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呂氏春秋》導讀作者何志華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他回憶:21世紀初香港經濟不景氣,因投資失利而輕生者衆,社會上彌漫着傷感的愁緒,不知為何竟也影響了年輕一代,學生自尋短見時有聽聞。《呂氏春秋》主旨即在貴生養生,最合現世人心,這正好讓學生理解自身生命的崇高價值,絕非外物所能比拟。望能推廣其深邃精妙的哲理,也讓大學以外一衆市民及早感悟貴生之義,節欲早啬,長生久視,享受生命為我們帶來的樂趣。
一代傳奇商人呂不韋以為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國落魄王孫異人“奇貨可居”,經過一番神奇操作之後,異人回秦國繼位,他擔任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權傾天下。
當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号稱戰國四公子,均為喜賓客之士,名重士林。呂不韋以秦國之強,在招賢納士方面,竟不如四公子,因此亦招攬士人,吩咐食客人人各著所聞,集各論著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合共二十餘萬言,認為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号曰《呂氏春秋》。他更布書于鹹陽市門,懸千金于其上,延請諸侯、遊士、賓客等,稱如有人能增損一字,即予千金。班固《漢書·藝文志》将之歸入雜家,其内容以儒、墨、名、法為主,兼及多家思想。
錢穆先生高度評價《呂氏春秋》東學西移的貢獻:“秦人本無文化可言,東方遊士西入秦者,又大多為功名之士,對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滿之感,欲求别辟新局以就功業……其大規模的為東方文化西漸之鼓動者,厥為呂不韋。呂不韋亦籍隸三晉,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實欲将東方學術移植西土。不僅如商鞅範雎諸人,隻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
《呂氏春秋》一書内容十分豐富,清明将至,以下分别從“貴生”說、“養生”說擇其精要分享之。
它開宗明義,便極言“生”之可貴。《呂氏春秋·貴生》雲: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
“耳”“目”“鼻”“口”都應當為“生命”服役。既然本屬“自身”範疇的“感官”,仍得為“生命”服役,則不屬“自身”範疇的“外物”,更當從役于“生命”了。
亦從“貴賤”“輕重”“安危”三方面,以比較角度強調“生”之可貴。《呂氏春秋· 重己》雲:
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複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莊周夢蝶
《呂氏春秋· 必己》引述《莊子》之言:
莊子笑曰:周将處于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下一上,以禾為量,而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
《呂氏春秋》倡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其說既本莊子,其實亦見于《荀子·修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内省而外物輕矣。《荀子·修身》又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
可見《呂氏春秋》認為“生”遠較“外物”可貴,即使面對重物如“天下”,也不能與“生”相比。《呂氏春秋· 本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指出“物”僅為“養生”之手段,本身并無價值可言。易言之,“物”之價值乃為“派生價值”,“生”之價值乃“自身價值”。倘若“生”之價值被否定,“物”亦無價值可言。
“欲”既得之于天,則非人力所能幹預的,《呂氏春秋· 大樂》:
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于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
又《呂氏春秋· 情欲》:
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纣同。
《呂氏春秋》認為制欲殊非易事,隻有聖人可以為之。《呂氏春秋· 情欲》: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
“節”意指“合理之限度”,而聖人就是從“合理之限度”考量,控制欲念。聖人能夠成功控制欲念,異于常人,乃因聖人能得“欲念”之實質内容(即“情”),再從此等實質内容中得其合理之限度(即“節”)。易言之,聖人得見欲念之“合理限度”(即“欲之節”)。聖人之所以得見“欲之節”,乃因他們從“貴生”出發,以“貴生”作為最終原則決定“欲念”内容實質之合理限度。
聖人以“貴生”為“節”的準則。《呂氏春秋·貴生》:
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又如《呂氏春秋· 本生》:
今有聲于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于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于聲色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稷下學宮
《呂氏春秋》的“養生說”,究其原始出自齊國的稷下學派。它繼承稷下學派的“精氣說”,認為善于保存形體内的精氣,便能長命不衰。因此,《呂氏春秋》提出了具體的養生方法,借以保留形體内存的精氣。概略言之,有以下四個重點:
(一)流動不郁
《呂氏春秋· 盡數》雲:
流水不腐,戶樞不蝼,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郁。郁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挶為聾,處目則為䁾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蹶。
可見《呂氏春秋》認為百病之源全在于精氣郁結,為求精氣流動不郁,應當保持運動,所謂“形不動則精不流”。
《呂氏春秋·達郁》曰: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郁也。故水郁則為污,樹郁則為蠹,草郁則為菑。
《呂氏春秋》認為“精氣欲其行”,具體言之,則為保持運動。保持運動,能使血脈暢通,筋骨堅固,而精氣流行不郁,便“病無所居”,自能身強體健。
(二)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認為“精氣”安居于形體之内,不受外物幹擾,則年壽得長,可以盡其天年。為免受外物幹擾,則當少私寡欲,修養情性,追求平淡祥和,避免大喜大怒。
《呂氏春秋·盡數》雲: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倡言少私寡欲,溯其源流,乃出自“貴生說”。“貴生說”認為君主養生之道,在乎少私寡欲,戒除奢華的生活,自可全生保命。
《呂氏春秋· 本生》:
貴富而不知道,适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緻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辇,務以自佚,命之曰佁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緻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誇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蛾眉皓齒,酒池肉林
(三)飲食得道
所謂飲食之道,其實亦與精氣說相關涉,《呂氏春秋·重己》雲:“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可見飲食得飽,則使“胃充”,而“胃充”會使胸腹脹滿郁結,不利于精氣于體内運行,以緻長生無望。因此飲食之道,在乎少私寡欲,進食力求清淡、合時。
《盡數》雲: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至于飲食養生的基本方法,《盡數》指出應适度節制,“無饑無飽”。而飲食舉止,則在乎“和精端容”,旨在不礙體内精氣運行。統而言之,所謂飲食之道,其實亦與精氣說相關連。
(四)善于養體
《呂氏春秋》讨論養生之道重在“養氣”,而非“養形”。所謂“養形”之道,其旨亦在輔助“精氣”,使“精氣流通無阻”而已。
《呂氏春秋· 先己》: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終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認為“治身”即為“養形”,《先己》指出通過“養形”,可以驅除體内陳腐之氣,并且吸納新鮮精氣,從而得享天年。可見“養形”之道,推本溯源,亦在“養氣”。至于“養形”的具體方法,相對于“養氣”而言,乃專指養護身體、五官,而兼及心志的具體方法,其重點見于《呂氏春秋· 孝行》:
養有五道:修宮室,安床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龢顔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序用之,可謂善養矣。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雲:“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營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将合一爐而治之,雜家之起于是時,亦運會使然也。”《呂氏春秋》作為首部雜家文獻,其成書于秦,實為時代所需,應運而生。
(文章摘自《經典之門·<呂氏春秋>導讀》,作者何志華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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