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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昆經濟學書本電子版

《叙事經濟學》是一本讓人期待的書。我本以為這是一場朝聖之旅，但最後卻發現，此書成了奇思妙想的催化劑。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時期，層出不窮的新聞、故事和辨論，如潮水般沖刷我的腦袋。下面的文字，與其說是讀後感，不如說是我的一次觀念探險和思維體操。叙事，如同一條絲線，把文化研究、哲學、曆史到經濟學的許多理念寶石串聯起來，形成一串多彩斑斓的項鍊。

叙事：波普爾的世界3，柯文的《曆史三調》

《叙事經濟學》來頭不小，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隻是，書名本身讓人疑惑：經濟學不是自诩為社會科學裡最硬的學問嗎？至少其使命應該是研究事實和真相吧。而叙事，不該和文學、虛構更貼近嗎？叙事在經濟學有容身之所嗎？已經功成名就的希勒，或許不想再來灌輸某些新知識，而是試圖激起更多反思和批評。

閱讀此書，就好像悶頭走入某間大學課堂，落座後越聽越疑惑：難道我走錯教室了？這不是經濟學課程嗎？怎麼說的都是文學和曆史話題。當然，經管系的同學或許有另一番感慨：這老師太離經叛道了，課程醍醐灌頂啊。

叙事（narrative）一詞，沒有太多中文掌故可以追溯，顯然來自英文語境。希勒說，“叙事”很多時候與“故事”是同義詞。他希望表達的是《牛津英語詞典》中一個特定的現代定義：“解釋性或說明性地描述一個社會、一個時期的故事或表現”。他說，故事不僅限于簡單的人類事件年表。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一則笑話、一個理論、一條注解或一項計劃，它們能激起情感共鳴，而且可以很輕松地在日常談話中得到傳播。

如果沒有參照和對立物，一個詞的定義是不牢靠的。叙事和誰對立？是真相嗎？一旦引入這個問題，我們會進入哲學尤其是認識論的範疇。我想到了卡爾·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

波普爾所區分的三個世界是：世界1，物理客體或物理狀态的世界；世界2，意識狀态或精神狀态的世界；世界3，思想的客觀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學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作品的世界。世界2即主觀經驗或個人經驗的世界，跟其他兩個世界中的任何一個發生相互作用。而世界1和世界3不能相互作用，除非通過世界2即主觀經驗或個人經驗世界的幹預。波普爾認為，盡管世界3是我們創造的，但它基本上是自主的。

在今天，世界3有巨大的啟示意義。不論是技術本身，還是膨脹的互聯網内容，都已經成為一個獨立自洽的世界（世界3的一部分）。人們不再和物理世界接觸，幾乎完全通過内容（世界3）來獲取知識。舉個簡單的例子，人們大多通過看手機來了解天氣預報，根本不再擡頭看天色和雲層。我們甯願看朋友圈的中秋攝影賽，也不太在意窗外的滿月。

如果把叙事放入波普爾的理論3，或許我們可以擺脫二元論的狹窄思路，不再把叙事看做事實或真相的對立面，而把叙事（或者說人類編造的故事、說辭、理論）看做一個自主的世界，它可以影響人們的精神狀态和行為。

我大約能感覺到希勒說的叙事是什麼。隻是，在曆史和文化研究等領域，其實有更适當的概念和分類，比如曆史學家柯文的著作《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就是這方面的典範。柯文沒有用“叙事”，而是用事件、經曆和神話來區分。

在柯文眼中，當事人經曆的曆史、曆史學家筆下的曆史，以及神話化的曆史三者之間是有差異的。該書第一部分是曆史學家筆下的義和團運動的史實；第二部分考察了直接參與義和團運動的各類人物當時的想法、感受和行為；第三部分評述在20世紀初中國産生的關于義和團的種種神話。柯文認為，後兩條途徑對普通讀者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

至少，在柯文那裡，曆史可以分為史實（事件列表）、個人經曆和神話（myth）這三類。而在希勒的《叙事經濟學》中，我們看不到這種區分。他似乎把三者混為一談。

在書的第三篇裡，希勒提到了九個經濟叙事。但與其說是這是九個叙事，不如說是一些籠統的概括和研究方向：恐慌與信心，節儉與炫耀性消費，金本位制與金銀複本位制，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取代幾乎所有工作，房地産繁榮與蕭條，股市泡沫……

這裡的問題在于，你不知道希勒的叙事指的是一個名詞，還是一個有主謂賓的句子，或是某種複雜結構的主題。他最常使用的工具是ProQuest和Google Ngram。前者可以搜索過去兩三個世紀的報紙文章和廣告，後者是書籍詞頻統計工具。書中做過詞頻統計的關鍵詞包括金本位制、拉弗曲線、技術性失業、勞動節約型機器、大蕭條、美國夢……也許受制于工具，他隻能把這些詞語當作分析對象。

稍加辨别，我們會發現，這些詞屬于不同的範疇和語境。有些是學界術語，有的是媒體熱詞；有的過于含混和抽象（比如大蕭條、美國夢），有的相對清晰（比如金本位制）。

定義相對清晰的幾個名詞，比如金本位制、比特币，是該書最有啟發性的章節。顯然，金本位制、比特币，比大蕭條、美國夢等更實在，更能脫離個人主觀想法而存在。或者說，前一類更适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後一類更适合進入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

被解構的隐喻，難入因果的叙事

新冠疫情帶來無數新聞報道和意見紛争，各種群的撕裂和争吵讓人心腦疲憊。除了關于病毒的醫學和傳染病分析，我更關心，叙事、修辭和隐喻如何促成人群的分裂和團結。比如人們可以把Covid-19比作非典，或者大号流感。兩種措辭會幫助人們理解或誤解這種新疾病，并引發不同的情緒和應對措施。

蘇珊·桑塔格的著作《疾病的隐喻》是繞不開的經典。該書是兩篇批評文字的合集，英文标題更清楚，即Illness as Metaphor和AIDS and Its Metaphor。桑塔格用隐喻，而不用叙事，來揭示疾病的事實與關于它的言語之間的鴻溝。

桑塔格在書中揭露了疾病（特别是傳染性疾病，如結核病、艾滋病、梅毒、麻風病，以及惡性腫瘤，如癌症）是如何被隐喻化，并被社會賦予各種價值判斷和道德評價的。

通過分析大量文學作品，桑塔格指出這些疾病被賦予的情緒色彩：結核病從前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現在癌症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一樣的：人們不了解病的起因，兩者都沒有明确有效的治療方案，緻死率比較高。二者都被或曾被理解為熱情病：結核病的發燒是身體内部熱量、熱情燃燒的标志；相反，癌症被認為是缺乏熱情的人患的病。

與結核病有關的詞包括：文雅、精緻、敏感、浪漫、柔美、有趣、有教養、優越、悲傷、藝術家的病、妙筆生花的人的病、外顯的風度、有個性……；與癌症有關的詞包括：痛苦的情感、壓抑、憂傷、焦慮、憤怒、用腦過度、冷酷、無情、被入侵、富裕、奢華、懶惰……如果一個人患上結核病或者癌症，那麼他也就背上了社會、文化所賦予的這些隐喻。

桑塔格的目标，是将疾病還原為疾病。“要正視癌症，就當它隻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它不是上蒼降下的一種災禍，不是老天抛下來的一項懲罰，不是羞于啟齒的一種東西。它沒有‘意義’。”或者說，所有關于疾病的隐喻，不過反映了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郁态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适當節制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也反映了我們對曆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向的并非無根無據的恐懼。”

簡而言之，在桑塔格和其他文化研究的視野中，隐喻或神話是需要被揭穿的某種意識形态。隻有抹去各種言辭迷霧，才能更接近事物的真相。

回到《叙事經濟學》，希勒為什麼研究叙事呢？在他看來，現代經濟學家都重視因果關系，但并不認為新叙事的出現有任何因果方面的重要性。而希勒認為，新的傳播性叙事導向經濟事件，經濟事件再導向改頭換面的叙事。

希勒的這一觀點是極具颠覆性的。當今正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大多是以數據或制度為支撐的概念，比如産權配置如何影響經濟績效，比如CPI、PPI的變化跟GDP或者股票指數有哪些相關性？某一叙事和經濟指标會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和數據相關性嗎？比如，大蕭條一詞在媒體出現的頻率和GDP增速之間存在某種關系？這樣的理論預設實在過于大膽了。

另一方面，這樣的研究簡直無從入手。千千萬人頭腦中的想法和故事，如何用某個指标測度呢？就算是同一個名詞和故事，也會在人們心中激發截然不同的行為，難道他們會形成某種集體行動嗎？比特币、金本位叙事的流行，會讓人們更熱愛它還是更痛恨它，會引發購買還是抛售狂潮？這樣的因果關系實在太脆弱了。

關于想法如何影響經濟決策，我倒想到了一個指标，即PMI（采購經理指數）。PMI通過對采購經理的月度調查，彙總出來一個指數，能反映制造業或服務業的整體增長或衰退。被調查者對每個問題隻需做出定性的判斷，在（比上月）上升、不變或下降三種答案中選擇一種。PMI的确是經濟監測的先行指标，但要說PMI是一種叙事，那就讓人迷惑了。這個指數顯然沒有任何故事成分。

作為修辭術的叙事

希勒在《叙事經濟學》中最有啟發的部分，其實屬于傳播學和營銷的範疇。有時候我會懷疑，這些案例不是經常出現在格拉德威爾的《引爆點》之類圖書中嗎？

希勒提到“文化企業家”這樣的概念，即很多叙事其實是某些個人或幾個人的産物。談到叙事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他提到了營銷領域的自我參照效應，還有新聞領域，關于空氣污染，如何用實驗組的方式證明，新聞講述方式的差異會有不同的影響。

不論是影響力營銷、社交媒體營銷，還是英國政府2010年成立的“助推小組”，說白了不都是某種輿論引導和民意操縱嗎？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更中性的措辭，比如美聯儲比其他央行更善于引導市場預期。

言辭如何刺激群體行為，最新例證就是英國首相的群體免疫叙事。當中國人還在争論“群體免疫”的科學定義和政策建議是什麼時，英國政府已經實現了他們的目标——讓人們自願待在家裡。有評論說，英國政府面對的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這些人為了脫歐，把英國拖進三年混亂。所以政府說：如果我的措施你不配合，就隻能群體免疫了。是恐慌，而不是說理，讓人們自動宅到家裡。這一激将法是真是假我們不知道，但它足以證明，某個叙事和群體行為之間的關系太複雜了，希勒若要證明前者導緻後者，那實在過于天真。

回到出發點，我認為叙事的恰當翻譯，應該是“講故事”。風口、會飛的豬、互聯網思維、群體免疫、後浪……最會使用這類修辭、話術，最會講故事的，還是營銷和自媒體的幕後操盤手。他們根本不關心真相，也不在乎因果，要的就是争議和流量。來自學界的批評，最多也就能戳穿某些故事的神話，卻無法抵禦語詞垃圾的通貨膨脹。而擅長這種揭穿任務的，也是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者，經濟學家很難幫上忙。

文中提到的著作：

《叙事經濟學》， [美]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中信出版集團，2020-3

《曆史三調》，柯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疾病的隐喻》，蘇珊·桑塔格，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12

《無盡的探索 》，[英] 卡爾·波普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09

《引爆點》，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中信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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