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三）移情與暗示移情（Transference）作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專業術語，是指病人将其童年或早期生活過程中的體驗與感受，轉移到了他的分析家身上或者說，他所看到的心理分析家，已經不是“真實的”的心理分析家本人，而是他心目中的，受其童年或早期經驗影響的人物而利用這種移情的現象與作用，達到特殊的心理分析效果，便成為精神分析的移情方法，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三）移情與暗示

移情（Transference）作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專業術語，是指病人将其童年或早期生活過程中的體驗與感受，轉移到了他的分析家身上。或者說，他所看到的心理分析家，已經不是“真實的”的心理分析家本人，而是他心目中的，受其童年或早期經驗影響的人物。而利用這種移情的現象與作用，達到特殊的心理分析效果，便成為精神分析的移情方法。

從某種程度上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便是從移情開始的。這仍然是針對安娜·O的個案。由于移情的出現，布洛伊爾放棄了對安娜·O的治療，而把“發現”與“治愈”的機會留給了弗洛伊德。

早在《癔症研究》中，弗洛伊德就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在正常的心理過程中，如果有一種經曆伴随着大量的情緒或情感因素，那麼這種情緒或情感，要麼以各種有意識的反射性行為釋放出來；要麼就會與其他有意識的心理因素一起被消磨掉或消退下去。但是，弗洛伊德發現，癔症病人則不同，他們的情感處于窒息狀态，而對與其有關的經曆的記憶在意識中被切斷，或者是被壓抑。對此可以有這樣一種理論上的解釋：其一是在最初經曆中，病人心理處于特殊的分離狀态，也即布洛伊爾所稱的“類催眠”狀态。其二是那個經曆與病人的自我不相容，于是産生了抵抗。對于這兩種情況的治療，涉及到了這樣一種考慮：如果最初的經曆伴随着情感的發生能夠進入意識，那麼情感可通過行為而獲得釋放或發洩，這樣，導緻病人症狀的能量也就會随之消散，症狀也就能得到治療或緩解。盡管弗洛伊德那時還沒有形成關于移情的明确表述，但是已經涉及到了移情的機制與表現。

關于移情，尤其是作為精神分析方法的移情，弗洛伊德是在1912年前後确定的。1917年在維也納大學做關于精神分析的講演的時候，弗洛伊德對聽衆說，既然已經較為充分地讨論了精神分析所有複雜的病症與難題，絕不至于在結束時竟沒有一句講到治療的方法與技術。于是，弗洛伊德就用了“移情作用”這個标題，介紹他的精神分析作為療法的意義。

一般來說，精神分析治療的關鍵，在于使被壓抑的潛意識獲得“合法”的意識呈現。那麼，潛意識是受壓抑的結果，如何消除壓抑呢？于是，找到壓抑和抵抗以及被壓抑的觀念所在，然後克服抵抗，打破壓抑，從而将潛意識的材料變為意識材料也就成為早期精神分析治療的基本模式。但是，在這樣已經形成的精神分析過程中，弗洛伊德發現了新的因素，那就是病人對分析家的移情；并且認為，實際上這種移情的因素早已形成于病人的内心深處，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逐漸顯現而已。

弗洛伊德在分析了移情的起源之後說，病人因受移情作用的影響而對我們有所要求，我們當然要順從這些要求；不然，若怒加拒斥，便未免太愚蠢了。要克服他的移情作用，不如告訴他，讓他知道他的情感并不起源于目前的情境，也與醫生本人無關，隻不過是重複呈現了他已往的經驗而已。

于是，這樣做，把移情現象作為一種療法來發揮其作用，則能把看起來似乎是治療重大障礙的移情作用，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友愛的，還是敵視的；都可變成治療的最便利的工具。

弗洛伊德把移情的出現，比喻為一棵樹的樹幹與樹皮之間的新生層，由此就會有新組織的形成和樹幹的生長。弗洛伊德說，移情作用一旦發展到這個程度，那麼對于病人回憶的工作便退居次要的地位。“那時我們便可說已不再是診治舊症，而是在診治代之而起的新創立而改造過的神經病了。對于這舊症的新版，分析者可追溯到它的起始，如何發展和變化的，他特别熟悉這個經過，因為他本人就是它的中心目标。病人的一切症侯都丢掉了原來的意義，以适應新起的意義；這個新意義即包含在症候對移情作用的關系之内。不然，也隻有那些可作為這種适應的症侯才留存而不消滅。我們假使能治愈這個新得的神經病，就等于治愈了原有的病，換句話說，就是完成了治療的工作。病人若能與醫生有常态的關系，擺脫被壓抑的本能傾向的影響，則在離開了醫生之後，也仍能保持其健康。”[1]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綱要》之“精神分析的技術”中，曾這樣描述移情，認為随着移情的出現及其作用，能夠帶來這樣兩種積極的變化：其一，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做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那麼他就會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權利交給分析者。因為根據精神分析的理論，父母是超我的主要來源。于是，作為分析者的“新的超我”，也就有了對病人實施一種再教育的機會。其二，一旦移情發生，病人就能夠充分而清晰地展現他的重要生活經曆。這對于整個心理分析的進展是十分有幫助的。

但是，弗洛伊德也指出，積極的移情作用所導緻的成功治療很容易有“暗示”之嫌。如果消極的移情作用占上風，那麼治療的效果就會另當别論。如果病人意識到了隐藏在積極移情背後的強烈性欲，那麼他就會陷入情網。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極端，那麼他就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視，他就會恨分析者，将其當成敵人，并準備放棄分析。

就移情與暗示而言，弗洛伊德并不回避其中的内在聯系。在弗洛伊德之前，伯恩海姆以其特有的敏感，在催眠中有效地發揮了病人的“暗示感受性”。弗洛伊德說，其實，伯恩海姆所謂的暗示感受性就是移情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認為，伯恩海姆不知道暗示感受性有賴于性或裡比多的活動。弗洛伊德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方法中所以要放棄催眠術，隻是想在移情作用中發現暗示的性質，或發揮移情的作用。

于是，弗洛伊德承認移情與暗示的内在聯系，同時也區别了催眠暗示與精神分析暗示的不同。他認為催眠術的暗示治療，主要是把病人内心的隐秘事件加以粉飾；而精神分析的暗示，則是要暴露這些隐事而加以消除。于是，催眠術中的暗示是一種姑息，隻想如何抵抗病症反應，隻是增加壓抑作用的力量，并不能改變病因，并不能作用于病症的形成。精神分析中的暗示則在于求徹底的療效，要在引起病症的各種矛盾中，尋求病源之所在，使用暗示來改變這些矛盾的後果。弗洛伊德認為，移情決定了精神分析治療的效果。而他正是在移情中有效地利用了暗示的作用。

弗洛伊德認為，移情作用及其作為療法的意義，對于癔病和神經症的治療十分重要，甚至曾表示可以把這些病症都稱之為“移情的神經症”。弗洛伊德說，“無論何人，若能由分析的經驗對移情的事實獲得一個真确的印象，便絕不會再懷疑那些在症候中求發洩的被壓抑的沖動的性質了；這些沖動帶有裡比多的意味，再找不出更強有力的證據了。我們可以說，隻是在研究了移情的現象之後，我們才更深信症候的意義乃是裡比多的滿足。”[2]

既然病人在其症候中所表現的正是裡比多的代替性滿足，那麼，作為療法的精神分析，就是要有效地消除病症。于是，移情作為療法的意義就可以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第一，迫使裡比多離開症候，而集中于移情的作用；第二，極力通過移情作用而恢複裡比多的自由。但是，若是病人的裡比多缺乏靈活性，或者是由于病人的自戀而限制了移情的發生，都會給治療帶來困難。于是，移情作為療法也表現了精神分析治愈過程的動力與變化的特性，分析者運用移情作用獲得了病人裡比多的投射，尤其是本來集結在病人症候那裡的裡比多，并以此為突破口，調集與協調病人的整個裡比多能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弗洛伊德說，“移情作用乃是一切競争力量的互相會合的決鬥場。”[1]

于是，作為療法的精神分析，既要消除壓抑的作用，使裡比多不再逃入潛意識而脫離自我。同時還要把潛意識的材料引入意識，使自我因此而得到擴展。移情的锲入，可以把本來集結在病症中的裡比多調動起來，使病人的自我與裡比多獲得和解，給予裡比多以适當的滿足，并且使其升華，實現精神分析治愈的理想。

( 摘自《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申荷永著，北京三聯書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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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359—360頁。

[2]同上。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3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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