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說夫婦之緣，恩深義重，論談共被之因，結誓幽遠。凡為夫婦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之夫婦。若結緣不合，比是怨家，故來相對……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各還本道。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婵鬓，美掃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别兩寬，各生歡喜。”

一個好端端的周末，讓一條娛樂新聞給炸開了鍋……一邊是“一别兩寬，餘生漫漫”，另一邊呢，自是“往後各生歡喜”。雖是凡人私生活，偏偏用了“官宣”，惹不得各位看官都出來評說幾句。說實話，明星绯聞我不感興趣，可這兩個公關稿甚是有趣，文風統一，連行文出處都一樣，看來PR團隊還是做了些“功課”……要是古人曉得自己的“離婚協議書”——“放妻書”被如此挪用，不知會作何反應？！

“一别兩寬，各生歡喜”出自敦煌藏經洞文書S.0343《放妻書》

“放妻書”出自哪裡？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古代文書中，婚姻文書總數約一百三十多篇，其名目有通婚書、答婚書、嫁娶祭文、戲女婿文、訓女文、婚儀詩詞、咒願新人文、放良文、放妻書、夫妻相别書、冥婚書等，是當地民間婚姻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禮儀性和證據性文字材料。

敦煌“放妻書”是指敦煌藏經洞文書中的漢文離婚契約書，多以“放妻書”為題目，也有諸如“放妻手書”、“夫妻相别書”等題名，還有一些未定名，目前學術界已經整理過的有十一件，也公認這些文書所反映的離婚形式正是唐律所規定的“和離”，是最早的協議離婚文書。

“和離”是古代規範夫妻間因感情不和而協議離婚的法規。作為一種實踐，它在先秦—漢代就存在，但一直遊離于基于家庭—宗族義務的正統離婚規則之外。中古時期，受外來佛教“因緣和合”、“宿世因果”等思想的影響，中國的社會婚姻觀念發生變化。以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诏書為标志，“和離”逐漸獲得正當性并上升為法規，最終由唐律所定格并被後世承襲。“和離”規則的确立突破了禮法傳統，把婚姻從男女家庭—宗族義務上升到了雙方情感的結合，可謂古代婚姻法制的一大變革。作為一條法規，它首次出現在唐律。《唐律疏議》曰: “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并解釋道: “謂彼此情不相得，兩願離者”。

“放”妻之外的無盡意味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法律社會文書分為樣文和實際文書兩類，前者起草實際文書的藍本，一般不具有具體的姓名、地點和日期，後者為日常生活的契約活動所作，目的是為日後糾紛提供憑證。現存的十一件敦煌“放妻書”中包括九件樣文和兩件實際文書，字數一般介于一百四十字到二百二十字之間，但有兩件長達三百餘字，而且使用了華麗的語言。樣文雖然不代表具體案例，但标準化樣文，意味着标準化的語言，才能更準确反映官方和民間普遍接受的規則和價值觀。

在唐代，解除婚姻關系的常用詞包括“離”、“絕”，如果男方主動與女方離婚，則常用“出”、“去”、“逐”、“棄”，為何敦煌文書裡用“放妻”——有專家認為，“放”是解脫約束的意思，就好比佛家的“放生”，給予另一方自由；在男尊女卑的夫權社會，用“放妻”形容解脫夫妻關系是一個進步。在敦煌藏經洞文書P.4525中，雖然題目是“放妻書”，但内容卻清楚表明，這對夫妻的離異是由妻子、女方親屬和她村中長輩共同議定，将丈夫遣離女家。

敦煌藏經洞文書《放妻書》P.4525

“放妻書”：始于情義，止于因緣

鄉百姓某專用放妻書一道: 蓋以伉俪情深，夫妻義重。幽懷合卺之歡，歎同□牢之樂。夫妻相對，恰似鴛鴦雙飛。并膝花顔，共坐兩德之美。恩愛極重，二體一心，死同棺椁于墳下。三載結緣，則夫婦相和; 三年有怨，則來仇隙。今已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嫌，作為後代憎嫉，緣業不遂，見此分離。聚會二親，夫與妻物色，具名書之。已歸一别，相隔之後，更選重官雙職之夫，弄影庭前。莫逞琴瑟合音之态。解緣拾結，至美相談。三年衣糧，便畜獻柔儀。伏願娘子千秋萬歲。時次某年Δ月日。

敦煌藏經洞文書《放妻書》P.3730

敦煌“放妻書”大都以論說婚姻的意義作為開篇，并廣泛運用佛教、儒家思想和文學中的經典；有的根據佛家姻緣前定的思想将婚姻描述成為男女二人因緣分而結合，這種思想在唐代非常盛行。

“放妻書”形容當時的夫妻關系，有兩個概念值得關注。第一個是“義”——“夫妻義合，義絕則離”，這在儒家經典中早有表達，在唐代則寫入法典。一些敦煌“放妻書”中也将這種思想表述為“夫妻義重”、“恩義深極”。

第二個概念是“情”——敦煌“放妻書”中常出現“伉俪情深”、“恩愛極重”這樣的語言，或者借用“鴛鴦雙飛”、“如水如魚、同歡終日”的文學形象，這也是當時人們心目中的理想婚姻。

“蓋聞托盤上食，昔說梁鴻之妻；把筆畫眉，今傳張敞之婦。”敦煌藏經洞文書S.6417中，用這兩個典故，

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雖然有些敦煌“放妻書”中将婚姻失和歸咎于妻子，但人們更常從因緣不合的角度解釋實際生活中的不美滿——“若結緣不合，比是怨家，故來相對，妻則一言十口，夫則販木（目）生嫌，”，因為前世因果，所以這一世夫妻不和諧，雙方像“貓鼠、狼犬一樣水火不容”，也強調夫妻雙方對失敗婚姻負有共同責任。從這點上看，有信仰還是好的，古人比今天的人們更坦然，也更容易諒解彼此。

敦煌藏經洞文書S.0343《放妻書》

敦煌藏經洞文書S.6417中，描述因為妻子不敬事翁婆、丈夫和姻親，緻使家業不興

“放妻書”：散而不絕，不相憎

簽署離婚文書在唐代有明文規定。737年頒布的戶令規定夫出妻需要寫離婚憑據：“諸棄妻須有七出之狀……皆夫手書棄之。男及父母伯姨舅，并女父母伯姨舅，東鄰西鄰，及見人皆署。若不解書，畫指為記。”從敦煌“放妻書”來看，上述戶令在九到十世紀得到了廣泛的執行，因為所有離婚書都提到了父母親屬在場，無一例外。

敦煌“放妻書”最有趣的部分是分手祝福。古人不會說那些虛頭巴腦的“隻要你過得比我好”，他們對彼此的祝福很實在——丈夫祝福妻子很快找到如意郎君，再婚幸福；妻子也祝願丈夫加官晉爵、子孫昌盛。“鴛鴦為伴”、“琴瑟合韻”，對前妻如此熱烈祝福的大度量，在今天都有點難以想象，雖然隋唐五代女性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再開明，畢竟是自己的前任媳婦兒……所以有專家認為，這種美好祝福很有可能跟佛家的因果思想有關。“與其解怨一世，不如放妻為善”，送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誠意祝福，也是為自己積福德，也許下輩子自己就能遇上個對的另一半！

祝福雙方：“夫覓上封，千世同歡；婦聘亳宋，鴛鴦為伴”敦煌藏經洞文書S.6537v

一提離婚，當代人的第一反應肯定是财産怎麼分？古代人可大氣多了。從字面看，敦煌“放妻書”裡常見“三年衣糧”，是不是就是指丈夫答應離婚後為前妻提供三年衣食？經專家分析，“三年衣糧”可能是一個固定套語，指的是丈夫要為前妻提供一定的贍養費，而且這在當時的敦煌地區具有普遍性。敦煌“放妻書”中還有兩件提出各自财産清單，“夫與妻物色，具名書之”，想必是為了合理分割；還有提到夫妻分割家畜和奴仆——“所要活業，任意分将。奴婢驅馳，幾□不動。兩共取穩，各自分離。”

敦煌藏經洞文書S.6537v

再來看看一份外文版“放妻書”

這是一份1981 年在尼雅遺址發現的尺牍，出土确切地點不詳。分上下兩部分，上方為檢(封牍) ，下方為牍(底牍)，檢正面有三條繩道，中有印齒，繩道尚存，而封泥已佚。繩道右側書寫概要，左側署名。正文在底牍，書寫不盡，繼之以檢背面。這件用佉盧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羅，後來流行于中亞廣大地區的一種文字）寫成的尺牍，就是一份離婚判決，發生在尼雅王國晚期疏梨阇治時，當時缺水和沙漠化已嚴重影響到文明存亡，而這份尺牍也正是家庭分崩離析的例證之一。

經過專家考證，這份佉盧文“放妻書”述說了丈夫詹毗羅在災荒年“放”妻五愛，可能當時未簽署放妻書，故而王庭下诏讓分居的二人重歸一家，此時二人協議正式離婚，可能以便再婚。其中提到已佚失的“家庭法“條例 ——“凡婚姻中被遣出者，如此( 他/她的) 一切也已見放”。根據這條“誰提出離婚，誰就放棄一切” 的原則，丈夫詹毗羅提出離婚時，子女也歸屬于妻子。有理由推測，這個條例所帶來的巨大的子嗣和财産損失，使得離婚在尼雅社會中不可能是常見之例。據專家稱，同樣的原則也見于古印度。

古人“放妻”是家事，無需廣而告之，所以無論自省和離因緣，還是财産分割、監督執行，都是發乎内心，平和處之；尤其是“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别兩寬，各生歡喜”的分手祝語，這份善意與慷慨在今天看來，實在難能可貴。人生聚散依依，再見山高水長，不論紙短情真的“放妻書”有沒有一些粉飾的成分，相信善良的人給予彼此的祝福一定是真心實意的。

（以上文字參考自知網《佛教與唐律“和離”制度》、《敦煌婚姻文書的相關研究》、《敦煌“放妻書”校釋考辯》、《從“放妻書”論中古晚期敦煌的婚姻倫理與離婚實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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