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中，對于姜太公治理齊國有着詳細的記載：“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争。”其意思是，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随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法律規章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争利。

文|九黎真君

大家都知道，打江山易受家守江山難。打江山的用人之道和守江山的用人思想是不同的。

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的商朝統治後，接着面臨着另一個問題：面對中原大地衆多的諸侯方國，該如何維護周王朝的統治。雖然以姜太公的謀略，周部落以5萬的兵力，上兵伐謀之心，使得70萬殷商大軍倒戈，最終令商朝隕落。

而且東夷部族方國林立，殷商王朝立國數百年都沒能徹底讓他們臣服，那麼該怎麼辦呢？

周武王想出了一個新計策：分封制。将自己部族的貴族和朝中大臣分封各地，起到牽制各個方國的作用，同時為了震懾監視東夷各國，武王将魯、齊兩地分封給了周公姬旦與姜太公。其實把齊地封給姜太公還有一個因素，即姜太公本身就是出生于東夷。據考證，姜太公本出生于山東，本人熟知東夷的風土人情。

分封後的姜子牙和周公談各自封地的治理，姜子牙問周公怎樣治理魯國，周公回答：“尊重位高權重的帝王和其他諸侯，努力提拔有血緣關系的人來治理國家，給宗親們更多的信任。”

姜子牙聽完後說：“隻依靠有血緣的人治理國家，那麼人才可選擇的範圍就小，很難找到經天緯地之才，魯國的後代必然難以成就豐功偉業，後世必定隻是一個弱國而已。”

周公聽完姜子牙的話之後，請教他會怎樣治理齊國，姜子牙說：“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不考慮他的地位，家室和名望，隻看重他的能力。鼓勵人才之間的競争，然後選擇最強者幫助我的子孫治理國家。”

周公歎了一口氣，說：“這樣選拔人才，會選拔出豪傑。可您的子孫未必都像您這樣英武，而每代選出來的人才卻總是出類拔萃。肯定會有一天，齊國出了軟弱的君主，選拔上來的大臣又太厲害，君弱臣強，會被人篡國。”

曆史的進程為他們的話分别作了注腳。

齊國任人唯賢，真正的人才得到重用，國力迅速強大了起來，到了齊桓公時，更是成為春秋第一個毫無争議的天下霸主。而齊國由于選拔出來的人才能力太強，以至于國君都會成為擺設，就連那個霸主齊桓公，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會讓人看到他身後的那個影子管仲。

就連孔子都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的裝束恐怕就要改變了。其後，齊國國君更加孱弱，動辄就會被架空，政治舞台上國君隻是一個擺設，表演的都是一個接一個的大臣。從陳國避難來的田氏逐漸發展壯大，用積累的财富收買人心，終于把第二十四代的齊康公流放，占有了齊國，田氏成了諸侯。

等到齊康公一死，田氏完全占有了齊國，連國名也繼承了去。齊國并不是專門“生産”人才的地方，而是他們有一個供人才施展才華的良好環境，就像齊桓公時期，很多國君的公子都跑到齊國，如衛國的公子開方、陳國的公子完等，他們和窮困潦倒的管仲、甯戚一樣，都受到了重用。

魯國由于隻重用有血緣關系的人，有能力的人很少能進入最高決策層，所以國力一天天衰弱下來。由于當政者都是公室子弟，彼此之間都是血緣姻親，所以内亂不斷，比如孔子時期的三桓之亂，慶父之亂。這種情況在周朝初期還表現的不是十分明顯，但到了動蕩的春秋時期，天下諸侯争霸，孱弱的魯國就隻能依附強國賴以生存了。

除了周王室，隻有魯國可以演奏“頌”這種最高級别的禮樂（宋國是商頌），一時風光無限的王室兄弟之國，後期卻隻能窩窩囊囊地活着，終于在第三十四代的魯頃公時期被楚國滅亡。

魯國不是沒有人才，像孔子以及他的很多弟子，都是當時社會的精英，但正是由于周公的用人思想決定了這些人不會得到重用，也就決定了魯國不會強大。

二位賢者用人的差異，或許是與他們的思想體系有關的：

姜太公來源于道家，入鄉随俗治理齊國，并不強迫人們去接受一些習俗，而是循循善誘的讓人們去接受，還善于團結各部族，有能者上，有點像是曹操的風格。如果把諸侯國比作一顆大樹，姜太公的做法随着時間的推移，就會是樹枝越來越多，樹幹越來越弱，所以最終導緻田氏代齊。

周公來源于周文王（儒家），同時魯國是周王朝的族裔，因此他們遵周禮，對于下屬的臣民也是以周禮教化，讓他們習慣這種禮儀，習慣這種文化。這有點像是西晉的風格，過于注重宗族，雖然樹幹越來越高大，但少了枝葉的營養補充，樹幹最終也存活不了，結果慶父亂政，使得魯國的國力直接下降，最終被外來的楚國所滅，而齊國始終隻是内部叠代。

隻是田橫繼承齊國後，沒有遵循嫁姜太公的理念，最終也被外來的秦國所滅。

總之，執政思路的不同，因此他們對于對方的執政方式也很不理解，姜太公認為魯國"尊尊親親"政策會緻國勢日益衰落；而周公則認為齊國的"尊賢尚功"會使得很多人會因為功績而逐漸飛揚跋扈，導緻被他姓篡奪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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