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古墓為啥很少?來源：交彙點新聞客戶端1月底，韓國媒體報道，韓國國立扶餘文物研究所表示，2021年在韓國忠清南道公州百濟王室陵園武甯王墓附近出土的一塊蓮花紋墓磚，側面刻有銘文“造此是建業人也”，确認由中國古代工匠制造，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宋朝古墓為啥很少?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宋朝古墓為啥很少

來源：交彙點新聞客戶端

1月底，韓國媒體報道，韓國國立扶餘文物研究所表示，2021年在韓國忠清南道公州百濟王室陵園武甯王墓附近出土的一塊蓮花紋墓磚，側面刻有銘文“造此是建業人也”，确認由中國古代工匠制造。

武甯王墓距今約有1500年曆史，相當于我國南朝時期。 “建業”是三國東吳都城的名稱，也就是現在的南京。韓國學者認為，刻下這行文字的工匠來自“建業”。一塊不平凡的墓磚，反映了古代江蘇和百濟密切的文化交流，也為迎來建交三十周年的中韓兩國之間的文化淵源添上了一段佳話。

那麼，這個南朝蕭梁時期的“南京人”為何會前往位于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一次似乎出于無意的“物勒工名”的背後，隐藏着哪些曆史信息呢？

墓磚銘文“造此是建業人也”

銘文中的“建業”，就是南京

還原這段曆史，“建業”二字是關鍵的線索。

在古都南京使用過70多個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名号中，“建業”是名氣較大的一個。公元211年，割據江東的孫權将自己的統治中心從京口（今鎮江）遷往秣陵。次年，孫權正式将“秣陵”改為“建業”，寄托着要在這座城市“建帝王之大業”的雄心。

從212年開始，孫權在建業修建石頭城，營建江防設施，以這座城市為中心，為吳國的建立和鞏固創造條件。229年夏，孫權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稱帝，建立吳國。同年秋九月，孫權從武昌遷都建業，拉開了東吳定都南京的大幕，這也是曆史上第一個在南京建都的政權。

将秣陵改名為建業的東吳大帝孫權

“墓磚銘文中的‘建業’就是南京，在六朝前期，‘建業’是東亞極其重要的大都市，擁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志高說。

“朱阙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眈眈，清流亹亹。列寺七裡，俠棟陽路。屯營栉比，解署棋布……”西晉文學家左思的《吳都賦》生動記錄了建業的都城格局和城市繁華。作為南京第一次成為王朝首都時使用的名字，“建業”之名并沒有随着這座城市更名為“建邺”“建康”而消失，而是頻頻出現于文人詩賦和民間口頭之中。唐代詩人王昌齡《留别岑參兄弟》：“江城建業樓，山盡滄海頭”；清代納蘭性德《憶江南》：“江南好，建業舊長安”；清代毛奇齡《龍江關》：“建業重關控上遊，龍盤虎踞舊神州”等，就是以“建業”作為南京代稱的例子。

此次發現的銘文磚

同樣的指代也發生在這塊墓磚上。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張學鋒教授說，出土該墓磚的墓葬，并非著名的武甯王墓，而是附近的一座高等級墓葬，其墓主可能是武甯王之後的某一位百濟王，其營建年代相當于南朝蕭梁時期。根據《梁書》《南書》等文獻和相關出土文物推斷，一些來自蕭梁、擅長營建陵墓的工匠，沿着海上絲綢之路，抵達百濟，營建了熊津百濟王室陵園内的數座重要墓葬。也許是了紀念這次難忘的經曆，一位不知名的工匠在親手燒制的一塊墓磚上刻下了“造此是建業人也”的文字。

可能有人會問，蕭梁時期，南京的正式名稱是“建康”，為何刻的不是“造此是建康人也”呢？“這是因為，南朝時民間依然有不少人習慣将‘建康’稱為‘建業’，這也被很多出土文物所證明，這就好比今天的南京人自稱來自‘金陵’。”參與過“百濟曆史遺址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評審論證會的張學鋒教授說。

百濟墓葬裡，那些六朝“舶來品”

百濟國，朝鮮三國時代（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的三個政權之一，統治區域位于朝鮮半島西南部，先後定都慰禮城（今韓國首爾）、熊津城（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市）、泗沘城（今韓國忠清南道扶餘郡）。2015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産的熊津百濟王室陵園内，有着30多座墓葬，既有濃郁朝鮮半島風格的積石墓，也有以武甯王墓為代表的中國南朝風格墓葬。

武甯王墓墓室内景

武甯王，即《梁書》中所記載的“百濟王餘隆”。朝鮮《三國史記·百濟本紀》中稱他為“斯麻王”，“武甯”是他的谥号。他是百濟國第25代王，公元501年至523年在位，相當于蕭梁永元三年至普通四年。

“武甯王墓1971年發掘，墓葬的形制和大量出土文物證明，這座墓葬是南朝陵墓制度影響百濟的有力證明。“王志高教授與著名考古學者、南京博物院羅宗真研究員合著的《六朝文物》中如此描繪武甯王墓：這是一座帶有長甬道的“凸”字形單室券頂磚室墓，墓前有斜坡墓道和磚砌排水溝，墓壁用“四順一丁”和“三順一丁”組磚砌築，墓室後部設磚砌棺床，棺床前部以一排磚鎖口，墓室側壁和後壁對稱設置直棂假窗，假窗上有桃形燈龛，墓磚為模印蓮花紋和網紋等，這是南京地區較為典型的南朝王侯墓葬形式和結構。

武甯王墓墓壁

武甯王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也讓中國的六朝考古學者感到熟悉和“親切”。盤口壺、六系罐、盞等青瓷器，五铢鐵錢和梁簡文帝《望月詩》中描繪的“七子鏡”，以及銅盞、銅托銀盞、銅熨鬥，大多是從中國輸入的“舶來品”。甬道中的鎮墓石獸是模仿南朝墓中的石窮奇。随葬的石質墓志和買地券用漢字書寫，文中寫道：“甯東大将軍百濟斯麻王，年六十二歲，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甯東大将軍”是梁武帝授予這位百濟國王的官職。

“武甯王墓的修建，肯定有中國工匠參與其中。”王志高介紹，同在這一陵區的茅山六号墳中發現的一塊銘文磚，上有“梁官瓦為師矣”銘文，也為中國工匠參加百濟王墓葬建設提供了更為有力的證明。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東晉青瓷羊形燭台，韓國江原道原城郡法泉裡石棺墓中發現過幾乎一模一樣的器物。

除了武甯王墓，韓國發掘的其他一些百濟古墳和遺址，亦出土了不少南朝風格的青瓷器，主要有雞首壺、盤口壺，四系罐、硯、盞、六系罐、蓮花尊、錢紋罐、高足盤等，特别是江原道原城郡法泉裡石棺墓中發現的一件東晉青瓷羊形燭台，其造型和南京象山7号墓中的同類器物相似度極高。1979年，韓國扶餘市發掘的定林寺遺址，其寺名不但與南朝建康的鐘山定林寺同名，遺址上出土的大量單瓣蓮花紋瓦當，和南京發現的同類器物也非常相像。

六朝畫作中，1500年前的百濟人

朝鮮半島的百濟文物、百濟墓葬與同時期六朝文物、六朝陵墓頻頻“撞臉”，生動說明了六朝政權和百濟之間密切交往的曆史。朝鮮半島三國時期，由于新羅與中國北方政權結交，對百濟造成了軍事壓力。百濟轉而與中國南方的政權——東晉及後來的南朝發展外交往來。

此次出土“造此是建業人也”銘文磚的墓葬。

百濟向東晉朝貢始于東晉鹹安二年（372）。此後，東晉和南朝的詩書、史籍、佛教經義以及工匠、畫師不斷輸入百濟，傳播先進的六朝文化。文獻記載，百濟至少11次派遣使者到建康，六朝政權先後授予曆代百濟國王鎮東将軍、鎮東大将軍、甯東大将軍、撫東大将軍等稱号。南朝蕭梁是六朝政權與百濟交往的高峰時期。百濟遣使來到南京，貢獻方物(土産）。梁武帝則賜予百濟“《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生活在蕭梁時期的吳郡（蘇州人）陸诩自幼研習崔靈恩的訓诂著作《三禮義宗》，後應百濟國之邀，前往百濟講學。

《職貢圖》上的百濟國使（右）

百濟人的形象也出現在中國的六朝文物之中。梁武帝之子、湘東王蕭繹多才多藝。他繪制過一幅著名的《職貢圖》（摹本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描畫了12位來到蕭梁進貢的外國使臣形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百濟國使”。

畫面上，這位百濟使臣衣着整齊，溫文爾雅，白淨斯文。圖中如此介紹百濟人的語言和衣着：“言語、衣服略同高麗，行不張拱，拜不申足。以帽為冠，襦曰複衫，袴曰褲，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有學者認為，百濟使者穿的是交領右衽服飾。與南朝人服飾穿戴已非常接近。

“此次‘造此是建業人也’銘文磚的發現，為研究六朝和百濟的交流提供了更加生動鮮活的材料，也為古代中韓文化交流的曆史增添了新的見證。”王志高教授說。

新華日報·交彙點記者 于鋒

編輯: 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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