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義群（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曆史學院講師）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争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緻“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後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産，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後中國曆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飨讀者。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因丁母憂而解官居喪江甯，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七月除喪後，朝廷屢次下诏召他回京恢複原職，他都沒有應诏，一直閑居江甯。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後，朝廷又繼續召王安石赴阙，但他仍然沒有應命。直到治平四年閏三月，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甯府，王安石才接受任命；同年九月，神宗召王安石回朝擔任翰林學士，王于次年四月赴阙。熙甯二年（1069）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以變法革新，“國家之事于是一變矣”，宋代曆史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知江甯府是王安石政治生命的新起點，但他在英宗朝“屢召不起”而在神宗朝接受新命的做法，在曆史上曾是一個頗有争議的話題，而現代學者似對此話題沒有予以太多的關注。本文在充分挖掘現有史料的基礎上，探究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甯府的背景，并闡發事件背後蘊含的政治和文化意涵，以豐富我們對王安石變法相關背景的認識。

王安石“屢召不起”的緣由及相關争議

王安石于治平二年七月除喪後沒有應命赴阙，《臨川先生文集》卷四〇收錄的兩封《辭赴阙狀》，顯示他不能赴阙的理由是“抱病日久，未任跋涉”、“抱疢不任職事”，但這僅僅是他用于解釋的一面之詞。在當時，關于王安石在英宗朝“屢召不起”的緣由，還有兩種比較通行的說法。一種說法是，仁宗嘉祐年間王安石曾在立英宗為皇子問題上有“異議”，故疑懼不敢入朝。此說源于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又據同書卷九：

熙甯二年，韓魏公自永興軍移判北京，過阙上殿。王荊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荊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

韓琦稱“安石有異議”，應是邵伯溫相關說法的依據。然而，這一記載的真實性相當可疑。首先，韓琦于治平四年十一月判永興軍，熙甯元年七月複知相州，赴阙朝觐，至相州數月後，又除判北京大名府，時在熙甯元年十二月。邵伯溫提到的那次“過阙上殿”即指赴相州前的發生于熙甯元年，當時王安石尚未執政。其次，據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〇四，治平二年二月辛醜條記載，在仁宗晚年立英宗為皇子時，當時傳言“近臣中亦有異議”，英宗親政後追究此事，發現傳言中的那個“異議”之人竟是三司使蔡襄。宰相韓琦等人極力救解，請英宗不要相信那些謠言謗語，而英宗不以為然，并反問“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堅持将蔡襄罷免補外。以上兩點分别從正、側面證明，《邵氏聞見錄》所謂“安石有異議”、“不敢入朝”的說法不足憑信。

司馬光《涑水記聞》記載了另外一種說法，即王安石因怨恨當國執政的宰相韓琦而不肯入朝：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争公事，其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為輕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複多為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

以上所記乃是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進士及第之後出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時與時任長官韓琦發生的一段因緣。《邵氏聞見錄》卷九亦記載，王安石任揚州簽判時“每讀書達旦”而被韓琦懷疑“夜飲放逸”，王安石于是認為“韓公非知我者”，兩人開始有了隔閡。魏泰《東軒筆錄》亦認為：“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時王荊公初及第，為校書郎、簽書判官廳事，議論多與魏公不合。”可見王安石與韓琦之間的嫌隙由來已久。《涑水記聞》說：“介甫知制诰，言事複多為韓公所沮。”此事同樣可與《東軒筆錄》相互印證：“嘉祐末，魏公為相，荊公知制诰，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争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為糾察刑獄，駁開封府斷争鹌鹑公事，而魏公以開封為直，自是往還文字甚多。”可見王安石為知制诰時與宰相韓琦之間的嫌隙已很深了。以上種種說法，是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韓琦而不肯入朝的證據。

綜上而言，關于王安石在英宗朝“累召不起”的緣由，除了王安石所謂“抱病日久”之說外，還有兩種常見的說法：一種認為王安石在立英宗為皇子問題上與韓琦有異議而不敢入朝，但這種說法是不足憑信的；另一種則認為王安石因怨恨韓琦而不肯入朝，這一說法似乎得到諸多證據的支持。

《長編》卷二〇九記載了一場關于王安石的禦前會議，時間發生在治平四年閏三月，辯論結束後，神宗于此月癸醜（二十五日）正式任命王安石知江甯府。因此，這場辯論是我們探究神宗起用王安石之謎的重要線索，值得詳加考察，現摘錄相關史料如下：

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喪，诏安石赴阙，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曆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争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為韓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癸卯，诏王安石知江甯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诏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辯論中的曾公亮是集賢相（次相），吳奎是新任的參知政事，而當時的首相韓琦可能因忙于英宗山陵事務而沒有上朝。以上記載顯示，王安石在英宗朝屢次拒絕赴阙，神宗即位後繼續召用，王安石“又不起”，這可以與《臨川先生文集》卷四〇《辭赴阙狀（三）》相互印證：“臣……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緣臣自春以來，抱疢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即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按嘉祐八年三月仁宗逝世，同年八月王安石母吳氏去世，王安石因母喪解職之時，恰好在繼位的英宗“亮陰”(居喪)之期。他稱英宗為“大行皇帝”，則此狀奏進日期當如清人沈欽韓所說“在神宗即位之初”，而非蔡上翔所系的治平二年七月。此狀證實了神宗即位之初“诏安石赴阙，安石屢引疾乞分司”的事實。引文還顯示，王安石的稱疾不起，引起了神宗不滿，懷疑他是否真的有疾抑或故意“要君”。曾公亮保證王“必以疾病”、“不敢欺罔”，而吳奎卻聲稱王不赴阙乃因“以為韓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言外之意是王安石不是“欺罔”就是“要君”。前已提及，種種證據表明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韓琦而不肯入朝，而吳奎的言論則證實了這一說法的部分真實性。

雖然王安石自稱“抱病日久”，但“稱疾”并不足以成為不能赴阙的理由。在宋代，官員為了推托朝廷某項任使，往往以疾病為名，這幾乎是心照不宣的事。曾公亮擔保王安石“必以疾病”，并不意味他真的相信此事，他僅僅是為了強調王“不敢欺罔”罷了。他其實是希望神宗召王安石回朝予以重用，作為将來“輔相”的後備人選。因為王安石與韓琦有矛盾，所以曾公亮的這一立場就被認為出于“欲以傾韓琦”的目的了。

觀察曾、吳之辯，我們會發現，曾力主召王安石回朝，而吳強烈反對之，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熒惑聖聽”，處于嚴重對立的狀态。至于辯論的結果，《長編》記載為：“癸卯，诏王安石知江甯府。”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則表述為：“上納奎言，于是安石不再召，癸卯，安石知江甯府。”而據《宋史·吳奎傳》，在吳奎說完“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一句後接着叙述：“乃命（王安石）知江甯。”這體現了彭百川和《宋史》史臣對此事共同的理解：神宗“采納”了吳奎之言，不再堅持召王安石入朝，故改命其知江甯府。

綜觀這場辯論，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現象。例如，韓琦在英宗朝一直擔任首相，當時朝廷亦曾屢次召王安石赴阙，為什麼神宗即位後，次相曾公亮力主召王卻被認為含有“欲以傾韓琦”的動機呢？另外，在辯論中，吳奎和曾公亮在王安石的問題上處于尖銳對立的情形也特别引人注目，為什麼在神宗即位之初，王安石的起用問題突然成了朝堂議論的焦點呢？最後，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在于，神宗當初召王安石回朝，王沒有應命，而當他被改知江甯時卻毅然從命，這其中又有什麼隐情、深意呢？以下試圖做出回答。

神宗即位後的思想動态及其與韓琦的關系

《長編》所載“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之說可能源自司馬光《涑水記聞》：“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介甫于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這一說法雖得自傳聞，但并非空穴來風，因為曾公亮與韓琦并不是同心同德的政治盟友。自仁宗嘉祐六年以來至神宗即位伊始，朝廷中基本形成了首相韓琦、次相曾公亮以及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概的政治格局（嘉祐七年三月孫抃罷參知政事後，由樞密副使趙概接任）。其中韓琦和歐陽修都是所謂“範仲淹集團”的核心成員，而曾公亮是賈昌朝、張方平提拔的人，賈、張二人與“範仲淹集團”都有矛盾，故曾公亮雖與韓琦、歐陽修長期共事，但并不與他們同心同德。例如，治平三年，英宗曾有意命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歐陽修反對，稱其“挾邪不直”，而“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故卒命之”。當時韓琦有權有勢，又有歐陽修從旁協助，曾公亮作為次相，不敢正面與他們對抗，隻能陽奉陰違。

然而，曾、韓政争的背後隐藏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神宗即位後對韓琦專政的不滿，這是理解神宗即位以來諸多事件深層原因的重要線索。自嘉祐初年韓琦擔任宰相以來，關于他“專權”的争議一直沒有中斷。據說，韓琦為首相時“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次相曾公亮），該典故則曰問東廳（參知政事趙概），該文學則問西廳（參知政事歐陽修），至于大事則自與決之”。英宗朝禦史因“濮議”彈劾韓琦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對其“壅塞言路，意在專政”的不滿。後來，反對韓琦的禦史紛紛罷免補外，韓琦增重了事權，同時也招緻了更多的非議。因此《宋史》說：“帝初臨禦，頗不悅執政之專。”下面從神宗即位後的相關表現對這一論斷做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是治平四年三月發生的歐陽修“帷簿”事件。禦史蔣之奇彈劾歐陽修“帷簿”之罪，雖因“所言暧昧”被貶，歐陽修卻也黯然去職。在此過程中，神宗的态度頗不尋常。墨本《神宗實錄》附《孫思恭傳》稱：“（歐陽）修為言者所攻，上将誅修，手诏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修。”《宋史・歐陽修傳》亦說：“神宗初即位，欲深譴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這些記載都顯示神宗有意懲罰歐陽修，經孫思恭勸解後才讓他體面下台。又據《長編》卷二〇九，神宗在參知政事吳奎面前誇蔣之奇“敢言”，要褒獎他。以上說明蔣之奇攻擊歐陽修是契合神宗意旨的，聯系到歐陽修是韓琦鐵杆政治盟友這一事實，我們不難得出神宗強烈希望削弱韓琦在朝中勢力的結論。

其次是神宗對“濮議”反對派的态度。我們知道，英宗朝的“濮議”事件導緻了禦史台與中書的對立，後來禦史如呂誨、呂大防、傅堯俞、郭源明等人雖被罷免，但赢得了人心，而力主“濮議”的韓琦、歐陽修則飽受非議。據《長編》卷二〇九記載，治平四年三月，神宗與參知政事吳奎讨論“追尊濮王事”時，深以吳奎所謂“追尊事誠牽私恩”為然，認為“此為歐陽修所誤”。當時神宗命權禦史中丞王陶舉薦禦史人選，王陶“乞複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為意欲逼己，不悅”。神宗還手诏王陶說：“呂誨、傅堯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止為先朝所逐，未欲遽用，俟其歲月稍久，任之亦未晚也。”以上諸事表明，為了打擊韓琦在朝中的勢力，神宗有意為“濮議”翻案，起用因反對“濮議”而被罷免的禦史回朝的計劃也在進行當中。

最後是王陶發動的“宰相不押班”事件。王陶是神宗的潛邸舊臣,在神宗即位後迅速獲得升遷，于治平四年三月權禦史中丞。神宗對他托以心腹，稱“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而王陶也志得意滿，自謂“本是儲王羽翼客，今為天子腹心人”。這年閏三月己醜（十一日），王陶以禦史台名義“以狀申中書”，要求宰相赴文德殿押班，沒有得到回應後，便“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特意将矛頭指向韓琦，“斥韓琦驕主之色過于霍光”。王陶的激烈彈文後來迫使韓琦“上表待罪”，居家不出，此事亦成為導緻韓琦最終罷相的重要原因。王陶曾自言當初彈劾韓琦的動機是“誠欲尊獎主威，收還君柄，六卿絕分晉之禍，三家無弱魯之強”，表明他揣摩到神宗“不悅執政之專”的心思，因而策劃了這起以韓琦為目标的“宰相不押班”事件。

神宗欲盡快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因此與當政的韓琦有矛盾，但韓琦是有“定策”功的元老重臣，神宗不敢率性而為，收權行動隻能迂回進行。治平四年閏三月的辯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在英宗朝，韓琦深受倚重，地位非常穩固，而王安石與英宗幾乎毫無淵源，召王回京複職根本不會對韓的權力基礎産生影響。而到了神宗朝，在“帝初臨禦，頗不悅執政之專”以及各路反韓人士将陸續回朝的背景下，作為次相的曾公亮主動迎合神宗心意，力主召回與韓琦有矛盾的王安石，因而被懷疑具有“傾韓琦”的動機，也就可以理解了。

韓琦

王安石的兩極評價及其遭遇神宗的契機

在神宗即位之初的那場辯論中，曾公亮盛贊王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真輔相之才”；而吳奎則痛斥王“臨事迂闊，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紀綱”。可見曾、吳對王的評價存在嚴重分歧，特别是他們對王的執政能力的預估截然相反。

曾公亮對王安石的極高評價可能是含有政争性質，不一定有代表性，但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一封信中也說：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緻，生民鹹被其澤矣。

此信作于熙甯三年三月，當時司馬光已與王安石從朋友走向對立，因此他對王的相關評論較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這番評論是司馬光根據平日見聞而做出的，如《溫公瑣語》所述：

王安石……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贽及程試文有美者，讀一周辄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伏其精妙。……始為小官，不汲汲于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為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擢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廁；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複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诰，自是不複辭官矣。（原注：目睹。）

可見司馬光推重王安石卓越的學識和難進易退的行義，從而對他的政治前景抱有很高的期待。

吳奎對王安石的質疑同樣是建立在自身經驗的基礎上的，據《長編》一九二，嘉祐五年七月，朝廷“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複、判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當指吳奎所謂“與安石同領群牧”之事。然吳對王的印象很不好，認為他“迂闊”而不切實際，會空言誤國。

對王安石的兩極評價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而言，司馬光代表這樣一類士大夫，他們相對重視道德、理想和精神的價值，期待如王安石那樣的“賢者”當政，實現天下太平，這類士大夫不一定當國執政，但對社會輿論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力；而吳奎代表另一類官員（特别是宰相韓琦），強調務實，反對空言，他們很多人當時正掌握實際權力，可以影響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發展。例如，嘉祐四年王安石擔任三司判官時将他已形成的政治改革方案寫成一篇長達萬言的《言事書》，進獻給仁宗，但沒有得到在位的皇帝及宰輔大臣的重視，洪邁《容齋四筆》說：

王荊公議論高奇，果于自用。嘉祐初，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

作為有豐富政治經驗的官僚，韓琦、富弼等人對王安石的“先王之政”藍圖皆持保留意見。再如，《東軒筆錄》說：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阙，則第一廳舍人為之。嘉祐末，王荊公為閣老，會學士有阙，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為承旨，蓋用舊學士也。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雖然在輿論上享有聲望，但在實際政治中是不得志的。他在一封給孫覺的信中談道：“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為。”王安石執政後自謂“在仁宗朝知制诰，隻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同樣證實了他與當政者的疏離。

《邵氏聞見錄》說：

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韓，即出于呂。

這段話有些問題，特别是說王安石“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一句不足憑信，前已言及。然而，邵伯溫指出王安石通過交結世家名宦建立社會關系、積累政治資本，則有幾分道理。實際上，王安石與英宗幾乎毫無淵源，又與當政的韓琦有矛盾，縱然有經綸天下的理想，奈何沒有“結君心”的機會。因此，他隻能走另一條路，即利用與世家名宦，特别是儲君親近大臣的關系，進而“結新君”。這确實是王安石遭遇神宗的契機，雖然不一定是他有意為之。

據《長編》卷二〇九，治平四年閏三月癸未條載，神宗诏王安石知江甯的當日，韓維當即上言反對：

臣今日聞除王安石知江甯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誠然者，臣竊以為非所以緻安石也。何則？安石知道守正，不為利動，其于出處大節，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發。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視事，則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為也。又其精神可以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請，從容侍從之地，豈是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為也。

所可緻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開陳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哲，與圖天下之治，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幡然而來矣。

臣竊恐議者以為安石可以漸緻，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誘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稽古講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唯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為疑，則天下幸甚！（李焘注：韓維論王安石，據維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

文中提及的韓維，即屬于《邵氏聞見錄》所稱“韓、呂二家”中韓氏家族的主要成員，也是王安石在開封“深交”的好友。他長期擔任神宗居東宮時的記室參軍，屬于潛邸舊臣的一員，此時則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充當皇帝的顧問。

宋神宗

韓維認為，放棄召王安石回朝擔任知制诰，而改命其知江甯，可能是出于“以為安石可以漸緻，而不可以猝召”的考慮，然而這不是“緻安石”的正确方法。因為王是以道自守、以義進退的賢者，對于出處問題早有考慮，而這個方法是一種“利誘”，“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一定不能奏效。話說回來，如果王安石當初以病為由不肯回朝擔任從官，可是“才除大郡，即起視事”，難免會給人以要君和矯情的口實，因此必定不肯接受诏命。

那麼，什麼才是“緻安石”的正确途徑呢？韓維認為，“所可緻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開陳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哲，與圖天下之治，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且愚則已，若不至此，必幡然而來矣”，這是“緻安石”的唯一方法，“唯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為疑”。這些話顯示，韓維早前曾與神宗讨論過王安石的起用問題，并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前議”），即隻要神宗以“想見賢哲，與圖天下之治”的名義召喚王安石，他一定會“幡然而來”。

在《南陽集》卷一六中，有一道題為《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可舊官服阕》的制詞，可能是韓維替神宗草拟的召王安石回京複職的诏書，原文如下：

敕：三年之喪，祿之于家而不敢煩以事，此朝廷所以待近臣而申孝子之情也。若夫既除而從政，則下之所當勉也。具官某，學通經術，行應法義，銜哀服禮，内外竭盡，可謂邦之俊良、民之表儀者矣。朕臨政願治久矣，想聞生之奇論，以佐不逮。其悉朕意，亟複于位。

制詞中“朕臨政願治久矣，想聞生之奇論，以佐不逮”一句似可與前述韓維言論相互呼應，表明神宗即位後确實與韓維達成了召回王安石“與圖天下之治”的“共識”。

那麼，這個“共識”是如何形成的呢？邵伯溫說：

先是，治平間，神宗為颍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這個說法可與鮮于綽《韓維行狀》相印證：

初，公與王荊公素相友善，公侍神宗潛邸，數稱其經行。授太子左庶子及龍圖閣直學士，皆薦以自代。神宗想見其人。

正因為韓維經常稱道王安石的學問和為人，使得神宗對王安石有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即位就希望将“想見其人”的心願付諸實施，如葉夢得《石林燕語》所說：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群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宮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禮緻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上曰：“善。”于是荊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

現在基本可以确定，韓維與神宗确實達成過一個共識，即“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禮緻之，安得不來”。基于這個共識，韓維通過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傳達了神宗的意旨，而韓維為神宗代拟的《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可舊官服阕》同樣也是這個共識發生效力的結果。也正因為有了這個共識，神宗命王安石知江甯府之诏才會引起韓維那麼大的反應，并反複提醒“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開陳”的“前議”。

為什麼韓維堅信“若陛下以禮緻之，（王安石）安得不來”呢？前引《石林燕語》提到，王雱曾多次造訪韓維，使韓維獲取了王安石的相關信息。又據《宋登科記考》，治平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神宗下诏任命知貢舉官及考試官；三月四日，禮部貢院發榜，王雱登進士第。王雱應是在治平三年底或四年初為參加省試赴京，并順道造訪了韓維。那麼，王雱具體何時來京的呢？據王銍《默記》：

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少年風骨竦秀于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于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荊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晩且來。雱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詢仁雲：“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雲：‘擇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效焉。’”

此處“先公”即王銍父王萃，王元澤即王雱。王萃與閻詢仁同赴京城參加省試時遇王雱，時在“盛冬”，閻詢仁問“荊公出處”，王雱則作出了回應。《宋會要輯稿·禮》五五之三記載，“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皇帝崩，神宗皇帝即位”，“十七日，始見百官”。而前引葉夢得《石林燕語》說，神宗“即位”之後、“見群臣”之前，韓維就告訴他“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考慮到新君即位信息傳播及王雱行程所需要的時間，王雱很可能是在英宗駕崩、神宗即位之前，也就是在治平三年的“盛冬”，就已從江甯來到開封了。王雱回應閻詢仁稱，他來京城，“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因為王安石“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晚且來”。王雱既然對閻詢仁、王萃宣揚王安石将要回京複職，他很可能亦對韓維宣揚了此事，韓維也許正是得到了這一“可靠”消息，才敢在神宗面前保證“若陛下以禮緻之，（王安石）安得不來”。其間的脈絡似乎是有迹可循的。

總之，神宗在即位以前已對王安石有了深刻的印象，即位後不久就向他傳達了“待遇眷屬之意”，并且下诏召其赴阙，但又被謝絕了。治平四年閏三月的那場辯論，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筆者以為，王安石既然打定主意“不晚且來”，那他謝絕神宗僅僅是一種自謙或自重的表示，他或許希望神宗表現出更足夠的誠意。也就是說，如果神宗堅持繼續召王，王必定會有所回應。曾公亮盛贊“安石真輔相之才”，不僅是對神宗心意的迎合，也是對王安石這個未來政治明星的取悅。吳奎無疑深知其中之内情，為了抵制王的到來，決定做頑強的努力，從而為曾、吳之辯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王安石知江甯府的政治象征和文化隐喻

李焘說：“诏王安石知江甯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诏到，即詣府時事。”蔡上翔指出，《臨川先生文集》中有《辭知江甯府狀》及《知制诰知江甯府謝上表》等表狀，證明王安石“遜辭之不容，必已辭不允而後受”，可見李焘之誤。而李焘之說源于《溫公日錄》，李不注出處，又不加考辨，遂有此誤，從中似隐約反映其對王安石的态度。盡管如此，王安石畢竟接受了此命，确實與其先前的表現不太一樣。韓維曾斷定王必不受命，其理由是：“安石知道守正，不為利動，其于出處本末，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發。”而相關結果卻不如所料，李焘就此評論道，“韓維論王安石，據維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他巧妙地對王安石的出處問題提出了質疑，從而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傾向性。實際上，韓維似乎還沒有完全理解王的出處哲學，李焘對王更是存有偏見。

王安石知江甯府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征和文化隐喻意味，具體而言，在政治上象征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隐喻王安石“以道進退”和“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一）政治象征：“君臣合作”的開端

前已提及，曾公亮力主繼續召用王安石回朝，但遭緻吳奎激烈的反對，神宗轉而改命其知江甯，史家認為這是“采納”吳奎之言。然而，對王安石來說，江甯不僅是他早年随父遊曆并定居之地，而且是“丘墓所寄之邦”，王曾兩度居喪于此，因而江甯是王的“鄉郡”、“鄉邦”。徽宗朝有臣僚上言說：“官守鄉邦，着令有禁，陛下待遇勳賢，優恤後裔，……示眷禮也”。可見，守鄉郡代表一種優待和特權，王安石知江甯同樣是特殊情況下的政治安排。

據《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記載，“安石（即）[既]受命知江甯，上将複召用之。……（吳）奎曰：‘恐迂闊’，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治平四年九月戊戌（二十三日），诏“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而據《太平治迹統類》卷一二，此月己醜（十四日），“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複留，賜手劄曰：‘……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将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琦亟奏：‘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至辛醜（二十六日），韓琦罷相，以“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又據《宋宰輔編年錄》，參知政事吳奎亦于同日罷免。《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四《實錄·王荊公安石傳》說：“除安石為翰林學士，命下數日，（韓）琦罷相，安石始造朝。”而《丁未錄》雲：“安石聞（韓）琦罷相，甚喜。”

以上種種迹象表明，王安石知江甯是入朝為翰林學士的前奏，而任翰林學士與韓琦罷相又有一定的關聯，其中隐含的深意，仍然要從相關背景上索解。治平四年閏三月辯論中，吳奎表現出對王安石強烈的排斥态度，以及吳奎身後有韓琦支持這一事實，讓神宗感覺到朝中反對王安石的勢力還很強大，如果貿然召用，會激化與韓琦集團的矛盾，因而對王安石産生不利影響。所以，為避免直接沖突，讓王安石暫知江甯，同時集中精力解決韓琦的問題，對神宗來說不失為一個穩妥的辦法。

王安石很早就得知“上待遇眷屬之意”，但他在沒有繼續得到召用而被命改守鄉郡的情況下毅然就任，說明他敏銳地覺察到了朝廷的境況，并理解了神宗的用心。或者說，他與神宗之間達成了一種“奇妙的默契”，這種“默契”就連韓維也沒有想到。然而，正是這種“默契”，象征着神宗與王安石“合作”的開端，也為将來的“君臣遇合”定下了基調。

（二）文化隐喻：“以道進退”和“觀時而動”的結合

餘英時先生說：“士的出處問題自先秦以後論者寥寥，直到宋朝才受到這樣普遍而集中的注意，這在士大夫史上是必須大筆特書的。”又說：“士大夫持‘道’或‘義’為出處的最高原則并能形成一種風尚，這也是宋代特有的政治現象。”在餘先生所列舉的宋代士大夫中，王安石是最重視出處問題的一位，他在仁宗朝的“難進易退”以及英宗朝的“屢召不起”，都可視為這一論斷的注腳。然而，這僅僅是王安石出處哲學中的一個方面；而在另一方面，王強調士人在堅持“以道進退”的原則下，還要注意“觀時而動”。康定元年（1040），王安石《上蔣侍郎書》自謂：

某嘗讀《易》，……斯則聖人赜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進退以時，不為妄動。時未可而進謂之躁，躁則事不審而上必疑；時可進而不進謂之緩，緩則事不及而上必違。誠如是，是上之人非無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動之不以時，幹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其于進退之理，可以不觀時乎？

在儒家經典中，《周易》往往“推天道以明人事”，借卦象的變化來顯示吉兇悔吝和進退得失之機，與王安石對士人出處問題的重視恰相吻合。據研究，王安石曾于嘉祐年間撰寫了《易解》一書，對于其出處哲學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例如，王安石釋《晉·初六》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于進，以求有為；或急于退，則以怼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罔孚’而裕于退也。”事實上，王安石正是通過對《周易》的理解，來闡述他的出處哲學，認為士人要将“以道進退”和“觀時而動”結合起來。

自從嘉祐八年離開朝廷後，王安石一直閑居江甯，一面收徒講學，一面從事于著作。研究表明，他在此期間對于經學的研究更加精進，逐漸構建了一套富有獨立見解的學術體系，在繼續探讨“道德性命之理”的同時，其治學的重心也越來越向經世方面傾斜。特别是從治平年間所寫的《禮樂論》和《虔州學記》這兩篇文章來看，王安石越來越注重“内聖”與“外王”這兩個領域的連結。而從為學生出的《策問》第十一題可以看出，他關心的都是北宋王朝當時的财政、吏治、軍政、馬政等問題，充分體現了經世緻用的取向。韓維說：“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這句話可謂至言。

王安石雖然“身在山林”，但一直“心存魏阙”，事實上，他已經為将來重返政壇做好充分的準備了。在英宗朝，朝中大臣因“濮議”幾乎兩敗俱傷，而對于王安石來說卻是聲望極好的時期，“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他一直在等待有利的時機東山再起。或許在治平三年底，有關因英宗“不豫”、“自得疾不能語”、“立皇太子”等消息從宮禁流出，王安石即刻看到久違的曙光，覺得這是一個“結新君”的機會。他借王雱赴開封參加省試之便，與世家名宦聲氣相通，使自己願意赴阙、“不晚且來”的消息散布開來，成功引起了神宗的注意。這不禁令人想起“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的故事，在王安石身上重演。王安石《手诏令視事謝表》說：

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于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辄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跻，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

此表作于熙甯三年。王安石自謂，最初因不為當政者所知，深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故“自屏于寬閑”、不願進取。然而後來又因相信“聖人之時不可失”、“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應诏而出，從“鄉郡”、“禁林”直至“忝秉洪鈞”。可見，知江甯府是王安石政治旅程的再出發，也是他所奉行的“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本文首刊于《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期，原題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甯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标題為編者所拟。）

責任編輯：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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