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新聞評論員 鐘茜妮

每個時代，個體追求抱負的故事都在上演。當巴爾紮克筆下的“外省青年”帶着一往無前的勇氣紛紛奔赴巴黎，歐洲城市化的圖景徐徐展開。

時空輪換到中國廣袤的大地。改革開放40餘年來，城鎮化進程在這片東方土地呼嘯而至。“小鎮青年們”來到城市，尋一份謀生之業，覓一頂屋檐避雨。當家鄉變故鄉，他們是否能站在山頂向城市發出雄心勃勃的挑戰？這十年，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給出了新的答案。

十年裡，中國城鎮化率由53.1%上升到64.7%，1.8億左右農村人口進城成為城鎮常住人口，城鎮新增就業年均超過1300萬人。

在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現代化，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40餘年，中國完成了由一個農業人口占主體的國家向城鎮人口占主體的國家的曆史性轉變，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過的城鎮化進程，不僅擁有可比肩發達國家的城市數量，還擁有不遜色于紐約、巴黎、倫敦、東京等國際知名大都市的城市規模。

但同時，這也是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城鎮化道路。

“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注重環境宜居和曆史文脈傳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衆獲得感和幸福感。”深刻的論述，道出這十年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關鍵。

城市不再如茅盾筆下吳老太爺初見上海那樣重重魔幻的體驗，城市也不是堆積着冰冷摩天建築的景觀對象，我們對于城市的認知，回歸到了栖身的家園。城市是會生長、更新的生命體，也是創造幸福、接納個人的載體。

流動的腳步

44歲的鄧鳳嬌從民警手中接過嶄新的戶口簿，這時距她辭别故鄉“闖廣州”已過去了21年。方寸證件，裝着有關城市的生活夢想，也曾是禁锢流動腳步的枷鎖。

“鄧鳳嬌們”是對城鎮化最有感受的人群：從暫住到居住再到落戶，陌生城市逐漸有了溫度，人生的後半篇章落筆城市。黨的十八大以來，越來越多城市放開放寬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基本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城市的落戶條件有序放寬，億萬農民進城創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不再被薄薄的一頁戶口所束縛。

過去曾撕不掉“農民工”的标簽，如今，卻能驕傲地亮出“新市民”的身份。進城，不僅将汗水和生命澆灌成高聳雲霄的大樓，也要堂堂正正地“留下來”，享受城市裡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在完成工作地轉移的同時，“鄧鳳嬌們”真正完成其居住地與生活地的轉移。

在免費提供各類就業服務的同時，我國大力開展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2014年以來累計培訓超過1億人次；随遷子女教育納入财政保障範圍，“兩免一補”資金随學生流動可攜帶，30個省區市出台在流入地參加中高考實施方案；全國範圍内建立起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從就業到教育到養老，從這一代到下一代，紮根城市的人們能夠說，在城市，有穩穩的幸福。

美國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認為，人們在具體的城市建設中，既體現了自身的精神氣質，也完善了城市本身。

流動，是過去十年裡中國社會最具标志性的浪潮，給賦予城市繁榮的人們以尊嚴，給聚集産業的城市以發展，給城市管理者以考驗，給挑戰固有秩序的“外地人”以公平和機會。随着戶籍松綁，流動的人在創造城市，流動的人也被吸納為城市的一部分。從此，城市鮮明地刻上了“人”的标簽：這是衆生的城市、人民的城市。

理想的城市

人們進城腳步的加速，深刻改變了城市的發展格局和趨勢。

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圖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況》顯示，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目前我國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有7個，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特大城市有14個。

城市，變得前所未有的大，也醞釀出前所未有的問題。土地使用、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治理難題，城市性在當下的語境中被放大，直接影響城市人的幸福感。

其實，問題永遠在被提出，也随時在被解決。城市将人集中到一起并展開分工，基礎設施帶來便利的公共服務，也帶來痛苦的“用戶體驗”。因此，人們對城市的吐槽不停歇，但城市的邊界也在“吐槽”中得以拓展和蔓延。

霧霾圍城下對藍天的呼喚，一微克一微克地“摳”排放量；遠距離通勤和擁堵，讓地鐵成為許多大城市的标配；“繡花功夫”下到了背街小巷，城市的“裡子”和“面子”有了同步的提升；垃圾分類和“廁所革命”，從城市紮實推到鄉村；城市更新，讓曆史文脈延續的同時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

如果說上半場的城鎮化進程還是粗放擴張、野蠻生長，那麼下半場裡，城鎮化從尋求增量到做實存量，把功夫下得更為細微精緻，更貼近人的需求。《城市的勝利》一書作者、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格雷澤也注意到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特點，他認為，過去中國強調生産力提高和經濟增長，而最近十年裡，他看到了中國越來越強調為人而建城市，為人的需求和享受而營造城市，這代表着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我認為這必須繼續下去，相信在未來20或30年内，中國将成為這一趨勢中最偉大的全球領導者之一。”

西方城市多在進入高度成熟的城市化階段之後，再修複“大城市病”。在紐約，為了應對無序蔓延和低密度發展的問題，“精明增長”被提上日程；在倫敦，生态導向的綠帶政策加強了對土地開發的幹預。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則把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硬約束”貫穿于全程。

這十年，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的提升體現在承載力的提升。

在“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發展新要求下，老舊小區改造、棚戶區改造加快推進，人均住宅、公園綠地面積大幅增加，城市功能與品質提升明顯。

↑四川天府新區華陽街道安公社區菜蔬新居小區樓頂上的“空中花園”。原本這裡是一處尋常的老舊院落違建，漏水嚴重，在社區引領動員下完成改造，成為人人共享的空間。

因為粗放擴張而形成的“大城市病”，得到了“針灸治療”。2020年，全國家庭戶住房建築面積總量超過了500億平方米。2019年到2021年，各地在老舊小區改造中推動既有住宅加裝電梯5.1萬部，這項措施讓很多長期居家老年人實現了走出家門、走出樓棟。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各地建設改造社區養老、助餐等服務設施約3.6萬個。

對于理想城市的設想和讨論綿延千年，這個時代的回答，是以人為中心。

協調的格局

這十年城鎮化進程，不覺之間，形塑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以北上廣為代表的超大城市，不再尋求“攤大餅”式的擴張。首都北京成為全國首個減量發展的超大城市。北京全市地區生産總值從2012年的1.9萬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4.03萬億元；2021年人均地區生産總值達18.4萬元，居全國首位。

減量，減的是人口總量、城鄉建設用地和建築規模；發展，提升的是環境友好水平、文化繁榮水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能。

在上海，“五大新城”的建設為城市新城的發展找到新的破局點。作為上海承擔國家戰略、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載體，“五個新城”不是承接中心城區功能溢出的“衛星城”，而是通過産業的導入、公共服務功能的完善以及與長三角協同聯動的帶動，更多意義地形成綜合性節點城市。

這樣的“強強聯合”，為上海在全球城市的價值鍊中刷新定位、建立産業鍊接點有着重要的意義。面向未來，在世界城市群中找準坐标将是中國城市新的任務。面向未來，城市群和都市圈也将是極具前瞻性的空間承載形态。

“十四五”時期，中國布局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19個國家級城市群，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等都市圈的規劃建設，讓中心城市引領帶動周邊城鎮發展，均衡發展成為新的趨勢。

↑2021年5月，廊坊市大廠回族自治縣政務服務中心，工作人員指導市民辦理業務。此前，北京城市副中心與河北廊坊“北三縣”政務服務“區域通辦”啟動。圖據新華社

這樣的格局，是在空間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時，統籌解決人口、産業、城市失衡問題，新形成城市綜合結構以帶來更強的人口和經濟承載力的根本之舉。它的落腳點，是城市的未來，也是人的幸福。

在當下的時代，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區，據此前預測，到2030年，這一比例将上升至60%。從“彎路”和“經驗”中，我們在重新發現城市與人的關系。歸根到底，城鎮化應當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就像它的起源那樣，為了個人的價值實現、為了包容多元的需求，為了在更充分的交往中激發創造力，人們自由流動、相聚于此。因而，城鎮化不僅關乎看得見摸得着的硬件建設，也必然涉及戶口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軟件建設。隻有制度不拘于形式，能最大程度地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數，這樣的城鎮化才沒有淪入形式淩駕内容的陷阱中。

我們關心高樓、繁榮和城市的未來，我們也關心舒适、情感和夢想。遠方或他鄉，那些背着行囊的遊子，都是尋求幸福的落腳點。在長遠的跋涉中，在疲憊的奮鬥中，總有一處地方讓人安放夢想，讓事業、家人和生活，都找到聯結。在這裡，人是閃光點，是目的，是意義。

編輯 趙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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