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項影響力波及人類社會各個角落的社會事業，現代科學在發生學意義上并非是一種必然，然而其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巨大成功卻經常被理解為一種必然。科學的巨大能量使得原本作為名詞的這一詞彙，在很多場合被賦予了形容詞的涵義，成為了對一種現象的價值判斷：“科學經常指對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級的。”現代科學譜系由技術（technology）、博物學（natural history）以及數理實驗科學三者共同構成。本文所關注的即根植于希臘自然哲學傳統和中世紀唯名論精神的現代數理實驗科學，這種狹義的“科學”現象正是深刻影響了現代社會的根源。

博物學（natural history）

首先應該澄清的一點是，“科學”（science）一詞取得現在這種涵義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演變。今天我們稱之為“科學家”（scientist）的古代先民以及他們流傳下來的著作，在19世紀之前更多使用“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來描述，其内涵與今天的“科學”也不盡相同。任何一種自然科學都是曆史性的，科學理論的可發展性是确保其科學屬性的本質特征之一。本文在尊重科學内涵的曆時性研究基礎上，側重于對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發生的現代科學進行一種靜态的結構分析。

科學研究作為一種有目的的人類行為，對其性質的分析本質上來講是一種認識論的工作。對這一行為過程的考察可以分為三部分：科學研究的目的（motive）、科學研究的動作（action）、科學研究的結果（result）。

（一）科學的目的

任何有意識的人類行為都具有目的性，區别在于科學研究在目的性上所呈現出的獨特争論，這種争論是曆史遺産與現實需求之間的沖突。

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其一認為科學應該繼承古希臘自然哲學的理性傳統，強調作為一種自由的求知精神：“我們追求它并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隻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學》982B26~28）這種觀念在曆史上一直保持了廣泛的影響力， 1840年，“scientist”出現在英語中用來指代從事科學研究者之時并非是一個一帆風順過程。在來自上流社會的學者眼中，科學家的地位低，因為人們将此與現代為知識而賺錢的态度聯系起來。一些出身高貴的英國學者們認為這是對科學傳統的背叛。甚至晚至19世紀90年代，許多精通科學之士，包括赫胥黎、開爾文（Kelvin）和雷利（Rayleigh）這些當時很著名的人在内，都拒絕使用這個詞。

亞裡士多德《形而上學》

其二則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的“為科學而科學”的态度，外在的意圖在任何科學研究中都是客觀存在的，“這些意圖從短暫的私人滿足遍及到最綜合的社會服務，其中包括不顧人們自身的服務。但是，在我們的所有行動中，我們從未超越人的範圍。”二者分别強調了科學的非功利性與一種實用主義的态度，其争論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科學的目的性似乎是一個并不單一的答案。此外，抛開外在目的不論，美國教育學家歐内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将科學革命以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學從研究目的上劃分為了“對未知事物的發現和認識”以及“對已知現象的理解和解釋”。這種劃分表面上是區别了二者不同的目的，實際則是基于二者在研究對象上的本質差異。

無論如何，自然科學的發生本身并非是一個純粹為了某種目的自覺建構的産物，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發性，這決定了自然科學本身不能視之為單純的人類行動的工具，其本質特征也不能是一種“目的論”的描述。不論是科學的目的在外部還是在科學自身，科學的本質屬性都不能是其目的性。任何關于“科學即為了……的學科”的說法，都是荒誕不經且危險的。

（二）科學的動作

科學研究的過程包括三個要素：研究的主體，研究的對象，以及研究的方法。最常見的觀點認為作為研究主體的科學家在工作過程中必須盡可能規避一切惡劣的社會影響，例如偏見、意識形态和宗教等因素，他所需要的僅僅是“理性”，即所有人共同擁有的那些先天觀念。如果科學家盡可能地不受到所謂的“主觀”因素的影響，那麼這種研究的結果就可以無限接近于“客觀真理”，科學進步的标志之一即科學家自主性的實現。

但是這種“自主性的神話”也面臨着沖擊，約翰·舒斯特（John A. Schuster）通過對科學家的研究過程中的精神活動的分析，指出了作為精神事件的知覺是兩種類型的原因綜合作用産生的：一方面被呈現在外部世界的東西所建構，另一方面也被事先存在于意識中的東西，被先驗信念、先驗知識、先驗價值觀和先驗目标所建構。這種知覺的“理論滲透性”使得科學家們在面對研究對象時永遠無法規避那些“惡劣的社會影響”，所謂的純粹理性在現實中的不可能存在的。除了對于科學家個體的分析外，現代科學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即“工程化”。研究對象本身的複雜性使得對其深入的研究越來越難以由某一個或某一領域内的科學家獨立完成，因此科學研究的主體從獨立研究日益向集體化和工程化的研究轉變。（未完待續）

（圖片源自網絡，侵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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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辛格：《科學簡史》，孔慶典、馬百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赫爾奇·克拉夫：《科學史導論》，任定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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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數據庫與曆史研究》，《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約翰·A·舒斯特：《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安維複主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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