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始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終于正光年間，曆時約64年

雲岡石窟（以下無時間記錄的照片均取自錄像機）

從五台山坐早班車到大同己近中午時分；安排好住宿，解決為天之食後，就匆匆趕到雲岡石窟。（我覺得大同與其它城市不同，所以下篇專述）

這裡離大同煤礦不遠，也許是心理作用；使我覺得人們的臉似乎洗不幹淨，鼻翼兩側總是黑乎乎的。前些年經過雲岡石窟的運煤車太多，搞得石佛們渾身上下都是黑色粉塵。這兩年，石窟前煤車禁行，情況有所改觀。否則，後人到雲岡來旅遊，會以為是非洲的黑佛來到中國。好，閑話少說，言歸正傳。

依崖而建

走進石窟

雲岡石窟位于大同市區西16公裡的武州山南麓，東西綿延1公裡。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壁龛1100多個，造像51000多尊。該窟與洛陽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齊名，是中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

雲岡石窟依武州山勢自然起伏，主要分為東、中、西三區。第一至四窟為東區，第五至十三窟為中區，第十四至四十五窟為西區。在中國的石窟寺藝術群體中，雲岡石窟是規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具有珍貴的曆史、科學、藝術價值。

古車轍

先看看雲岡石窟開鑿的曆史背景：東漢末年，遊牧在嫩江流域、額爾古納河畔的鮮卑拓跋部，乘中原混戰，匈奴分裂及受漢民族先進的生産方式和社會文明的影響，迅速強大起來，建立了北魏王朝。并将都城由盛樂（今内蒙古和林格爾）遷至平城（今山西大同）。而武州要塞正當盛樂與平城的交通要沖之地，且山雄水秀、林木茂密，北魏皇帝多次在此祝禱祈雨，頗有神驗。

太武帝信道滅佛，下诏：“諸有圖像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長少，悉坑之。”佛教徒們真切感受到“末法”來臨。

太武帝死後，其孫文成帝拓跋浚繼位。文成帝為了統治的需要，也為了對其祖父滅佛之舉進行忏悔，于興安元年（公元452年）頒“修複佛法诏書”，恢複佛教。并把在滅佛中幸免于難的高僧昙曜請回平城，任命為沙門統。據史書記載：一日，昙曜在平城郊外路遇文成帝車隊，帝馬咬住昙曜袈裟不放，此謂“馬識善人”。帝遂以國師禮待之。昙曜為使佛法綿延不絕，唯鑿山壁可以終天。在文成帝的支持下，他選擇了鐘靈毓秀的武州山“鑿山雕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昙曜五窟的開鑿揭開了雲岡石窟大規模雕鑿的序幕。這五個洞窟内的主佛像，就是為北魏太祖以下的六位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未繼位]、文成帝）而建造的。造像身體粗短，面相豐圓，深目立鼻。佛裝通肩式和袒右衽式袈裟，充滿西域情調。

後又在馮太後和孝文帝（前五台山文中提及）于平城執政的30年間（公元465一494年），雲岡石窟的雕鑿進入鼎盛時期。[大唐内典錄]載：“自魏國所流赀賦，并成石龛”。可見當時北魏幾乎傾國力而為。此間石窟無論規模和内容均超過第一期，它吸取了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涼州（今甘肅敦煌）石窟的藝術精華，結合中原地區的藝術特色進行新的融合創造，漢化色彩漸趨濃厚；造像面相豐瘦适宜，表情溫和恬靜，褒衣博帶式佛裝亦出現，從而開啟了雲岡石窟及北方石窟造像中國化的帷幕。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但北都平城仍是佛教重地，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層官吏和信衆開鑿的中小型窟龛，如蜂窩般從東到西遍布崖面。現存此類窟龛達210個，可見當時平城佛教文化的興盛熾烈。

雲岡石窟始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終于正光年間（公元520一524年），曆時約64年。

唐初，在雲岡進行了局部雕鑿工程。

遼興宗、道宗時期，為雲岡石窟的中興階段；興建了雲岡十寺并整修了1800餘尊佛像。遼末，十寺遭兵火焚毀。

明代雲岡成為邊陲重地，石窟再度荒廢。

清順治八年（1651年）重建雲岡寺院。

下面我們來看部分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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