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作品中的屈原?《楚辭·九歌》共11篇，是一組語言清新優美、感情誠摯深婉的祭歌，被稱為“原始宗教的天籁”一般認為，末篇《禮魂》為“送神之曲”，其餘10篇各祭祀一種神靈，包括天之尊神“東皇太一”、雲神“雲中君”、主人壽之神“大司命”、主子嗣之神“少司命”、太陽神“東君”等天神，以及湘水配偶神“湘君”、“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等地祇，《國殇》則為祭奠死于國事的人鬼詩歌描述了完整的祭祀儀式，是研究古代巫祭的寶貴資料同時，《楚辭·九歌》又洋溢着屈原鮮明的個人情感色彩，是屈原對原始九歌的再創作，詩意地呈現了屈原的宗教情結，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楚辭作品中的屈原?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楚辭作品中的屈原

《楚辭·九歌》共11篇，是一組語言清新優美、感情誠摯深婉的祭歌，被稱為“原始宗教的天籁”。一般認為，末篇《禮魂》為“送神之曲”，其餘10篇各祭祀一種神靈，包括天之尊神“東皇太一”、雲神“雲中君”、主人壽之神“大司命”、主子嗣之神“少司命”、太陽神“東君”等天神，以及湘水配偶神“湘君”、“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等地祇，《國殇》則為祭奠死于國事的人鬼。詩歌描述了完整的祭祀儀式，是研究古代巫祭的寶貴資料。同時，《楚辭·九歌》又洋溢着屈原鮮明的個人情感色彩，是屈原對原始九歌的再創作，詩意地呈現了屈原的宗教情結。

　　屈原曾擔任楚國的三闾大夫，這個職位有一定的神職色彩，主要職掌昭、景、屈三族宗族、宗教事務，負責教導三族子弟，指導族内宗教禮俗。因此，他對楚國的祭祀對象、祭祀儀式是相當熟悉的。

　　屈原主要生活于楚懷王、頃襄王時期。在楚懷王初期，屈原曾受到重用，“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娴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但樹大招風，屈原遭到群小的攻擊與诋毀，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蘭、内寵鄭袖等不斷向懷王進讒，昏庸的楚懷王漸漸疏遠了屈原，剝奪了屈原左徒的官職，并将他放逐到漢北之地。頃襄王繼位之後，屈原的政治前途更加黑暗，被放逐到“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屈原滿懷忠君戀國之情，反複向君王訴說衷腸，奈何言路阻隔，庸君充耳不聞，輔君強國之夢終成幻影。

　　“詩窮而後工”，在政治上的巨大打擊面前，屈原于流放地沅湘地區目睹了當地土著的巫術祭歌，記憶裡的職業生涯喚醒了他的宗教情結，他将自己苦求不遇的情景融入到創作改編過程中，使得《楚辭·九歌》充滿藝術張力和震撼力。

　　首先，《楚辭·九歌》中光輝聖潔的巫者形象是屈原自我形象的詩意表達。《楚辭·九歌》中，主祭巫者無不将祭祀看作一種神聖的事業，他們在祭祀前齋戒沐浴，用各種香草飾物盛大地打扮自己，以最好的形象、最虔誠的心态參與祭祀。如祭祀雲神的巫者在祭祀前“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祭祀東皇太一的巫者用最好的玉器來裝飾自己，扮演山鬼的女巫飾芬芳的杜若香花，飲香潔的石泉之水，蔭清雅的松柏之木，以求靈魂的純潔明淨。屈原以人格的“真善美”來要求自己，注重外形美與内質美相統一，幼“好奇服”，峨冠博帶，身披明月珠，腰佩長劍，飾以江蓠、辟芷、秋蘭等香草，在飲食上則餐菊飲露，以此表現“獨立不遷、上下求索、好修為常”的内在品質與人生追求。可以說，《楚辭·九歌》中的巫者形象與詩人形象有靈與質的統一。

　　其次，《楚辭·九歌》中人神交接的艱難是屈原求君不得的詩意映射。巫術祭祀的目的在于人神相通，使冥冥之中的神靈受到感動，獲得歡欣，進而答應人類的懇求。但無數次祭祀後，人類依然不能掌握自然的規律，面對自然災害時依然渺小無助，客觀上顯示了人神交接的無果。屈原将這種巨大的無奈在《楚辭·九歌》中表現出來，将人神交接模拟為“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人神相戀的情節。其痛苦表現為兩種，一種是在百般乞求後，神靈終于降臨，但相會轉瞬即逝，徒留痛苦惆怅。《大司命》“結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雲中君》的思而生愁，《東君》的思慮惆怅，《少司命》的凄然而别，都渲染了濃郁的悲涼憂凄之情。另一種是祭者費盡心神，神靈卻久等未至，人神交接根本無法實現。《湘君》《湘夫人》二神因算錯相會時間，苦戀對方望眼欲穿而相會無緣。《山鬼》中的主人公為悅己者容，滿心歡喜，精心修飾，而心上人久等不來，隻留山鬼獨自在昏天黑地、凄風苦雨中絕望而泣。這正是屈原欲回郢都而不得，欲見君王而不能之悲怆心情的折射。

　　最後，巫者的執着追求是屈原九死不悔精神的詩意象征。人神交接是如此艱難，但祭祀者仍執着追求，永不言棄，山鬼癡心不改的“不忘”之情與屈原憂國興邦至死而不渝有精神上的互融。史載“屈原雖然放流，眷顧楚國，心系懷王，不忘欲返”，以“鳥飛返故鄉，狐死必首丘”的執着反複陳詞，“魂一夕而九逝”，思君憂國之情志感人肺腑。其所體現的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性格，成為我們民族頑強不息精神長河中的浪花，對後代文人産生了精神與文化實踐的雙重影響。

　　在古代，宗教在某種意義上是人們精神的避難所，提供了将個人情感融入集體意志的精神場所。屈原通過模拟祭祀儀式與過程來進入宗教情境，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宗教情結與自我體驗的結合。榮格在《心理學與文學》中指出：“他（指原始意象）把我們個人的命運轉變為人類的命運，他在我們身上喚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這些力量，保證了人類能夠随時擺脫危難，度過漫漫的長夜。”原始宗教意象使屈原獲得一定的精神支撐，使自己從極度悲憤的情感邊緣走了出來，進而對迷狂的非理性的原始祭祀進行了詩意升華，創作出中國古典文化在溫柔敦厚之外獨有的審美形象，成為文學史上一座别具魅力的藝術豐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楚辭文獻的挖掘、整理與研究” （13&ZD112）、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歐美楚辭學文獻搜集、整理與研究”（15CZW012）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吳慧鋆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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