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謀妙計，往往或以其精巧，或以其智謀，格外吸引大衆注意力。

反間計，在我們通常的理解中，也是計策的一種。

諸如王猛的“金刀計”，毒計深沉，巧思連環；三國的“群英會”，蔣幹盜書，将計就計，都是其中極其精彩，抓人眼球的篇章。

上述兩條，都是以反間的方式，起到離間的目的。

反間跟離間，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

要說清這個事，咱們還是從“間”說起。

一，

間，狹義的理解，就是諜的意思。

廣義上，間包括一切對信息的正向，反向搜集，利用，引導。

無論戰争還是競争，在力量的對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對于交通，通訊主動權的掌握，利用。

通訊之争，代表着信息掌握的控制與反控制，欺騙與反欺騙。

放在古代的背景下，間，實際上就是廣義的信息戰。

《左傳》中，記載有中華最早的一場間諜行動，“少康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

少康是夏朝的一位君王，但是信息戰這種方式，間，這種行為，一定是早已有之。

孫子兵法中，《用間篇》列五間，分别為，“因間，反間，内間，生間，死間”。

這樣的說法，主要是根據執行對象的不同，而做的區分。

1，因間，就是鄉間，利用敵方的同鄉之人。

2，反間，利用敵方的使節，間諜，反過來為己所用。

3，内間，利用敵方内部有影響的高官，内侍等。

4，生間，利用有能力的人為我所用，對敵方作出有利于我方的誘導。

5，死間，利用刑罪之人，傳遞錯誤信息給敵方。

後來到唐朝，《李衛公兵法》中，又據此作出正反兩種的區分。

就執行對象，李靖的說法與孫子大同小異，為“因邑人，因敵使，因任子，擇賢能，緩罪戾”，與孫子五間，一一對應。

就實際影響的對象及其功能，李衛公又推衍，發展出“間親，間能，間君，間助，間鄰，間縱橫”，作出細分。

其中，無論孫子還是李衛公，又都把“反間”列為群間之首，視其為根本。

二，

從以上單純的語句，字詞解釋，很難理解這個說法。

古人寫文章時，詞句精省，多以會意為先，于實際應用，大多粗略為之，一筆帶過，或更多以具體事例，以作參照對比。

反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并不僅僅是以上提到的，利用敵方人員的情報，信息誤導，也不完全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離間”，策反功能。

反間，甚至不能簡單的以“計”名之，他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以欺騙，策反，收買等手法，将敵方人員反為我用，傳遞錯誤或不完整信息，影響敵方決策，戰略的形成。

2，離間，上述李靖對間的功能性目的區分，都屬于反間範疇。

同樣以欺騙，策反，收買等種種手段分化，瓦解敵方有生力量，或誤導其力量投送方向，造成或局部，或整體的敵我力量對比失衡，影響其力量構成。

3，加強我方對信息的控制，對交通，通訊，等重要節點加強保護，對信息管理人員加強審核，以達成對信息的有效掌控。

這三條，幾乎囊括了古代信息戰的全部功能性目的，其他所有都成了建立在反間基礎之上的執行方向區分。

其中，第三條更是重中之重。

沒有己方信息的嚴密防守，所有的間，就都失去了根本，成為飛蛾撲火，自欺欺人。

對于這一條，古人用了一個字概括，“密”。

《周易•節卦•初九》，“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孫子說，“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莫貴于間，莫密于間”。

這一點做得不好，不是能不能用間的問題，而是自己随時會面臨敗亡的結局。

三，

說得太抽象，大家看的頭疼，咱們就具體事例來看。

1，王猛金刀計。

最終目的，是離間苻堅，慕容垂。

計謀核心，執行方式，是間左右，即收買，策反慕容垂的護衛金熙。

通過策反，完成錯誤信息的傳遞，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最終達到離間目的。

2，三國赤壁，群英會。

最終目的，離間曹操與荊州本土的精英，水軍指揮蔡瑁，張允。

計謀核心，執行方式，因敵使，間左右。

用欺騙的方式，将探營的敵使蔣幹，反為我用，傳遞錯誤，虛假信息，達成離間目的。

再說一個，用大家熟悉的案例，說一說大家不太熟的“死間”。

3，韓信攻齊。

主觀上，郦食其說齊歸降，是正使。

他并不知道，無論韓信，還是劉邦，對他的死活根本不在乎。

最終韓信伐齊的突然性，就建立在把他當成了棄子，“死間”，達成了欺騙性信息傳遞的效果之上。

曆史上，“死間”并不罕見，主動被動皆有。

主動者，北宋邊将種師道，用法崧，離間滅殺西夏大将野利。

被動者，如韓信破齊，又如大唐李靖，以說服對手的唐儉為死間，大破突厥。

這兩例，都是用死間的方式，一個達成離間目的，一個達成誘導敵方決策錯誤目的。

再來說“生間”。

這是所有間中，難度最高的一種。

說難度高，不在其他，在于對行間之人的智慧，能力要求特别高。

戰國時期的蘇秦，張儀，可謂典型代表。

這兩人自身都具備對當時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刻認知，在此基礎之上，或因勢利導，或以欺詐手段，既能保存自我，又能達成于己有利的目的。

四，

隻要有戰争，競争，有“争”，就會有敵我。

所謂敵我的概念，是動态的，而不是靜止的。

這是因為，無論敵我，作為一個整體，都是由一個個的人，以及一個個小的人群，團體，彙合而成。

在“争”的背景下，無論敵我對立，還是各自整體關系的形成，除了共有的文化，信念之外，是基于多種利益博弈之下的考量。

利益訴求的多樣性，基于對各種信息的判斷，方能成為一個整體。

缺少共有文化，信念之類的支撐，所謂利益集合體的存在，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對各種信息加以欺騙性，深入性的誘導，對其中整體與個體的利益，作針對性分化，就可以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改變。

不僅如此，文化，信念的形成，也是建立在信息判斷的基礎上，也存在個體的差異。

通過不同方式的信息誘導，可以對文化，信念等加以影響，改變。

其與利益判斷，隻有影響，改變難易的差别，沒有本質的不同。

結語：戰争與和平，是人類社會，或曰這個世界的一體兩面，共同構成一個整體。

正如，争與和。

對曆史戰例的分析，對戰争中經驗的總結，對影響戰争進程因素的深入了解，對我們在茫茫未知中，作出選擇，無疑是利大于弊的。

畢竟，如果說和平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生存狀态，那麼戰争也是。

既然同為生活方式，生存狀态，那麼，在我們通常認知的更深處，他們遵循的，其實是同一種規則。

同理，正如争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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