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國經濟中心大上海接壤的主要是兩個地級市，浙江省的嘉興市和江蘇省的蘇州市。

和另一座超一線城市北京虹吸全國不同的是，上海是對祖國經濟發展推動作用最大的城市：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支内支邊，建設大小三線，還是一直以來上繳的稅收總額，上海一直高居全國榜首。上海也是對周邊經濟輻射作用最明顯的城市，是名副其實的全國經濟龍頭，帶領長三角—中國第一大城市群比翼齊飛。

早在80年代，就有很多上海技術人員利用周末時間去蘇州等周邊落後地區進行經濟援建和技術指導，便是有名的“星期六工程師”現象。這對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特别重要，這片曾經在上海人口中“又偏又窮”的區域一躍而起，成為現代化建設的示範窗口之一。

但人們不禁有一個疑問，同樣是接壤上海，地緣相親，人文相近，為何嘉興的發展就不如蘇州呢？

其實，說嘉興發展不如蘇州，本身來說并不十分準确。嘉興的體量面積本身就比較小，在生産總值上小一些也無可厚非。從收入等經濟質量指标上來說，嘉興并不明顯低于蘇州。

所以，讨論的重點應該在于：同樣靠近上海，蘇州已發展成了大城市，而嘉興卻還是中等城市體量，其原因包括哪些？

蘇州市域面積8657.32平方公裡，嘉興市域總面積為3915平方公裡，嘉興市域總面積僅相當于蘇州的45%，不到一半。而與上海接壤的長度，嘉興同樣不足蘇州的一半。更為關鍵的在于，上海市區、核心區偏北，與蘇州接壤的是最為精華的部分，其南部與嘉興接壤的郊縣本身曆史上就不是傳統老上海的範圍，相當于與嘉興中間隔了一層。

再來看對經濟體量産生最直接影響的人口總量：嘉興人口540萬，而蘇州是1300萬。雖然說人口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之一，不能本末倒置來談，但蘇州的體量一開始就比嘉興要大，因為曆史上，蘇州府的人口就遠多于嘉興府。

兩省定位和政策扶持力度不同。從享受經濟利好政策角度來說，江蘇的重心在蘇州，而浙江的重心在杭州—甯波一線，近些年更主要在杭州，并不在嘉興。

有觀點認為，在江蘇，省會南京一直是被相對壓制的存在，不然以南京的底子早就是一線城市了，認為南京是省會就享受好處是外人最大的誤解。如果不是人為的傾斜，以蘇州的資源禀賦和城市天賦是不可能比得上南京的。

我們知道，自進入近現代社會以來，蘇州一直就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城市。蘇州能夠發迹并取得今天的成績，完全依賴于自80年代始江蘇向蘇州傾斜的各種土地、貸款、稅收優惠政策，以及“比特區更特區”的新加坡工業園區和全國最多的國家級開發區，還有上海的輻射。這也是蘇州經濟能夠超越南京的保證。

蘇州的扶持力度不是一般省會可比，甚至不是青島、大連、甯波等計劃單列市可比，級别不能光看表面。不然身為直轄市的天津和重慶，和上海一樣，乃僅次于北京的級别，理應跻身全國四強，卻被廣州、深圳兩個“更低級别”城市搶了風頭又怎麼說。人們總是從表面城市級别去看城市獲得的資源支持，是不科學的。同樣是計劃單列市，其他四個也遠不能和深圳相比。

蘇州優越的政策條件是吸引外資的先決因素，蘇州依靠碾壓南京、無錫等省内其他經濟強市的政策紅利而成長為全國利用外資第一大市、工業規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反觀嘉興，離省會杭州過近，與蘇州和南京保持一定空間距離的情況截然相反。在支持承接上海經濟輻射的力度上，江蘇對蘇州表示了最大程度的支持，而浙江的重心在杭州，對嘉興承接上海興趣不大，還不如杭州直接來承接。

另一方面，嘉興是浙江的農業保障地區，城市化水平不宜高；而江蘇的農業保障地區在蘇北，反而是蘇州的農耕用地指标大幅度轉移給了蘇北，更使蘇州發展毫無束縛，如虎添翼。

當然，蘇州的發展也存在自身一定的問題，比如過去過度依賴勞動密集型産業，被大家調侃為“流水線代工”、“産業低端”。蘇州的經濟結構中外資占據很大比重，受世界市場經濟波動影響大。

蘇州是東莞型加工城市，所以對外來人口的要求并不高，即使初中學曆的人通過簡單培訓都可以上崗，進入流水線車間。然而這波代工經濟的紅利已然過去，未來經濟的發展更加仰賴智力資源，21世紀是人才的世紀，對人口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嘉興

有鑒于此，蘇州近些年引進高校不遺餘力，而且盡量讓本科生落地，直接創造就業人口來源。蘇州的這些努力沒有白費，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全國第18名），其人口質量相比2010年提高了13個名次。2010年，蘇州每十萬人口中大學以上比例的人口隻有南京的54.2%，2020年這個數據提高到了63.9%。

不過，這正是由于蘇州的“流水線經濟”，才帶來了蘇州制造業的輝煌，GDP被最大限度地拉動，要知道，在過去代工刷經濟的能量是最大的。

蘇州的縣級經濟是蘇州大市經濟總量碾壓嘉興的又一大關鍵因素。代管縣域隻是總體上把總量算在了“蘇州”這個城市頭上，這樣其實看不到一個城市真實的體量情況。昆山、太倉、張家港、常熟乃至吳江某種程度上是被蘇州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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