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古便享有“天府之國”之美譽，《戰國策》描述巴蜀“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裡，蓄積饒多”。世界上最早的紙币——交子，便誕生于此，這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稱一項偉大的創舉。但在交子誕生的北宋初年，當時的四川卻戰亂不斷，經濟發展處于嚴厲的盤剝和管制之下，那是什麼原因催生了交子的出現呢？

宋代的交子

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發兵攻伐後蜀，次年一月，後蜀末代皇帝孟昶向宋朝投降。乾德四年，北宋将當地所有反抗全部鎮壓，宋滅後蜀。

宋滅後蜀後，并未及時減輕民衆負擔，宋廷派去的地方官肆無忌憚地對蜀地人民進行剝削榨取，官僚和豪強地主過着奢侈糜爛的生活。宋廷為了遏制并控制川蜀地區，對其實施了一系列劫掠政策。宋王朝将後蜀府庫存放的各類金銀、銅錢等倉儲财物全部運往京師，号稱“日進綱”。為此，強征了大量民夫，水陸兼運，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才運完。北宋朝廷财力得到極大充實，而四川則幾乎被掏空。

與此同時，北宋政府還巧立名目，對川蜀地區實施巧取豪奪。設立“博買務”，壟斷布帛貿易，禁止個體農民和小商販自由買賣；對于川峽盛産的茶葉，宋廷搜刮茶利，将茶葉納入專賣，低買高賣，迫使廣大茶農生計絕斷。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四川一帶大旱，造成大饑荒，農業歉收，餓殍遍野，百姓民不聊生。在天災人禍的脅迫下，一場以“均貧富”為口号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在四川爆發，這就是著名的王小波、李順起義。

王小波為北宋永康軍青城（今四川灌縣南）人，以販茶為生。由于宋廷對茶葉實行專賣，使大量茶商和茶農失業。公元993年，在走投無路之下，以王小波為首的百餘農民在青城起義，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口号，因而得到了廣大貧苦人民的響應和擁護。十天之内，參加者數萬。起義軍一舉攻占青城縣，随後又轉戰于蜀（崇慶）、邛（邛崃）、眉（眉山）各州。同年十二月，起義軍攻克江原縣，王小波在征戰中不幸中箭，重傷身亡。

随後，起義軍又推擁王小波的妻弟李順為首領，起義軍所到之處，号召鄉裡富戶大姓，征調糧食赈濟貧苦百姓，受到群衆的大力擁護，數萬人歸附，起義軍順勢攻下許多州縣。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義軍攻陷成都，李順率大軍進城，建立“大蜀”政權，改元“應運”，設置官署，李順稱“大蜀王”。大蜀政權分兵攻占各州縣，很快就控制了北抵劍閣、南至巫峽的廣大地區。

四川疾風驟雨般的動亂局勢震驚宋廷朝野，宋太宗急忙指派心腹宦官王繼恩為西川招讨使，率大軍進入四川鎮壓起義。由于起義軍在軍事戰略上的失誤，導緻宋軍順利越過劍門進入四川。淳化五年（公元994）五月，王繼恩包圍成都，李順率領起義軍頑強抵抗，将士戰死三萬多人，最終因孤立無援，成都失守，李順下落不明。至此，這場持續了2年多，宋代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才終被平息。

農名起義

然而，連年的動亂并沒有阻擋時代發展的步伐，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之下，一場影響深遠的币制變革正悄然上演。要解釋這場變革的緣由，還要從四川當時的曆史背景說起。

四川自古号稱“天府之國”，資源豐富，經濟富足。岷江平原土壤肥沃，自都江偃修築之後，農業十分發達，交通的便利讓成都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物資集散地。秦漢的成都經濟文化就十分發達，為全國六大都市之一。

并且由于四川盆地的地理優勢，很少發生動蕩。漢高祖劉邦正是憑借“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得取天下。唐末黃巢起義影響規模極大，轉戰十餘省，卻依舊沒有波及四川，四川反而成了唐朝帝王最後的避難所。

唐代中後期，四川之富天下聞名，被稱為益州的四川成都與江蘇揚州并列為當時全國兩大工商業都市，有“揚一益二”之稱。成都文化繁榮，除了農業外，成都的絲綢業、手工業和商業也十分發達。成都的造紙和印刷業高度發達，成為雕闆印刷術的發源地，到了唐代後期，全國大部分印刷品多出自成都，這也為交子的發明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代十國時期，後蜀兩任君主勵精圖治，整頓政治，輕徭薄賦。在安定的社會環境下，川蜀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集聚了大量财富，可謂富甲一方。

四川盆地

宋滅後蜀後，四川雖然經曆了嚴厲的經濟盤剝以及大規模社會暴動，但多年積累的農業和工商業基礎仍得以保留。從另一方面來看，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破壞了社會經濟的穩定，但一定程度上猛烈地打擊了四川地區的世族豪強勢力，掃除了生産力發展的障礙。起義軍中大量曾經被視為奴仆的旁戶，經曆暴亂後獲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生産力得以解放。

農名起義還帶來了一個重大影響，那便是錢荒。北宋時期，四川銅礦資源匮乏，銅錢的短缺難以滿足市場流通的需要，因此四川成了特殊的鐵錢流通區。但鐵錢十分笨重，在宋代四川地區，鐵錢與銅錢的官方兌換率為10比1，10貫鐵錢與等價的1貫銅錢重量相差十分懸殊，商人往來交易往往需要肩挑車載大量鐵錢，十分不便，“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高價值貨币的缺乏本就嚴重束縛了川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商業貿易，而農名起義又使鐵錢罷鑄，銅錢大量流散，錢荒問題變得愈發嚴重。

為了解決貨币流通的問題，大概在十世紀末，當時四川民間出現了“交子鋪”，為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存款人将現金存入交子鋪戶，鋪戶在用楮紙制作的紙卷上寫明存款金額，作為存款憑證交給存款人，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費。這種褚紙券便是“交子”，由于隻在民間發行和流通，因此被稱之為“私交子”。

與此同時，農名起義帶來的另一個重大影響，即平定農民暴動後的宋朝政府開始反思對蜀政策。宋太宗在起義的末尾下了罪己诏，承認自己用人不當，察事不明。宋廷一改過去索取無度的治蜀政策，頒布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撤銷益州博買務，取消酒類專賣，減免田賦。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九月，宋太宗委任張詠為益州知州。

張詠，字複之，号乖崖，是北宋太宗、真宗兩朝名臣，真宗時官至禮部尚書，自評“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此人詩文俱佳，文武雙全，不僅剛毅正直，智識深遠，而且清正廉潔，寬厚愛民。張詠第一次入川，與王繼恩統帥的宋軍一同平定了王波、李順起義，随後又施展才幹，“大修荒政”，廢除舊制，提倡儉約，安撫民心，讓蜀民回歸田裡，逐漸穩定了動蕩的局勢，蜀地經濟得到恢複。《宋史·張詠傳》評論張詠：“其為政，恩威并用，蜀民畏而愛之。”

宋真宗鹹平六年（公元1003年），張詠第二次入川，平定王鈞叛亂。當時成都交子鋪運營混亂，民間各類交子形制不一，部分鋪戶濫發交子、惡意欺詐。于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二月，在張詠第二次知益州期間，張詠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聯合益州城以王昌懿為首的十六家富商連保發行交子，統一交子樣式，聯合發行運營，共同承擔兌換責任。自此，交子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官府承認。張詠創立的“交子”制度，将私交子官辦化、規範化，使交子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币，張詠因此被譽為“交子之父”。

張詠畫像

私交子的合法化，使交子信用大增，極大地促進了貨币流通和經濟發展，運營交子鋪的富商們也靠着交子的壟斷經營賺的盆滿缽滿。但官府鑄币權的旁落及資本的野蠻擴張始終是社會經濟的巨大隐患。之後，張詠通過官府集中兌換鐵錢的手段，試圖引發交子擠兌，打擊交子鋪戶，收歸鑄币權。但此舉并未成功，不久，張詠便被調離四川。這個任務便落在了後任知州薛田身上。

薛田是北宋時期的經濟學家，他向宋廷上奏，建議政府設立專門的紙币管理機構“交子務”，由政府印發交子。但這個建議未被宋真宗采納，随後薛田升任開封知府，離開四川。新任益州知州寇瑊武斷地認為交子是産生金融風險、社會動蕩的原因，于是宣布廢除交子，關閉交子鋪，恢複使用鐵錢。直到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薛田第三次入蜀，宋廷才采納了薛田的建議，設益州交子務，總領交子發行事務。幾經周折後，交子得以再度發行流通。自此，交子開始由官方發行及運營，正式成為國家信用支持的“法币”，“官交子”登上曆史舞台，比西方國家發行紙币要早六七百年。

官交子的出現受到了廣泛歡迎，開始時，“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區，後來逐漸擴大到陝西和京西等地，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商品流通。

但後來北宋政府濫用信用，利用交子大肆掠奪民間财富，導緻交子大幅貶值，民怨沸騰。最終為北宋滅亡埋下禍根，這些都是後話。

清明上河圖（宋）

透過交子的前世今生來看交子誕生的幾點原因：

1. 商業的發展帶來的社會需求，是催生金融創新的原始動力。川蜀地區自古物産豐饒，工商業發達，繁榮的市場環境帶來了貨币的大量流通的需要。
2. 資源的匮乏是倒逼創新的導火索。北宋時期四川銅礦匮乏，蜀地被迫使用鐵錢，然而鐵錢笨重且易腐蝕，難以使用。外加農民起義引發錢荒，蜀地商人不得不創新性地發明交子，以利流通。
3. 技術進步是交子誕生的重要條件。北宋時期的四川，造紙業和印刷業高度發達，為交子的發明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交子運用了複雜的印刷圖案以及多色套印的先進技術極大提高了防僞能力。
4. 穩定寬松的社會經濟環境是交子廣泛使用的必要條件。農名起義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四川的大地主階級，解放了廣大農民的生産力。并且，之後宋廷開始調整對蜀政策，并任用張詠、薛田等一批能臣治蜀，蜀地經濟得以複蘇，商業日益繁榮，為交子的廣泛流通奠定了基礎。
5. 政府的信用保障是交子成敗的關鍵。“官交子”發行之初，限額為1256340缗，準備金為36萬缗，準備金為發行量的30%，強大的國家信用使交子大受歡迎。然而後期宋廷大肆斂财，交子濫發無度，使得交子價值喪失殆盡，最終走向消亡。

【參考資料】：《宋史》、《成都大詞典》、《中國貨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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