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革命之年》， [美]邁克·拉波特著，郭東波、杜利敏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96頁，92.00元

十九世紀中期，從法蘭西到奧地利帝國的東部邊境，從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到意大利的西西裡，到處都出現了反抗專制、要求自由以及争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抗争，曆時兩年之久。這便是1848年革命。從歐洲範圍來看，這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1917年俄國革命前歐洲規模最大的革命運動。然而，相比這兩場革命，學術界對1848年革命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場世紀中的革命一直遭到冷遇。事實上，從歐洲近代的曆史進程來看，1848年革命的曆史意義非同尋常。

首先，它是第一次席卷大部分歐洲地區的革命。在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之後，這場革命的風暴迅速向周圍傳播，特别是在中南歐，随後成為了革命的主戰場，例如中歐的維也納、柏林，南歐的米蘭、威尼斯、羅馬、巴勒莫，奧地利帝國邊境的雅西、布拉日、布加勒斯特，歐洲很多重要的城市紛紛爆發革命或起義，并且向周圍的鄉村蔓延。與法國大革命通過軍隊将革命傳播到歐洲各地不同，這些地區的民衆在受到二月革命的鼓舞之後，自發地爆發了革命。

就空間的意義上來說，1848年革命才是一場真正歐洲範圍的革命。各地不僅在相近的時間發生革命，而且革命爆發的背景、革命的目标和發展進程都大緻相似。從背景上說，革命前整個歐洲都處在維也納體系建立起來的保守秩序之中，各地人民都在經受農業和工業危機帶來災難，并且質疑君主制政府處理社會危機和政治問題的能力。就目标而言，各國自由派都期望看到政治改革，希望實行憲政，賦予公民有限的選舉權，建立起立憲君主統治體制；當然一些地區的激進派則希望建立共和制，實現基本的男性普選，實現自由。在革命的初期，由于各個社會階層、政治派系的聯合，保守秩序迅速瓦解，制憲議會紛紛建立。但在經曆短期的成功之後，革命者在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如何處理各民族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解決社會上普遍的貧困這些問題上産生了分歧，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尋求與保守勢力聯合恢複秩序，激進派則嘗試動員底層要求進一步革命。最終，在1848年革命最初被趕下台的當局在一兩年内紛紛迅速重新奪回其統治權。

最初，1848年歐洲的革命者并沒有設想并組織起一場全歐洲範圍内的革命，但革命在一個國家率先爆發後，便迅速蔓延擴展成為了一場整體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之間相互聯系，彼此呼應，各國的空間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例如巴黎的二月革命掀起了革命的風潮，随後維也納的三月革命爆發，導緻歐洲保守秩序的締造者，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出逃，同時，帝國統治下的意大利地區、匈牙利、捷克等地區相繼爆發革命。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各國的革命者團結一緻，互相 支持，例如德意志、波蘭的革命者到革命之都巴黎尋求幫助；法蘭克福議會的議員認為幫助波蘭複國是他們光榮的任務；德意志共和派在柏林召集人民大會時，宣傳海報表示會上将有德語、英語和法語的演講，并分别用這三種語言贊頌了共和制。維也納的革命者被圍困時，嘗試向匈牙利軍隊尋求幫助。革命中的威尼斯與匈牙利選擇結盟，共同對付奧地利帝國的軍隊。但相比革命者之間的聯合，歐洲反革命勢力的聯盟似乎更為成功。這或許部分得益于梅特涅苦心經營的歐洲保守體系。德意志各邦國王公通過德意志邦聯尋求軍事援助，鎮壓革命。沙皇尼古拉一世協助奧地利皇帝圍剿了匈牙利革命，教皇庇護九世出逃後，法國軍隊派兵攻打羅馬共和國。最終，保守勢力合力鎮壓了革命，1848年革命最終失敗。

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歐洲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雖然共同的理念，但革命也喚醒了各民族的解放與獨立的願望，或者說，民族的獨立也就是這場革命的一項内容。但在革命喚醒了民族主義和民族獨立的同時，也随之帶來了不同民族間的利益沖突。匈牙利從要求自治權轉變為宣布獨立，匈牙利在反抗奧地利的統治時，其境内的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也在反對馬紮爾貴族，追求自身的獨立。法蘭克福議會裡，議員們為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争論不休。普魯士與丹麥差點因為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發生戰争。德國曆史學家法伊特·瓦倫丁（Veit Valentino）認為，1848年革命是一個關鍵節點，此前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能夠共存，此後二者徹底對立。的确，這一觀察是正确的，此後的歐洲陷入了激烈的民族沖突之中，隻有在“二戰”之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開始才讓人們重新審視這場他們共同的革命，關注歐洲整體的整合。

1848年革命的另一個特點是參與這次革命的社會階層非常廣泛。這場革命不僅僅是由知識分子和中産階級反動，工人，中東歐各地的農民也積極加入。為什麼那麼多不同的社會階層參與其中？一個鮮明的背景是，當時嚴重的政治困境與經濟、社會危機同時出現，不滿在社會各個基層中蔓延。

從革命提出的要求來看，這場運動最初的領導者似乎是中産階級、知識分子。1815年之後，歐洲重新建立起了保守秩序，但在十九世紀前幾十年裡，由于受到了法國革命的影響，政治反對派力量不斷增強，他們反對絕對主義或封建主義，要求取消特權，賦予每個人基本的公民權，實現法律面前的平等，創建代議制機構，所有這些意味着體制的更新與重建。盡管反對派政治立場有些差異，但這些人通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屬于知識階層。英國曆史學家劉易斯·内米爾（Lewis Namier）在其研究1848年革命的經典著作《1848：知識分子的革命》中提出，1848年革命中，歐洲各國情況不盡相同，它們的思想目标是一緻的，而且歐洲的知識分子有着基本的團結和凝聚力。正是他們參與了政治思想的創造和傳播，而這些理論讓革命走向激進。内米爾因此将1848年革命定義為“知識分子的革命”。

另一方面，工人和農民的參與支持了革命，并賦予了1848年革命獨特的色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随着工業革命的行進，歐洲的工人和農民主要被社會問題，或者說貧困問題困擾。在農村地區，農奴制尚未完全廢除，糧食歉收又讓農民在整個革命前的四十年代飽受艱難。在城市，行會制度逐漸解體，工匠、手藝人面臨着大工業的威脅，而進入工廠工作的産業工人的境況也很糟糕。因此，如何改善民衆的境況，提升其生活水平，獲得應有的一種權利成為當時社會的緊迫問題。由此也造就了1848年革命具有社會革命的特點。著名思想家，也是法國1848年革命的親曆者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認為，這場革命“不是一場騷亂，而是所有内戰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階級反對階級、一無所有者反對有産者的戰争”。“起義的目的并不在于改變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變更社會秩序。說實話，它并非一場政治鬥争，而是一場階級戰鬥，一種奴隸戰争……人們不應從起義中隻看到工人的反應是激烈的、盲目的這一點，而應從起義中看到，他們為擺脫其被人們稱之為非法壓迫的生存環境，為了開辟一條通往他們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來人們就給他們指出，那是他們的權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這種力量是強大的。”

于是，當中産階層認識要求參與政治意識的時候，農民和工人更關注經濟權利。在西歐，農民抱怨稅收、地主殘餘的特權、限制他們進入森林和草地的傳統權利，以及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其他問題。在東歐，農民則抨擊殘餘的農奴制，他們要求廢除強制勞役和封建地租，甚至獲得他們耕種的土地。

工人則努力要求獲得經濟保障，擺脫失業與貧困。值得一提的是，1848年歐洲最具政治色彩的工人通常是在手工業作坊工作的技藝娴熟的工匠，而不是工廠、鐵路的無産階級工人。因為工匠受過教育，且有行業組織，還有社會、政治傳統。一方面，他們具有一定的傳統性。希望保持獨立、竭力對抗工業化，他們并不希望通過階級鬥争，而是希望通過行業保護、維持工匠之間的團結這些傳統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為他們注入了新的内容。以法國為例，工人提交的請願書要求國家支持經濟方面的改革，提供就業保障，建立勞工組織，保障生病的工人及家屬享有最低就醫保險。

盡管不同的訴求最終将導緻革命者陣營的分化，但各個社會階層卷入了1848年的革命洪流之中。以往被忽視的農民成了各派争取的對象。數百萬歐洲人第一次參加到政治活動、政治組織當中，他們首次獲得了選舉權，甚至成為候選人、議員。革命中，除了革命未波及的沙俄帝國，歐洲的農奴制基本被廢除；法國政府首次建立了國家工場以緩解失業和貧窮問題。這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也是它區别于1789年這一政治革命的獨特之處。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不同的社會階層是如何動員起來的呢。一些學者，如喬納森·斯玻伯（Jonathan Sperber），非常重視1848年革命中群衆的政治運動，研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公共政治生活，政治組織的思想與組織方式，各階層之間的聯系，1848年的政治思潮對不同階層的意義。在斯玻伯看來，1848年夏天和秋天的大衆民主運動的騷動、各派力量的重新組合及組織方式最能體現1848年革命的特點。

1848年革命既是一場歐洲整體的革命，又容納了十九世紀中期主要的政治議題，然而這一影響深遠的革命長期以來為人低估。相比1789年革命、1917年革命，1848年革命更少被紀念和重視。這或許與它最終失敗的結果相關，也因為在此後一個世紀多的歲月裡，歐洲陷入了各民族、各階層、各政治派别的混戰中，人們對1848年革命的印象長期以來與各自的政治立場密不可分。

1848年之後的一個世紀中，最積極紀念它的聲音來自勞工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在參加各種工人組織，通過《新萊茵報》參與運動。他們留下了許多與1848年革命相關的文本，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德意志的社會主義者會在3月18日，柏林巷戰的紀念日，遊行到埋葬起義者的腓特烈斯海因公墓。法國、意大利、奧匈帝國的一些地區，社會主義者也積極紀念1848年的抗争。這些紀念活動部分促使曆史學家将1848年革命主要與勞工運動相聯系。

持其他政治觀點的人對待1848年革命的态度則更加複雜，并且主要跟各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情況相連。在德國、意大利、匈牙利這些地方，1848年革命是其民族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國對革命的評價不盡相同。以德國為例，1890年，就在1848年革命爆發五十二周年之際，在德國議會的辯論中，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民族主義者都譴責1848年的“暴民”，贊揚俾斯麥式的德國民族主義英雄。直到二十世紀初魏瑪共和國才給予了1848年革命積極的評價，贊揚它試圖通過憲政與和平的方式建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然而，這種評論連同魏瑪共和國自身一起遭到了反對派的攻擊。相對而言，匈牙利對1848年的态度較為積極，它在這裡被稱為獨立運動，3月15日至今仍是匈牙利的國慶日之一。

在民族國家早已建立的法國，二十世紀以前，盡管一些學會（包括某些政治人物）會資助1848年革命的相關研究，但政府沒有從官方的立場公開紀念1848年革命的活動。對于社會主義者而言，巴黎的六月起義代表了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的背叛。他們更偏愛紀念《共産黨宣言》的誕生和巴黎公社。對于中右派而言，1789年革命是更好的選擇。1848年作為理想主義者失敗的嘗試而被輕視。

1848年常被認為是被“錯過”的一年，因為它站在曆史的轉折點，面對大工業生産和民族主義興起帶來的現代問題，錯失了通過自由的、相對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現代問題、實現革命者所提出的目标的機會。而随着曆史的發展，目前，在經曆了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災難之後，1848年革命得到了更多的認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次歐洲革命其實決定了歐洲的曆史命運。一方面，雖然革命被剿滅，但革命指引了曆史發展的方向，它提出的某些目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相繼實現。意大利、德意志實現統一，奧地利帝國改組為奧匈帝國，憲法與議會也相繼誕生。另一方面，後來很多國家實現政治統一和民族獨立這些目标所用的手段與1848年截然不同，例如德意志沒能通過自由的和議會選舉的方式實現“自下而上”的統一，而是走上了用血與鐵的手段實現民族國家統一的模式。奧匈帝國内部的民族沖突愈演愈烈，并把整個世界帶入了戰争的深淵。因此，這些一系列的極端事件讓歐洲人有足夠的理由回憶和記住那場他們共同的革命。

1998年，在1848年革命一百五十周年之際，伴随着歐盟的東擴，人們日益關注歐洲一體化的問題，這推動了歐美學者重新開始關注這場革命，從歐洲整體的視角解讀這場革命。如今歐盟面臨着難民危機、恐怖襲擊、英國脫歐等一系列困境，回顧十九世紀中期這場革命，即可提醒我們重新關注歐洲整體性的未來的走向，避免重複1848年革命之後的悲劇。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新近出版的《1848：革命之年》是我國少見的系統介紹1848年革命的著作。作者邁克·拉波特現任格拉斯哥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法國史和革命史研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1848年革命是一個經典的課題。與其他史學課題類似，二十世紀後半葉1848年革命的研究路徑發生了重大轉變。從關注英雄人物的政治史向社會史、新文化史轉變。新的研究不再将革命的議會、各大都市作為焦點，而将目光轉移到各省的市鎮與鄉村上，從精英型的民族領袖轉移到地方政治活動家、工匠、勞工、農民身上；研究十九世紀中期的社會、經濟、文化的轉變與革命之間關系；當時政治組織的性質、動員的方式，讨論政治活動的形式、象征符号等。從這一方面來說，《1848：革命之年》一書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更為有益的是，作者秉承着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特質，嘗試将生動的叙事與社會結構、社會沖突、政治組織、政治生活的文化表達這些新的研究方法相結合，在生動描繪故事的同時，展示學界從不同角度對1848年革命的研究與解讀。多年來中國學界對1848年革命的研究非常少，對于大多數讀者而言，他們對這場革命仍然比較陌生。希冀這本書的出版能引發更多人關注1848年革命，并推動對此展開研究，從而對歐洲這一場革命的反思中挖掘出更多的曆史資源，也借以豐富我們對歐洲的理解，和激發起對歐洲未來命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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