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桶人”三個字，對富士康來說，具有符号化的意義。

在疫情來臨之前，“提桶跑路”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們的常态。年輕人們把鋪蓋、洗漱用品裝進桶裡，像候鳥一樣湧入旺季時的富士康，又在淡季時離去。那時他們選擇很多，世界也很暢通，其中的一些人自稱為“提桶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但現在，對很多原來的“提桶人”來說，這樣的潇灑狀态一去不複返了。一方面，他們需要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襲來之後，另一方面，他們同時也發現，跨城市的遷徙正越來越成為一件困難的事。

一些“提桶人”放棄了一年四季往返于各個工廠的高收益，為了求穩，把自己轉成了富士康正式工。就連稱呼也變了，他們現在管富士康叫做“發财康”，認為這裡雖然辛苦，但好歹工資會照常發放。還有很多勞務中介，打出的廣告是：“疫情在反彈，工廠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當下最穩定的選擇。

文 | 饒桐語

編輯 | 易方興

運營 | 月彌

一些東西在富士康消失了。

27歲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林康發現，放在貨架上的工件變少了——走到車間的盡頭，有一個2米高的5層貨架，每一層都摞着透明收納盒，工人們需要打磨的工件就放在裡面，經過他們的加工，這些工件将會成為标準的模具，複制出無數的手機零件。

疫情以來，車間的訂單量下滑明顯，貨架上的收納盒也總是擺得稀稀拉拉，顯得空空的，“真是沒活幹了”，林康說。他是湖北人，已經在這裡待了5.9年（5.9乘以365天）了。每一個富士康工人都習慣把工齡精确到小數點後一位，因為“工齡就是錢”。他現在變得不習慣，因為曾經做不完的工件，突然成為了需要争奪的資源。林康記得，前幾年，架子上的收納盒放得層層疊疊的，速度一慢，工件就多到架子都裝不下，又堆滿旁邊的電腦桌。

沒活幹兒了，很多工人湊不滿工時，氣氛變得微妙起來。那些好做的、容易湊滿工作時長的工件，成為“香饽饽”，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它。

盡管不習慣，但林康也很快加入到了這場“争奪”當中。為了比所有人都早點兒到，林康把起床鬧鐘提前了20分鐘。7點30分，他第一個抵達車間，第一件事是站到貨架前，把好做的全部挑出來，放到自己的工作台。

類似的“消失”也發生在深圳富士康的其他車間。從2016年算起，廣西小夥子韋大強也來這裡6年了。像他一樣的廣西年輕人，不少都把深圳富士康當成工作的盡頭。他發現，這兩年，除了穩定供應的口罩，按慣例發到工人們手上的東西都沒了——績效獎金、原本一年一發的工服，甚至洗手液。

洗手液是用來洗掉機油和鎢鋼粉的。和林康一樣，韋大強的工作也需要操作機台，一天活幹下來，手全是黑的，隻有洗手液才能洗幹淨。以前，洗手液會批量發放到工人們手裡，但現在，洗手液的供應斷斷續續，韋大強隻好用抹布擦手，還要使大勁搓，一周時間，白毛巾就會徹底變成黑毛巾。

▲ 韋大強用來擦手的毛巾，一周就會變成黑色。圖 / 受訪者提供

毛巾粗糙，搓久了手疼，韋大強和工友們覺得還是洗手液好。于是，再發下來的洗手液，他們都舍不得用完了，偷偷倒出來一些，裝進礦泉水瓶子，再藏到自己的櫃子裡，下班的時候省着倒點兒，搓到泡沫都黑了再洗掉。或者，有膽子大的，會去整層樓盡頭公用的衛生間，趁沒人的時候，把洗手台上的洗手液偷拿回來用。

在工廠裡，洗手液是消耗品，沒有人舍得自己花錢買，尤其是在績效獎金一起消失之後。韋大強記得，今年的4月7号，是固定的富士康發工資日，自己隻收到了68元的績效工資，有一個工友，收到了1元錢，看着銀行卡的數額，大家都沉默了。

相較于這些具體的事物，被河南姑娘吳小菲注意到的是一些抽象的東西——她的休息時間消失了。吳小菲在鄭州富士康，做的是流水線上最普通的工作，不需要一點創造力。她和3個工友，隻需要把手機從流水線上拿下來，用小鑷子在手機側面的定位柱上貼上電池墊片，加固後再放回流水線就好，整個流程不超過30秒。每天，她們可以重複這樣的動作7000次。

但正是無數這樣的重複枯燥勞動，支撐着iPhone的量産，支撐着富士康，也支撐着鄭州。每年，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組裝都出自鄭州，而鄭州GDP的8.7%是靠富士康空港廠區完成（2020年）。但吳小菲不懂這些，她不知道自己流水線上是哪一代産品，也不覺得iPhone有什麼偉大的，她覺得自己的國産手機完全夠用了。

工作是枯燥的，她的快樂在别處。對吳小菲來說，最快樂的時候隻有下班前的半個小時——如果手上的動作足夠快，她們可以提前半個小時完成所有的工作量，然後搬個小闆凳，聚坐在車間門口，玩得好的幾個人，圍在一起喝喝水，聊聊天，等着18點30分一到，準時打卡下班。

但是，疫情改變了流水線的生物鐘。每天下午3點，線長走出來，大喊一聲，“停線——”，整個車間的流水線就戛然而止，接近300名工人站起來，到樓下排隊做核酸。

時間在排隊中流逝，生産時長當然也被壓縮了，“回去之後，肯定要把這半個小時的量趕回來”，吳小菲再也沒辦法提前下班，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焦慮，如果手稍微慢一點兒，源源不斷流出來的手機就會堆積，吳小菲心裡開始着急：“我看到堆積了，速度也加快了，但我明明一直在貼、一直在貼，怎麼還是做不完？”

吳小菲懷念消失的半個小時。這是寶貴的休息時間，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時間裡，她可以不隻是流水線上的工人，五花八門的聊天話題讓所有人變得生動起來。誰和家人鬧矛盾了，誰周末出去吃燒烤了，還有隔壁那條流水線的男孩，上班的時候摔傷了手臂，手都擡不起來，吳小菲想到了自己正在讀大學的弟弟，像姐姐一樣叮囑他：走路不要玩手機。

▲ 鄭州富士康廠區内，許多上下班的工人正在看手機。圖 / 視覺中國

工人們觀察到的“消失”，在富士康面前顯得有點微不足道。在全國各地，北到遼甯營口，西至雲南昆明，分布着40多個富士康廠區，每個廠區被劃分成幾棟大樓，又被切分成無數個車間、無數條流水線，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塞進這些格子。

在這個巨型工廠裡，即使工件少了、福利待遇差了、休息時間沒了，也沒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停下，制度用最簡單的方式教會了工人們如何成為一台永動機。

最直接的是工資計算方式。在富士康，員工的基本薪資不高，大部分都來自于加班工資。6年前，林康從湖北來到深圳觀瀾富士康，賺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基礎工資4000多元，扣除五險一金之後，再算上加班加滿拿到的3000多元，到手能有接近7000塊。對大專畢業的林康來說，這已經是不低的收入，而其中，加班工資占了大頭。

沒有加班甚至可以變成一種“懲罰”。而今年，由于訂單量下滑，車間效益下降，領導們對工時和加班的管理也變得嚴格起來。林康記得，有個複雜工件，以前做完起碼能算5個工時，但這一次，他用電腦一查，上面顯示的工時數是1。

疫情沖刷着全國各地的富士康。在7年老員工楊束新眼裡，“卡加班”和“卡工時”已經是這兩年的常态，“就是想方設法把你給逼走，申請自動離職”。

楊束新在河南濟源富士康做機械加工，每天需要操作2台機器，标準工作時長是10個小時，以前，隻要有活幹，不管産出多少，都會在周末報加班。2020年的時候，變成2台機器一天需要産出16個小時才有資格加班，後來，這個數字慢慢變成20個、23個……到2022年，所要求的工時已經是26個小時。

但楊束新不願意走。他快30歲了，前兩年剛結婚，買了房，有個1歲零2個月的寶寶，每個月要還1500元的房貸。

沒有加班之後，基本工資不能再少了，楊束新不敢再回家。他算着，自己已經半年沒有見過孩子，結婚之後，楊束新和妻子兩地分居，自己在濟源，妻子帶着孩子在老家村裡。隻有200公裡的路程，也不能随意回家——疫情一開始，富士康就規定，回來就是隔離14天，老家這邊又得隔離7天，那就是接近一個月沒有收入，“打工的，隔離了，錢也掙不到了，你說你幹啥？”

在流水線上貼墊片的河南女孩吳小菲，也是富士康的“提桶人”之一。2020年3月，吳小菲第一次到富士康做臨時工，之後的時間裡，她保持着每年進3次富士康的頻率——返費高的時候進，做滿3個月就出來，到今年，吳小菲已經7進7出富士康。

吳小菲覺得，能加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今年3月，深圳富士康因為疫情停擺，一些訂單也轉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鄭州富士康廠區，訂單一下子變多了，她每天都能加2.5個小時的班，算上返費，一個月能賺上7000多塊。

疫情之後，訂單更加頻繁地在全國各地的富士康中間轉移。山西太原廠區的一位“提桶人”張力波說，今年5月，廠區也有一段時間訂單增加，是因為河南鄭州又遭遇了疫情，訂單轉移到了他所在的廠區。和吳小菲一樣，那段時間，張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資。

顯然，疫情難以撼動龐大的富士康，隻要讓訂單在各個廠區流動起來，流水線就可以一直不停擺。但身處其中的富士康工人們，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更多的，是獨自搖擺在加班、不加班，極端的忙碌，或者突如其來的停工之中。

▲ 圖 / 視覺中國

7進7出富士康的“提桶人”吳小菲，已經記不清自己每一次的工作内容。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再進富士康，也不會有任何困難——每一次的工作都很容易。比如貼電池墊片，剛開始時，别人一天貼1000個，吳小菲也能貼上600個，隻需要一天時間，吳小菲就可以熟練得看不出是新手。

但簡單和枯燥，幾乎是一對同義詞。人的身體是強大的——貼墊片貼久了，吳小菲的眼睛能适應看很小的東西，長時間盯着定位柱也不會眼花。更難調節的是精神，吳小菲還是用了“壓抑”兩個字來形容在車間的感覺，因為“看不到外面的天”，每個人都長得一樣：一樣的口罩，一樣的白色靜電衣，唯一的一點色彩是線長，他們穿的靜電衣是藍色。

也正因為如此，吳小菲更适應富士康臨時工的節奏，她的丈夫陳偉也在富士康，這3年，夫妻兩人一起進富士康，在廠裡幹3個月就出來，做1個月零工調節一下。陳偉會開車，就去跑滴滴，或者看哪裡需要日結司機，吳小菲則去做電話銷售，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上班可以随身帶手機，也沒什麼規矩”。這1個月也是屬于夫妻二人的休息時間，陳偉跑滴滴的收入，比富士康少，1個月4000塊，但會感覺“舒服、自由一點”。

但疫情還是縮小了夫妻二人的選擇餘地。去年5月，吳小菲和陳偉結束了又一個工期，然而，所有的餐館、KTV、電影院都關門了，哪裡都不需要用工，陳偉不得不又續了3個月的工期。6個月結束，一個選擇擺在夫妻二人面前：在富士康，臨時工最多隻能做6個月，到期之後，要麼轉正成為正式工，要麼離職。

此時的城市裡，很多街道、商場封控起來，哪哪都找不到工作，坐滴滴的人也變少了。無處可去的吳小菲和陳偉，思來想去，“還是得穩定一點”，兩個人坐在床上商量，決定讓陳偉轉正做正式工，吳小菲身體差些，要一直在富士康工作的話，怕吃不消，就還做臨時工，這樣，家裡起碼能有一份穩定收入來源。

到現在，陳偉已經在富士康待了一年多了，吳小菲還是心疼——鄭州的疫情管控沒有放松，廠區每天都要查核酸檢測報告，但陳偉上着夜班，下班的時候是早上7點，他要在外面等着，直到做核酸檢測點開始上班了，再做完核酸、回來休息。有的時候，8點就能做完，有時候人多，要排隊到10點多。

▲ 富士康廠區内，工人正在排隊進行核酸檢測。圖 / 人民視覺

做了正式工，就沒有返費了，“全靠加班”，陳偉每天都希望加班能多些，工資能高一點，而上夜班，會有8塊錢的夜宵津貼，1個月下來，工資會多 100 來塊。

顯然，在工人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無法離開富士康的，他們需要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襲來之後。有很多富士康工人，過着疫情時代的流水線生活，他們把富士康叫做“發财康”，認為這裡雖然辛苦，但好歹工資會照例發放。還有很多中介，打出的廣告是，“疫情在反彈，工廠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當下最穩定的選擇。

那個山西太原的臨時工張力波，就有這樣的想法。

張力波已經37歲了，疫情這3年，他進了3回富士康。之前，他是廚師，在各大餐館裡輾轉，有次感冒之後，突然就粉塵過敏了，再也碰不了面粉，廚師生涯宣告結束。除了做菜，啥也不會，張力波就進了工廠，“那裡工作簡單，什麼都好學”，今年這一回，他在流水線上負責測試手機——把手機從流水線上拿下來，放上架子，把線插上。

張力波甚至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疫情以後，很多餐館都倒閉了，他聽說，很多之前的廚師同行，都失業了，反倒是自己，還找到了富士康這條路。今年4月，山西疫情加重，張力波在家裡隔離了半個月，他說，這期間，富士康還發了800塊基礎工資，“算可以了”。

唯一的不舒服是上夜班，他年級大了，車間裡都是比他小十幾歲、甚至二十多歲的小孩，一趟夜班上下來，“特别困”。但是，有夜班，還是會去上。張力波甚至覺得自己年紀大，算點兒優勢，因為車間工作枯燥，年輕的工人們貪玩，幹幾個小時就沒耐心了，想早早下班，但自己不會，“我這個年齡段，什麼都能熬住”，因為“就主要想掙錢”。

這群離不開富士康的人，都有不大不小的經濟壓力，也對某種程度的穩定有要求。張力波去年剛買了房，他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的女兒，一個上初中的兒子，再租房不太好了，狠狠心，買了一套40萬的二手房，找親戚借了16萬。今年，房價降了點，妻子老唠叨，不該急着買，算下來，要是現在再買，又能便宜3萬塊。

張力波的妻子，也打零工，在物業公司裡做保潔員。買房的時候，夫妻二人唯一的考慮就是“堅決不能找銀行貸款買房”，兩個人都擔心，如果疫情一來，生産停止了，家裡就徹底斷了收入來源，沒法還上。

安全的富士康，帶來了穩定，也帶來了屏蔽外界的隔膜。相較于臨時工們，這種情緒，在正式工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

去年5月，廣西小夥子韋大強，也試圖離開富士康，重新找工作，他想換個“工作環境好點的”，或者“不用上夜班的”。韋大強面試了好幾家，2家過了，但進程都終結在突然到來的疫情裡，“哪裡都時不時就冒出2個病例，再不敢出門了”。躺在宿舍床上，猶豫了一陣子，韋大強還是覺得富士康好，工資雖然不會加，但也不會降，“比較安逸”。

有的時候，富士康是“收容所”，收納了那些在疫情中無處可去的人；也有很多時候，富士康削去了工人們走向外界的勇氣，把他們變成了無處可去的人。

加入“貨架争奪戰”的林康，陷入了一種職業焦慮。

他有無法忍受的時刻。去年9月，林康有個工件做得不太好，快下班了，就打算放到第二天處理。結果，線長生氣了，問為什麼不加班處理完再走。林康也火了，頂撞了幾句——這是他這些年來，第一次反抗線長，在這之前，“沒有反駁過什麼東西，反正他讓我幹什麼我就幹呗”。

▲ 林康所在的車間，穿過車間就是貨架。圖 / 受訪者提供

再然後，今年4月，一個無班可加的周六，林康走出園區，去參加了一個短視頻公司的面試，面試崗位是小遊戲編導，并且面試成功。很快，他提出離職。在此之前，林康不敢出去找工作、投簡曆，覺得“外面的世界特别可怕”，自己也一定處理不了富士康以外的問題。

顯然，對于林康個人而言，他對富士康的職位依賴程度正在降低。他像一條從魚缸掙紮跳進河流的魚，但這樣的人是少數。來自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教授汪和建，在研究富士康員工的不同“保護性行動”時，假設了幾個選擇：離職、忠誠（馴服、責任）、呼籲（申訴、抗議）等等。而影響因素是工人的職位依賴強度，和組織能否改善的預期。如果工人不再依賴這個崗位，則會選擇離職。反之，則會選擇留下。

事實上，一線工人們很容易在日複一日地工作中，産生對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不僅林康，韋大強、楊束新也都在說，他們沒辦法離開富士康了，而他們的工作年限都在5年以上。

還有另外一位在富士康待了10年的員工，已經見過了太多的“提桶人”，反而變得安于現狀。面對疫情和裁員的議題，他變得敏感、尖銳，甚至不斷貶低自己，反複問我：“我拿2000來塊錢的工資，每個月該吃該喝，我關心這些有用嗎？”至于是否擔心疫情會影響自己之後的工作，他的回答是：“要學曆沒學曆，要能力沒能力，又那麼懶，在富士康起碼還有2000多塊，還想往哪裡跑？越跑越窮啦。”

一份“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出示的報告顯示，隻有三成工人的工作時長會超過一年。汪和建對這個數據的理解是，1年工齡以内的工人，退出成本低，也難以看到企業改善的期望，就會選擇離職。但随着時間推移，付出越多，依賴程度也會加劇。

在如今的富士康，無處可去的提桶人，正在逐漸變得依賴富士康。

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康那麼幸運。去年曾經找工作、又被疫情橫插一腳的韋大強，已經徹底放棄了辭職——這是他最後一次邁出富士康的嘗試。韋大強說，他最後悔的事，“就是沒有在當初剛進富士康的時候出去找工作”。如果再讓自己選擇一次，他會學點東西，找一份喜歡的工作，而這，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工作意義。

楊束新用“暈暈騰騰”來形容自己的狀态。現在，他還是和妻兒兩地分居，唯一的溝通時間是晚上的視頻聊天。6月1日，是兒童節，前幾天的時候，妻子說了好幾遍，兒子喜歡玩積木，他也答應了要買來作為兒童節禮物，結果事情在腦子裡轉了幾圈，還是忘了。楊束新反複自省：“天天過得暈暈騰騰的，我這個當爹的不稱職啊！”

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去糾結。訂單少了，工資降了，廠區會不會倒閉？自己要不要辭職？剛在濟源買了房，就在富士康廠區附近，如果沒了工作，是不是得把房子也處理了？要不要南下去打工？打工的話，孩子是跟着自己還是待在老家？

待在富士康，這些問題就暫時都不存在了。

▲ 深圳富士康，一位工人在宿舍發呆。圖 / 視覺中國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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