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以來，浙江及其附近地區清理的兩宋墓葬，尤其是南宋墓葬，數目衆多。但是，宋墓的系統整理和綜合性研究并不為學術界所重視。《讀墓——南宋的墓葬與禮俗》是一部較為系統介紹考古發掘的南宋墓葬的學術論著。澎湃新聞經授權選刊《“江南無族葬”辨》一文。該文從風水、朱熹與呂祖謙喪葬觀的差異來辨析古人說的“江南無族葬”，揭示江南與中原族葬墓地的差異及其成因。

“江南無族葬”是宋人的說法，廖剛《高峰文集》卷十一《夫人廖氏墓志》稱“閩中無族墳墓者”；朱熹聲稱江南“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墓祭故以随俗為是；陸遊《放翁家訓》：“又南方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庵贍僧，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明初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三○《趙氏族葬兆域碑銘》說：“蓋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

如前所述，江南既然存在一定數量的松散型家族墓地，古人為何又說“江南無族葬”呢？

江南多山多水，又惑于堪輿家，墓地呈現出與中原迥然不同的面貌。若以《周禮》或中原族葬法的标準來審視江南，确實可以認為江南“無有族葬”。形法墓地追求獨立的懷抱之地，與族葬沖突。清四庫館臣為東晉郭璞《葬書》所撰提要稱：“葬地之說，莫知其所自來。《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将堪輿術（形勢派）視為族葬的對立因素，一語中的。

一、多占風水

試舉二例，足以說明“江南無族葬”。準确地說，是江南很少有人追求多代人合葬，更不存在中原模式的家族墓地。

甯波鄞縣史彌遠家族是顯赫的家族，史浩、史彌遠、史嵩之，“一門三丞相”，史彌遠、史嵩之是宋甯宗、理宗兩朝的權相。當其盛時，史氏家族當然有實力在家鄉實踐聚族而葬的意圖，但實際狀況絕非如此。

鄞縣東錢湖南宋史诏墓道石刻

以史彌遠一支為例。史诏—史師仲—史浩—史彌遠—史宅之—史堯卿系：史诏墓在鄞縣東錢湖鎮綠野岙村，史師仲墓在橫街村吉祥安樂山烏竹坪，史浩墓在翔鳳鄉吉祥安樂山采坑，史彌遠墓在大慈山北麓，史宅之墓址待考，史堯卿墓在“東湖大慈山秀峰夏家岙之原”，衆墓各自獨立，距離遙遠，互不相屬。

甯波東錢湖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

以史嵩之一支為例。史诏—史木—史漸—史彌忠—史嵩之、史岩之—史玠卿系：史木葬鄞縣世忠寺；史漸葬上水村鳳凰山南麓，即今東錢湖南宋石刻公園所在；史彌忠墓在五鄉鎮寶幢王墳山；史嵩之墓在慈溪縣石台鄉，即今餘姚大隐車廄山，2011年經搶救性考古發掘，距離其祖父史漸墓約30千米；史岩之葬“紹興府餘姚縣龍泉鄉”，即今慈溪橫河鎮梅湖水庫；而史嵩之長子玠卿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葬于“慈溪縣金川鄉東麓之原”。衆墓各自獨立，或在慶元府鄞縣、慈溪縣，或在紹興府餘姚縣。

一代儒宗朱熹，也不曾選擇族葬。

朱熹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縣蓮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獎溪鐵爐嶺；朱熹父親朱松，初葬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五夫裡，後改葬崇安上梅裡寂曆山，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陽天湖之陽；朱熹夫婦墓，在建陽唐石大松谷；朱熹長子朱塾，葬于建陽茶垱；次子朱埜，墓在建陽左衢村；三子朱在，墓在建陽永安寺後；朱熹長孫朱鑒，墓在建陽秦溪外裡；曾孫朱浚，墓在建陽登仙裡小溪。更有甚者，朱熹祖父母、父母，竟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建陽朱熹墓

墓地分散，乃“多占風水”之故。朱熹迷信風水，其墓地由術士蔡元定蔔定，此事為人周知。朱熹妻劉氏卒于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次年四月下葬于建陽唐石，其間相隔半年，因為崇安墓地不理想，朱熹“更呼術人别蔔他處”，呂祖謙、張栻都曾寫信勸他勿聽信陰陽風水。

江南無族葬，一方面由于江南的自然條件與中原迥異。元代奉化籍學者戴表元，以其祖墓為例，說“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為穴，穴多者惟以磚椁隔分左右”；另一方面是南方不同于中原的堪輿術數傳統，囿于形勢派風水教條，多占風水，如宋濂所謂“蓋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輿家，……無有族葬之者”。

方大琮批評朱熹多占風水：“惟朱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松）與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绋者數日乃至，水心（葉适）笑之，謂其多占風水。”朱熹指摘“永嘉之學”等異己學派一向矯激，葉适則譏諷朱熹迷信風水：“二鄭（鄭伯熊、伯英）因是喜陰陽家，餘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蔡元定）預蔔藏穴，門人裹糗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父子、祖孫多占風水，各自尋找佳域吉穴，這是江南很少人家謀求合葬的主要原因，偶有族葬，也隻是松散型的聚葬，與秩序井然的中原家族墓地根本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江南确無族葬，即不存在中原模式的族葬。

居住址和墓地，是傳統家族看重的兩個禮儀空間。葉适譏諷朱熹喜陰陽家，緻使墓地分散，給子孫、友人的墓祭帶來不便。南宋初名相趙鼎，墓在衢州常山縣，其《家訓筆錄》第十三項“田産既不許分割，即世世為一戶，同處居住，所貴不遠墳壟”，即告誡子孫最好聚居在墓所附近，以便于族人墓祭，更利于聚族。

如果居住址和墓地距離較近，宋人多樂意在墓志中予以強調。徐邦憲墓在武義縣西郊壺山腳下，據出土圹志載其葬地“去耕廬僅半裡”。“耕廬”即徐邦憲生前在武義縣城内的居址——書台山。書台山在壺山腳斜對面，圹志說“僅半裡”，數據基本準确，“半裡”應該是個很近的心理距離。但其子徐謂禮卻葬于城東，可能是徐謂禮自擇風水之故。

徐謂禮夫妻合葬墓

麗水出土李垕為其亡室所撰《李垕妻姜氏圹志》曰：“餘不勝伉俪情重，□遠葬，蔔所居西偏地吉，顧視不勞舉足，大惬餘意，遂以嘉定己卯十一月甲寅殡諸圹。至嘉定壬午四月乙酉乃定向親土焉，亦循陰陽家說雲爾。”在時人看來，墓址靠近居址是理想的選擇，便于後人守墓、墓祭和生活。然而，生活和聚族的好處，依然不可與陰陽家宣稱的利害相沖突。堪輿風水觀念對多數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為追求好風水，人們甯願葬于遠離居址的地方。顯然，朱熹未曾考慮将墓地作為聚族的向心點。

朱子惑于風水的事實，對後世儒家标榜的價值觀造成了困擾。據明溫州永嘉人項喬《遊九鯉湖武夷山紀事》，嘉靖十六年（1537）項喬遊曆建陽考亭朱熹晚年故居，得知朱熹子孫昌盛，認為“皆公一人盛德所鐘也，公有大造于天下後世學者，故宜然，或謂公善擇地裡而然，今觀故宅，虎高于龍，主低于案，則未必然；或又謂其葬韋齋、祝氏及所自擇葬三地，形勝異常，以緻然者，此尤事理之必不然也，吾不敢信”。項喬為朱子辯護，稱其子孫昌盛，非因風水，乃因其道德功業；然而，朱子迷信風水，事迹昭彰。稍後，嘉靖十八年項喬葬母婁氏時，“談風水者謂将不利于冢子冢婦，冢婦驚恐”，項喬特撰《風水辨》辨之，或問：“朱子，大儒也，兆二親于百裡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為不足法乎？”項喬答曰：“兆二親于百裡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親于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正誼明道之本心也。況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于百裡之暌離，而不抱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以藉以求蔭焉耳。嗚呼！其求之者力矣，何後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博士而已。豈若孔子合葬于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為衍聖公耶！”終于承認迷信風水是朱子的千慮一失。

二、朱熹與呂祖謙喪葬觀的比較

朱熹、呂祖謙是乾淳年間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二人以同志之交，分别撰有《家禮》《家範》，對喪禮各有較系統的整理，但二人對喪葬的具體言行，頗多不同，别有意味。

《朱子家禮》是指導一般士庶家族的祠堂禮、冠、婚、喪（葬）、祭儀禮的實用書，在後世成為指導家庭倫理綱常、日常生活的基本準則。《家禮》卷四《喪禮》是朱熹構思最早、用功最深、篇幅最大的部分，主要有三部分組成：第一為制作，即喪禮所需的服裝、器物的材料、規格尺寸、制作工藝，如缞、绖、杖、深衣等；第二為程序，從始死到成服、居喪到最後除服的各個環節，成服以前的初終、小斂、大斂，成服後的治葬、反哭、虞祭、卒哭、祔，居喪期間的小祥、大祥、禫等環節的儀式、服裝和器物準備；第三是服紀，即服制，以死者與喪主之間的親疏關系，确定相應的服喪期限和禮儀。服紀是喪禮中最繁難、争議最多的部分。喪禮的複雜性與重要性，是婚禮、冠禮所無法相比的。但是，喪禮中最複雜的程序和禮儀，并不體現在考古發現的墓葬物質遺存中。《朱子家禮·喪禮》偏重強調技術性、程序性的原則和内容，尤其強調墓室“無使土親膚”的要求，而對與思想觀念關系更密切的合葬、族葬、昭穆之類，則隻字不提。這應該與《家禮》用以指導士庶日常生活的性質以及朱熹的理念有關。

相對而言，呂祖謙《家範·葬儀》的條目設計更加簡潔，突出強調“入土為安”的常識，《葬儀》第一個條目就是“筮宅”：“既殡，謀葬，擇地得數處。執事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開門見山，強調人死入土的迫切性。與呂祖謙《家範》相比，朱熹《家禮》稍顯繁複，但更為體系化、程式化。當然，《家禮》又較司馬光《書儀》簡明。

呂祖謙《家範·葬儀》、朱熹《家禮·喪禮》均本于司馬光《書儀》和儒家經典的核心價值，唯詳略有差。二人涉及的共同議題，在文本上的差異并不大，畢竟其經典依據大體重合，隻是在内容的側重點和程序的系統性上有所差異。

武義明招山呂祖謙家族墓地

《家禮》《家範》的具體文本貌似大同小異，但在具體喪葬行為中，朱、呂二人差異極大。呂祖謙在武義明招山為其父母呂大器、曾氏以及前三任妻子經營喪事，均以“入土為安”為要務，在三個月以内完成下葬。據考古勘探所知，呂祖謙和前韓氏、後韓氏墓地位于明招山大坑的小山丘，并無好形勢可言，墓室也簡陋。朱熹說：“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呂祖謙）卻隻是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呂祖謙于喪葬漫不經心，“隻是胡亂平地上便葬”，朱熹對此深不以為然。

明招山出土的《呂好問圹志》

反觀朱熹，其對風水擇址和墓室密封性遠比呂祖謙重視。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朱熹為亡室劉氏尋找墓地，頗費周折，曾引起呂祖謙批評。至于朱熹改葬生父朱松，而其生母祝氏墓地“東北距先君（朱松）白水之兆百裡而遠”，朱熹為長子朱塾治喪，從“初終”到下葬，相隔近兩年。處處與呂祖謙不同。

朱、呂二人喪葬觀的最大差異，尚不限于此。開禧三年（1207）進士、興化軍莆田人方大琮說：

呂氏自南渡來，子孫雖分散四出，多歸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謂呂之子孫不甚壽，亦祖山掘鑿太過也。惟朱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松）與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绋者數日乃至，水心（葉适）笑之，謂其多占風水。前輩之不同蓋如此。

明阮元聲編《宋東萊呂成公外錄》所附《明招山墳圖》書影

呂祖謙出身于北宋大族東萊呂氏，中原士大夫家族有營造家族墓地的傳統，安陽韓琦、洛陽富弼、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均為其例。呂祖謙七世祖呂夷簡在北宋天禧年間置家族墓地于鄭州新鄭神崧裡，遷祖呂龜祥、父呂蒙亨靈柩于其中。慶曆四年（1044），呂夷簡卒，亦葬該處。此後，諸子孫如呂公著、呂希哲等皆祔。宋室南渡前夕，神崧裡已形成八代人聚葬的墓地，連呂好問、呂祖謙祖父呂弸中等人壽穴均已安排就緒。南渡以後，呂氏子孫分散四出，但不分房派，從南宋初至元代，凡五代家族成員（包括少數第六代成員）悉數聚葬明招山，形成江南地區罕見的家族墓地。

河南安陽韓琦家族墓地

可能與中原故家大族的傳統有關，方大琮敏銳地發現，“成公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查呂祖謙《東萊呂太史集》，呂祖謙撰《金華時澐母陳氏墓志銘》，開篇即宣揚族墳墓“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邪谲怪之說未嘗出于其間”對于“維死生之大紀”的重要性，而正文用來記述志主生平事迹的篇幅反而不多；又如《金華遊玠母陳氏墓志銘》，呂祖謙稱遊玠“祖墓岸城濠，湫隘無以族昭穆，乃蔔地于城之東”。呂氏不隻鼓勵他人合葬、族葬，自家更在明招山踐行族葬，即所謂“族昭穆”。

事實上，呂祖謙的主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中産生了影響和示範效應，時人稱“呂伯恭辦喪葬，一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耳”。

與此相反，朱熹多占風水，緻使墳墓分散。方大琮稱“前輩之不同蓋如此”，足見二人行為差别之大。因為自然環境、人文傳統、風水觀念的不同，中原、江南分屬兩大不同文化區域，呂祖謙代表中原傳統，而朱熹更具江南文化傳統的背景。

中原與江南，有不同的曆史背景和文化傳統。

《讀墓》 鄭嘉勵 著

（本文收錄于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讀墓——南宋的墓葬與禮俗》，題目為編者所拟。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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