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波在古代屬于蠻荒之地嗎?宋代明州市舶遺址示意圖宋代明州海上貿易的發達，促使政府在此設立市舶司進行管理明州市舶司設在三江口一帶，這裡是甬江、餘姚江、奉化江交彙處，波斯巷、來遠亭等地名，揭示了這座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密切關系（資料圖片），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甯波在古代屬于蠻荒之地嗎?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甯波在古代屬于蠻荒之地嗎

宋代明州市舶遺址示意圖。宋代明州海上貿易的發達，促使政府在此設立市舶司進行管理。明州市舶司設在三江口一帶，這裡是甬江、餘姚江、奉化江交彙處，波斯巷、來遠亭等地名，揭示了這座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密切關系。（資料圖片）

宋代明州市舶司簽發的公憑（局部）民間商人經營海外貿易，必須獲得市舶司頒發的公憑，否則即為違法，宋代前往高麗、日本的商船，隻能在明州市舶司簽發公憑。這份公憑長242厘米，我們隻截取了開頭的一部分，這是北宋崇甯四年（1105年）六月明州市舶司頒給泉州商人李充的公憑，公憑中有大段文字提醒李充應當遵守的法規，并記載了他運往日本銷售的商品。

甯波來遠亭遺址。《論語》記載，葉公向孔子問政，孔子答曰：“近者悅，遠者來。”遠方的人們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中國人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走向了世界。（資料圖片）

東南要會舳舻千裡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鄞縣人單仲友奏稱明州名同國号，乞“以海定則波甯”之意改為甯波。由此，明州這個沿用了近六百年、因山而名的州郡，改為因海而名的甯波。提起明州，海外貿易千帆雲集的榮景仿佛又回到了眼前。

甯波的海上貿易在明州從越州（越州和以下提及的會稽郡均以今紹興為治）獨立出來之前就開始了。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列會稽郡下有鄮縣。《十道四番志》說：“以海人持貨貿易于此故名，而後漢以縣居鄮山之陰，乃加邑為鄮。”因為有來自海上的人在此地貿易，故而稱該地為鄮縣，附近的山稱鄮山。這也許是關于甯波海上貿易最初的記載吧。

西晉時期，鄮縣“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泛船長驅，一舉千裡，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然這一時期的鄮縣海外貿易尚不發達。自唐以來，明州建州，海上絲綢之路在三江口逐漸繁榮起來。宋代《乾道四明圖經》稱“明之為州，實越之東部。觀輿地圖，則僻在一隅，雖非都會，乃海道輻湊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東出定海，有蛟門、虎蹲天設之險，亦東南之要會也”。

南宋紹熙二年（1191年），一位叫陳造的官員知定海縣（明州下轄縣之一，即現在的鎮海）。在任期間，陳造曾寫《定海四首》，其中一首寫道：“官廨鹽煙外，居人雜賈胡。聽言須畫字，讨海倚輸租。”說當時的定海縣中，居民和“賈胡”雜處，這些來自海外的胡人商賈通過“畫字”與當地居民進行交流貿易。這完全是當時明州海外貿易盛況的速寫。

海外貿易的繁榮以及政府對此的重視帶來相關管理機構的創設。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貿易，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設立海外貿易的專門機構。到了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經過幾次反複，明州市舶司最終設立，管理明州港進出的海外貿易。明州的市舶司最初設在定海縣，不久移到了三江口的州城之内，同時還專門設置了用于海外貿易貨物進出的市舶務門。南宋寶慶三年（1227年），當時知慶元府（南宋以來明州改稱慶元）的胡榘重修州城，因為城門外有當時的通判修建的來安亭，胡榘題匾将城門改稱來安門，“惟舶貨入則開”。

據元代《延祐四明志》記載，宋元時期，明州港海外進口的商品分為細色和粗色兩種，分别收稅。細色有珊瑚、玉、瑪瑙、水晶、人參、鹿茸、丁香枝、白豆蔻等香料珍寶等，粗色則有紅豆、殼砂、草豆蔻、松香、磨珠等較為普通的貨物。其中，細色十分抽二分，粗色十五分抽二分，然後再于貨内抽稅三十分取一分。

作為海外貿易的管理機構，市舶司還承擔着出口貿易的審批管理職能。日本史料《朝野群載》摘錄了北宋崇甯四年（1105年）的一張公憑。公憑由當時的明州市舶務出具，船主為泉州商人李充，貿易的目的地是日本。公憑上除了記載船主、船上人員、相關市舶條例之外，還詳細記載了此次出口日本的貨物，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絲綢，包括象眼四十匹、生絹十匹、白绫二十匹，另一類是瓷器，包括瓷碗二百床、瓷碟一百床。

互派使者往來頻繁

從地理上來說，從高麗前來宋朝最近的道路是從山東半島的登州上岸，唐代有“登舟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北宋早期與高麗的官方往來主要也是這條道路。但在民間，明州至高麗的往來航線已經是一條非常成熟的海上貿易航線，市舶司的相關條例中就有關于明州前往高麗的條文。

宋神宗熙甯七年（1074年），一度中斷的北宋與高麗的官方交往恢複，高麗使者提出，為了避開北方的契丹，改由明州登陸。自此，“率道于明，來乘南風，去乘北風，風便，不逾五日即抵岸”。

元豐元年（1078年），宋神宗诏兩浙轉運使蘇澥與明州知州李定建造去高麗的海船，“其一曰淩虛緻遠安濟神舟，其次曰靈飛順濟神舟”；同年，安焘、陳睦出使高麗。在此之後，又有王舜封等出使高麗。宋徽宗時期，又有劉逵、路允迪等人出使高麗，徐兢還寫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詳細記載了從明州出發至高麗的詳細路線。

宋朝出使高麗的同時，高麗使者也紛紛自明州登陸赴京。為了接待高麗使者，元豐元年，明州城内建高麗使館，在定海縣修建接待亭。

政和七年（1117年），樓異“于明置髙麗司曰來遠局，創二巨航、百畫舫以應辦三韓歲使，且請墾州之廣德湖為田，收歲租以足用”。樓異知明州後，利用廣德湖“凡為田七萬餘畝，歲得谷三十餘萬斛，依元豐故事，造畫舫百柁置海口，專備麗使”。此後，樓異又将因明州缺乏木料而在政和二年（1112年）移到溫州的造船場移回明州，用于打造出使高麗的海船，“錦帆朱鬣，威耀若神，固陵善之”。

也正是因為這一時期明州與高麗的頻繁往來，之後的很多文人在提及明州時經常将其與高麗、三韓相聯系，如元代程端禮說明州“海右三韓外，江南兩浙東”，不一而足。

天童宗風遠播域外

《寶慶四明志》記載：“晉永康中，僧義興誅茆縛屋（伐茅草建陋屋）山間，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衆，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笃道行，遣侍左右。’語訖不見，故稱義興者曰太白禅師。”這便是甯波名刹天童寺的雛形。唐開元二十年（732年），太白精舍重建。唐至德年間（756年—758年），遷址于現在所在地太白峰下，逐漸成為禅林名刹。大概在宋甯宗時期，政府設立五山十刹制度，天童則列禅宗五山之第二。

但天童寺還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即其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作用，或者說其對海外特别是日本佛教文化的影響。日本往來明州的貿易商船上，僧人往往是重要的搭乘人員。日本僧人仰慕中國佛法，入宋學法；宋朝僧人胸懷弘法大願，東渡傳法。這其中，地處明州且禅法精深的天童寺成為了日僧的目的地和中國僧人的出發地。

被尊為日本禅宗“初祖”的千光榮西，曾在明州港登陸，在天童寺随師傅虛庵懷敞問道。千光榮西返回日本後，不僅推動了禅宗在日本的發展，也促使衆多日本僧人入宋學禅。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曾在千光榮西座下學禅的道元以及明全、廓然、亮照一行在慶元登陸。在挂錫天童、遊曆江浙叢林一年多之後，道元本意返鄉，但在途中聽聞“今天下宗匠無過如淨禅師，近頃應敕請住天童，公宜早登山參見”，故而再上天童，禮長翁如淨學曹洞宗（禅宗的一個分支）禅法。返回日本後，道元推動了日本曹洞宗的建立和發展，其所修建的興聖寶林寺、永平寺“叢規典禮一則太白”，而天童寺也被日本曹洞宗尊為祖庭。

不久之後的淳祐六年（1246年），聽聞日本“教法蕃榮，禅宗草昧”而有志于東渡的天童寺僧蘭溪道隆在三江口坐上了前往日本太宰府的海船。日本鐮倉幕府執政北條時賴聽聞蘭溪道隆到來，請其住持長樂寺，“軍務之暇，名駕問道”，後又營建建長寺，請蘭溪道隆為開山祖。蘭溪道隆是第一個赴日傳法的臨濟宗（禅宗的一個分支）中國僧人，在日本“所度黑白，不可勝記”。

蘭溪道隆圓寂之後，鐮倉幕府北條時宗派遣其弟子攜請帖入宋，迎請高僧赴日住持建長寺，天童寺首座無學祖元應邀而往。無學祖元先住持建長寺，入院之日，他按照宋地禅刹制度開堂說法，“萬衆臻集，歡聲雷動”，北條時宗“欽承法誨，執弟子禮”。在日本期間，無學祖元曾寫下《懷太白》一首抒發自己的懷鄉之情：“秋光瑟瑟漾勾絲，水碧沙明眼似眉，夜靜不知滄海闊，幾随宿鹭下煙礒。”

優遊千載，昔日明州千帆海舶現已化為今日甯波舟山港之如山巨輪，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回顧“百粵喧嘩外，三江指顧中”的三江口，去回顧船艙中成堆的絲綢、瓷器、珠寶、香料，去回顧“梯航紛絕徼，冠蓋錯中州”的使節往來，去體驗甲闆上日本僧人的虔誠以及東渡僧人“幾随宿鹭下煙礒”的思念。這就是古明州的海上絲綢之路。（甯波博物館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莫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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