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一天傍晚，北京一座大型商場9樓，兩排書架中間，一幅海報落地擺放：黑白兩色裡，作家笛安盤腿坐在沙發上，幾個大字列在左側——“暌違五年，轉型力作”，底部注着“人民文學獎”。

斜前方，80後作家笛安離聽衆一米遠，手拿話筒，把談論主體限制在“我”，以“城市文學”為題，從村上春樹出發，漫談童年記憶、中國文學、現代性……說到結尾，她有點羞赧，總結自己隻是随便聊聊。

文學聚會結束，讀者手拿新書《景恒街》等笛安簽名，一個男孩手裡的書顔色特别，封面上寫着“龍城編年史”。

幾個喜歡笛安超過五年的讀者自稱“老粉”，等着問候笛安幾句。男孩手裡的《龍城編年史》是其中一位送他的，取名自笛安代表作“龍城三部曲”。他們把書中情節按年份整理好，編成一本小書，反複摩挲，等着笛安有一天再寫本續集。

反思“當下”

笛安近照

“她這些年好像不怎麼寫了，聽說是生了小孩。”新書《景恒街》尾聲，笛安借書中人物之口提到自己的近況。

上一本小說《南方有令秧》出版後，她寫寫停停，四年過去，臨近五年，身邊朋友開始用怒其不争的眼神看着笛安。

2016年，笛安動筆，預計寫個當下發生的、純粹談戀愛的故事。兩年後，小說完結，愛情橋段在全書退居二線，“當下”的氣壓迎面而來。小說開頭，公司破産，老闆向員工告别：“是我的錯，是我太過于理想主義，忘記了資本沒有耐心聽聽我們的夢想。”沒過幾天，新創業項目“粉疊”啟程，由兩位過氣藝人發起，随即登上新聞頭條，但沒過兩年便失去資本的青睐，又一次告别夢想。

描述當下并非易事，笛安每寫完一章便發給記者魏玲試讀。此前，魏玲的财經特稿被笛安偶然讀到，這篇記錄資本寒冬與投資狂潮的非虛構作品說出了《景恒街》發生的時代背景。魏玲常被問道，這樣寫北京創業潮，是否有現實感、有說服力？

第一部分推倒重來兩次後，笛安不惜筆墨，詳細描述了“粉疊”APP的運作邏輯。粉絲在這裡擁有決定偶像生死的權力，根據經濟貢獻大小，各歸其位，做到最頂端的是“藍粉蝶”，能在經紀公司與粉絲之間斡旋，通過引導流量的走向來左右巨星的誕生。

魏玲一直把目光聚集在男主角關景恒身上，“一個野心勃勃的小男孩，帶着很明顯的渴望，差不多要把自己燃燒”。

“粉疊”是關景恒的執念——必須證明偶像都是可以“做”出來的，人心都是可以操縱的，才能釋懷為什麼自己當初參加選秀後沒有紅。

這并不是一個成功學的故事。“粉疊”的融資進程從天使輪走到B輪，在最冒險時被投資公司放棄，小說結尾，關景恒回到起點。魏玲從中讀到蓋茨比式的悲情：“成功”不再夢幻，人愣在原地，被自己的渴望擊中。

這也是笛安最想說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對人的侵蝕有時很可怕。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她主動談起跟随關景恒的創業者阿南，一夜暴富後，他的手上多了個造型誇張的骷髅頭戒指，違和而惹眼。笛安總結：“一個人剛剛改變處境的時候，通常會買一樣特别難看的東西，标志自己已經在花錢這件事情上更自由了，這是真的。”

她明顯感覺到，自己已經不想再碰原來的母題——那個青春的、執念的、用力的戰鬥少女已經不見，第一次，充滿野心的男主角關景恒和他身後的時代占據大量篇幅，叙寫青春轉入對成人世界的描摹。

笛安愈發覺得表達自我沒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構建一個世界。

新書正式發售十幾天前，笛安到杭州領獎，人民文學出版社把最佳長篇小說獎頒給了《景恒街》，她是獲獎的第一個80後作家，頭三屆得主是麥家、劉震雲、畢飛宇。

評委李敬澤評價：“在創業、融資、商戰故事裡融入辦公室政治與都市愛情的情節，世故裡含純真，功利中有體恤。”

到這個時刻，笛安已經入行16年。

在《收獲》雜志中篇小說頭條發表處女作，是笛安“二十年生命裡最美好的一天”。

大一的夏天，笛安從法國回家，掏出一沓子紙，題目寫着《姐姐的叢林》——是她花了三個月，像流水一樣敲出的。父親李銳是著名作家，他把小說拿給《收獲》編輯之前，笛安把自己的姓隐去，以“笛安”署名。她沒抱太大希望，以為除了家人朋友沒人覺得自己寫得好。

很快，天分開始推着笛安往前走，兩部長篇小說《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都被《收獲》看中，短篇小說《圓寂》獲《小說選刊》首屆“中國小說雙年獎”。2006年，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後記中宣告：寫小說是我對抗生活的方式，不是生活的任何一部分。

但兩年後，笛安清楚地意識到天分已向自己揮手道别，自己并不是天才。到第四部小說《東霓》，她在後記裡殘酷地剖析自己：“也許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後，上天贈給他們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隻是黑夜盡頭陽光照亮的那桌慘不忍睹的殘羹。”旁人很難理解，作家不靠天分如何寫作，笛安笑笑：“也不是完全沒有”，但隻有那麼多。天分不可或缺，但能給予自己的僅此而已。

這時，笛安想起成千上萬的讀者告訴過自己，某本書裡把自己想說的話都說了。她更加發現自己沒那麼特别，“你要是真的特别，怎麼能說出這麼多人的感受？”

沒什麼特别的，隻是熱愛虛構而已。回溯童年，笛安小時候總喜歡在腦海裡玩遊戲——幻想一個沒有自己存在的世界，這個世界由自己完全創造。“熱愛虛構的人從小到大，精神上永遠有一部分沒有活在當下，一開門就能看到另一世界”，笛安知道說起來有些荒謬，但這是真的。

寫小說的人必然得有文學的修養，得有很大的閱讀量、懂人生、很敏銳？“不是的，”在她看來，小說家的核心隻有一個——虛構的本能，而本能讓人快樂，這讓笛安與自己和解。

就是“寫不出來”

“暢銷書作家”的頭銜似乎是一夜之間，落到了笛安頭上。

2009年，笛安正在巴黎昏天黑地地寫着碩士論文，看到郭敬明在MSN的留言：自己的小說《西決》上市兩周後，加印了。郭敬明問：“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笛安感到茫然，滿腦子都是沒寫完的論文。她退出MSN，收拾好去圖書館的帆布包，臨走前，輕描淡寫地跟當時的男友提了一嘴。

打開門時，男友突然問：“你不會離開我吧？”笛安說，神經病啊，走出去帶上了門。

這次加印量為10萬冊，此後一個月内《西決》又被加印兩次。笛安突然從一個翻滾在畢業邊緣的學生成為了站在時代潮頭的青年作家，大踏步地進入了人生的另一頭。

主流文學界也喜歡《西決》。一年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把最具潛力新人獎頒給笛安，頒獎詞和銷量一樣厚重：“笛安有一種寫作的野心，一種掌控語言和代言一代人青春的野心。”

全書以鄭西決的視角叙述一個普通家庭裡的愛恨情仇，鄭家三個年輕人的生活裡，不時闖入上一代人的故事，兩代人矛盾紛雜，卻又最終團聚在一張全家福裡，一同等待家族裡最小孩子的降生。

同年獲得年度作家的蘇童在《西決》出版前早早地讀完全書，作了序。他在序言裡評價，“（全書叙事手法）就像保齡球中對三個前哨球的有效撞擊導緻了‘全中’，整部小說的叙述方向因此顯得清晰簡潔，而且鋒利。”

回國拿獎時，笛安已經注冊了博士。但沒過多久，笛安從巴黎飛到北京，創作沖動最終覆蓋學術前景。同學聚會，大家暢談未來，輪到笛安，她沒敢講想靠寫作吃飯，怕朋友接着評論：你真的打算餓死啊？後來，笛安掃了眼銀行賬戶，《西決》的版稅夠兩年租房子吃飯，稍微心安。

靠寫作吃飯這件事很浪漫。采訪時，笛安提到那些年頭，一臉滿足。那是“幸福的日子”——淩晨兩點睡，中午十二點起，下午兩點吃一天的唯一一頓飯，其餘時間幾乎都宅在室内。

但笛安還是把這幾年稱做“瓶頸期”。從《西決》開始，面前空白的文檔，絕望感襲來，寫作這件事本身開始拷問她。她不諱言自己就是“寫不出來”——不能準确寫下自己想寫的文字。

寫《東霓》，word文檔裡面的兩百多頁，印象中沒有一頁從頭至尾流暢完成。為了銜接兩個場景，讓一個片段顯得自然，一兩百字要寫好幾個小時。笛安勸自己，就盡興這一次，後一部《南音》，笛安一遍遍對自己說，這個小說是為了求“輸”而寫的。

《東霓》、《南音》和《西決》，三個故事都發生在“龍城”，原型是山西太原，一到春天總刮沙塵暴。笛安18歲之前一直生活在此，眼見這座典型的工業城市帶着繁華和欲望從八十年代走來。直到2012年，鄭家另兩個年輕人——東霓和南音輪流講完了兩代人的美好與幻滅，由此組成的“龍城三部曲”持續暢銷，把笛安送上了中國作家富豪榜。

同年，榜單上柯艾文化的簽約作者占了六分之一。郭敬明的《小時代3.0刺金時代》依然暢銷，《全世愛》、《這些都是你給我的愛》等情感治愈系小說大賣。郭敬明甚至為旗下作家落落策劃了創作轉型，書寫“剩女”話題的《剩者為王》銷量不俗，拿到320萬的版稅。

笛安開始第一次簽售、第一次嘗到連着好幾個小時應對十幾個記者的滋味，讀者在自己面前歡呼、在網上論壇為自己的書寫得好壞而争吵……屬于暢銷書作家的“成功”撲面而來，笛安有時覺得妙不可言，有時覺得不真實。

青春：标簽與共鳴

“龍城三部曲”完結後，笛安寫了本曆史小說——《南方有令秧》，故事發生在明朝。寫到結尾，屋裡隻有笛安和她的電腦，她感覺“像是站在一個很高的山頂，剛剛目送一群遠去的神話人物”。

2015年，她告訴媒體，自己的終極夢想是寫出《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樣的作品。

笛安開始成為暢銷書作家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烨稱笛安的作品是“溝通青春文學和嚴肅文學的橋梁”，“龍城三部曲”最後一部《南音》書背面也印着：以嚴肅文學之姿打入青春文學市場。

“嚴肅文學”和“青春文學”是大衆熟知的識别标簽。此說一出，笛安的位置似乎清晰了。

但上一代人慣用的文學評價範式已經沒法讓80後作家真正信服。

當被問到做青春文學的作者是怎樣的感覺，作家消失賓妮想了幾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知道别人怎麼想，我其實挺抵觸的。”對她來說，自己寫作那五年，從沒有寫“青春文學”的自覺。現在，她更願意把之前叫做“青春期的寫作”。至于自己名字前面的“學院派寫作”頭銜，賓妮噗嗤一笑：“這其實是公司自己掰出來的。”

七年前一場研讨會上的發言也讓笛安記憶猶新。研讨會名為“東亞青少年流行文化”，笛安還未完結“龍城三部曲”，左邊坐着coser(cosplay玩家)，右邊坐着樂手，對面是個大學教授。學社會學的笛安發問：“為什麼，在今天的中國，出生于1980年後的年輕作者們盡管經常受到來自評論界的批評，卻的确可以赢得非常廣大的讀者群，赢得同齡以及青少年讀者們的接受和共鳴？”

答案可以複雜到成為研究課題，也可以簡單到隻有一句話——一代人青春的共鳴。但無可否認的是，當回答變得眉目清晰，告别的日子也近了。

依然是這一年，消失賓妮停筆，轉行做了編劇，至今沒有再出版小說。2015年前後，她和出版社的人聊天，對方說道，實體書已經賣不了幾本了，甚至悲觀地說已經沒有什麼人看實體書了。“而現在，”她描述這個包圍自己的世界：完整的一天已經被手機閱讀、短視頻瓜分掉，“留給文學的時間很少。”

市場開始向影視改編敞開大門，2013年，《小時代》系列電影開始連映四部，累計票房15.1億，隻用了兩年時間。盡管每一部都被诟病向錢看齊，大批的青少年粉絲仍買票支持。這也成為“青春文學”最後的流行——《爵迹》票房在2016年滑鐵盧後，關于柯艾出品，幾乎再無新聞。青春的接力棒傳到下一代觀衆手中，屬于80後作家和90後讀者的旅行後會無期。“文化現象就是這樣，持續不了太久。”賓妮看得很淡。

這不影響年輕讀者找笛安說話，她的微博依然是很多讀者的樹洞：一個女孩曾經發私信講自己和前男友怎麼确定戀愛關系，在一起的地方，第一次去約會看什麼電影，然後去吃什麼……一連串陌生的飯店名字後，最後一句話埋在那裡：“我們已經分手8個月了，笛安，你能不能幫幫我？”

笛安不知道回什麼，那一刻頓覺各人有各人的苦。看多了，她發現，這個年齡段的人，除去特殊情況，大多數人問的都是：怎樣找到真愛、爸媽催婚怎麼辦、不喜歡我現在學的專業、不知道人生以後怎麼走。這讓她恍惚回到校園——那時候，身邊同學聊來聊去，不也就是這幾種“困境”？

“好像有人說這世界變了多少，（可）我一直不這麼覺得。”

沒法去大理

隻是笛安在成長。

來北京快十年，笛安以女兒的出生為界限，把十年分成兩段。

前一段，她感受到北京的混亂，總能看見和自己一樣“不好好過日子”的人，和一小群搞文藝的朋友走到一起，抱團取暖，以某種高度在北京懸浮着生活。

後一段，她奔波在朝陽區三環到四環之間。

女兒兩歲前，每個月都需要打疫苗；兩歲後，由于臉上有顆紅痣模樣的胎記，學名“血管瘤”，笛安帶着她抽血、吃藥，跑了一年多。從麗都廣場到藍色港灣，兩塊商業區相距5公裡，是笛安對北京最熟悉的地方。這一年最常見的人是皮膚科醫生，每周都在見面次數裡排到前三。

帶着女兒跑醫院時，她忘了自己是作家，甚至忘了自己。暫時的遺忘反而讓她從職業寫作中喘口氣——她可以不必在生活中時時刻刻形成寫作時那種“我想”“我覺得”的思維習慣。

她開始享受新手媽媽的身份。一次看完電影，女兒正打算亂跑，笛安熟練地從背後拎住孩子，擡頭，一位讀者跟自己打招呼。笛安把整個過程寫成段子發到微博上，那名讀者補充：剛挂完電話就看到了你，風中淩亂。

去年，笛安的團隊在北京市區租了一間工作室，幾個同事在二十平米左右的屋裡辦公。爸媽從山西到北京，幫忙帶孩子。小朋友需要安定環境，定居順義，準備在這裡的國際學校，從幼兒園讀到高中。笛安計劃把錢都賺夠就不做職業作家——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沒那麼大壓力。

“有想過去别的地方嗎？”

“（如果要去），足夠說服我的可能就是小孩的教育，這是現在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我沒法放棄北京，到大理去開民宿，然後讓小孩真的在那上學。”

就像“龍城三部曲”中，鄭家三個年輕人走出青春期後，即便去過北京、四川、美國、新加坡，兜兜轉轉，還是決定終老于原地。

老角色停止遊逛，老讀者也認為《景恒街》的女主角變了。這個叫朱靈境的成年女子把主角光環給了男主角關景恒，自己則退居時代浪潮的一角，毫無野心與攻擊性。

但在結尾，朱靈境從八樓陽台翻到鄰近房間，替朋友的婚外情頂包，随後辭職，像以前的女主角一樣，親手承擔不屬于自己的責任。多年老友消失賓妮一讀到八樓陽台，馬上認出這是獨屬于笛安的東西。

在她看來，笛安筆下人物的情感邏輯永遠遵循某種浪漫和神性——屬于基督徒的救贖。外人看起來無感的情節，對她本人來講是必須，“當時一看，欸，這是笛安。”

在這本書的後記裡笛安告訴讀者，沒能成為當初以為自己必将成為的那種作家，真的很抱歉。——這句話仿寫了黃舒駿《改變1995》的歌詞，那首歌處處流露的都是對過往的眷戀。

時間不停地走遠，笛安覺得，青春已經消散，天道如此，無須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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