中國家間技術合作大會于1978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作為聯合國政府間進程，發達國家也同樣參與了此次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技術合作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計劃（BAPA）。

二、當前南南合作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應該說，無論是在宏觀層面，還是在微觀層面，當前南南合作都處于較好的發展時期，同時也面臨一些挑戰和困境。

從機遇方面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是南南合作進一步發展的最重要基本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發展中國家國内生産總值（GDP）1970年為5850億美元，2000年增至約7.29萬億美元，2018年則進一步大幅上升到33.83萬億美元。就全球占比而言，1970為17.2%，2000年上升至21.6%，30年間增長約4.4個百分點。而從2000年至2018年間，占比則暴漲18.1個百分點達到39.7%（具體變化趨勢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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