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下，"同志"借由社交媒體等平台發聲，向公衆普及相關知識，逐漸達到了去污名化的效果……

1990年代，“LGBT”一詞開始逐漸普及，其為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

而在此之前，從石牆騷亂到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歐美地區已有許多為非異性戀群體“正名”的努力了——6月27、28日兩天被定為同志驕傲日、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協會去除了同性戀為精神疾病的診斷、1990年代酷兒理論在西方開始逐漸盛行。然而在古老保守的東方國度，秉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公開出櫃仍是要面對很大的壓力。

台灣地區的婚姻平權運動已行進多年，從文學、音樂到立法，中間隐藏着無數人的期盼和努力，郭強生的《斷代》、白先勇的《孽子》、五月天的《擁抱》、蔡依林的《不一樣又怎樣》、性别平等教育法……都是這些年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自2017年5月24日台灣“大法官”釋憲以來，目前民衆仍在為平權公投而努力，相關草案僅通過一讀。

“抵抗”一詞既然伴随着亞文化一同出生，尤其是作為伯明翰學派進行文化研究的關鍵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無論是關于“越軌”青年的叛逆與挑戰、還是來自精英學者的颠覆和解構，抵抗的方式和手段也許越來越隐蔽了，但初衷和努力抗争的意味卻從未消解。

就同性戀亞文化而言，符号象征主要表現為多元的彩虹，精神訴求則是宣揚平等的權利，尤其體現在不受歧視的婚戀自由方面，挑戰了傳統的性别觀和道德觀。由獲得病理學、生物學及社會學等方面的理論支持到法律條文的修正和粉紅經濟的崛起，走過了漫長的階段。

自1992年起，國内開始出現研究同性戀的論著。其中，從法學、心理學、文學和社會學角度來進行研究的論文較為豐富。讨論的話題主要集中于：公衆對于同性戀的認知态度、同性戀的生活模式和社會空間、文學或影視組作品中的同性戀形象、同性戀者對婚姻制度的挑戰、同性戀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我國媒體對于同性戀的新聞報道等等。

同性戀群體進行抗争的第一步便是去除被污名化的刻闆印象。由于大衆媒體的宣傳，非異性戀者給予人的印象往往是“有罪的”或者犯有“精神疾病的”之類，因為同性戀者被主流文化所排擠，被視為少數族群中的“異類”，所以大部分人往往會選擇隐匿在人群中假裝自己随波逐流。

然而這種對于身理和心理長期上的壓抑終歸會引發更多的問題，從婚内出軌、性冷淡者到同妻或同夫的悲劇，實際上牽連了更多無辜者受到傷害，從而造成惡性循環。

所以打破偏見的第一步，就是以平等的眼光去正視現象的發生。而自媒體時代下，借助于社交媒體平台同性戀者擁有了自我标簽的能力，通過可控的前台向大衆選擇性地展示出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打造積極的具有正能量的形象來改變傳統的認知。

事實上，同性戀者由于承擔較少的家庭負擔并且較多地把重心放在事業上，因此其中不乏具有高學曆、高收入的精英人士。出于獵奇心理而進行關注的路人很可能就此改變。

越來越多倡議者的加入并非基于自身“特殊”的前提，而是在消極自由和主張天賦人權的思想下，對社會不公正的境遇和制度所進行的抵抗。從符号化的彩虹旗到團結一緻的平權精神，需要打破偏見的藩籬用更為先進、更為超前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一個社會對于少數族群的包容性，體現了社會文明發展的曆程。

傳播技術的革新帶來話語權的下放，有利于新聞真實性的核實和弱勢群體的發聲，被建構的事實越來越逼近全面客觀的真相。具有獨特的行為規範和方式的同性戀群體古已有之，隻是淹沒在官方話語的壟斷之中，缺乏發聲的平台難以彙聚成為一股引人關注的力量。

正如西蒙娜·德·伏波娃在《第二性》當中所寫：“實際上，同性戀既不是一種厄運，也不是被有意縱情享受的一種變态，它是在特定處境下被選擇的一種态度。就是說，它是被激發的，又是自由采納的。

“和人的所有行為一樣，同性戀是導緻虛假、失衡、受挫、謊言，還是相反，會帶來有益的體驗，這要取決于它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方式——是不真誠的、懶惰的和虛僞的，還是明朗的、慷慨的和自由的。”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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