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有明言：“周公制禮”。制的是什麼“禮”呢？兩本書，一本《周禮》、一本《儀禮》。儒家關于“禮”的體系由三部書支撐，号為“三禮”，除了以上兩部外還有一部是著名的《禮記》，它是三禮中唯一一部不是托在周公名下的。

《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所以《周禮》裡雖然有各種禮儀制度，但《儀禮》裡則是各種儀禮的操作守則，可以直接對應着實施。那麼在實施的時候就要用到很多的道具和工具，這就出現了禮器。

• 第二節、三禮與禮器

一、三“禮”

史有明言：“周公制禮”。制的是什麼“禮”呢？兩本書，一本《周禮》、一本《儀禮》。《周禮》在《史記》中稱為《周官》，西漢末劉歆将其名改為《周禮》。它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為間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說的宇宙。《周禮》六官即六卿，根據作者的安排，每卿統領六十官職。《周禮》六官的分工大緻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周禮》所記載的禮的體系最為系統，既有祭祀、朝觐、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制度等等的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總的來說，《周禮》是一部制度總集，所有的制度都是按“禮”來安排，同時又成為“禮”的一部分。不過上面也說過，從上世紀的疑古派開始曆經考據，學術界已經基本認為此書是劉歆僞托周公所作，但至少裡面應該有周公的《周官》作為大框架。

《周禮》書影 宋乾道南監本

《儀禮》共十七篇。内容記載着周代的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各種禮儀，其中以記載士大夫的禮儀為主。《漢書·儒林傳》說：“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曆朝曆代，有學者說十七篇是一個《儀禮》的殘本，真正的《儀禮》要多得多；也有學者說，這就是《儀禮》的全部，孰是孰非至今是個懸案。盡管《儀禮》十七篇所記儀節制度，遠遠不能滿足後世統治的需要，然而各朝禮典的制定，大都以《儀禮》為重要依據而踵事增華。

武威出土漢代《儀禮》竹簡

《儀禮》是儒家傳習最早的一部書。傳說這書也是周公做的，但這一點從古代就為人所疑，《史記》和《漢書》都認為該書出于孔子。司馬遷說《禮》記自孔氏，班固說孔子把周代殘留的禮采綴成書。《禮記·雜記下》上也說：“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顯然，《儀禮》成書于東周時代。《儀禮》一書形諸文字是在東周時期，而其中所記錄的禮儀活動，在成書以前早就有了。這些繁缛的登降之禮，趨詳之節，不是孔子憑空編造的，而是他采輯周、魯各國即将失傳的禮儀而加以整理記錄的。

儒家關于“禮”的體系由三部書支撐，号為“三禮”，除了以上兩部外還有一部是著名的《禮記》，它是三禮中唯一一部不是托在周公名下的。《禮記》共四十九篇，是秦漢之際和漢代初期儒家學者的著述。《禮記》四十九篇内容比較蕪雜，劉向《别錄》分為八類，近人梁啟超細分為十類。但是，對“禮”的闡述無疑地是共同的主題。圍繞這個主題，《禮記》的題材或内容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诠釋《儀禮》和考證古禮,這些禮儀制度是此後儒家文化中的生活習俗的源頭；二是孔門弟子的言行雜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禮”的生活實踐；三是對“禮”的理論性論述。東漢鄭玄給《禮記》做了出色的注解，這樣一來，使它擺脫了從屬《儀禮》的地位而獨立成書，漸漸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傳習。

《禮記》書影 相台嶽珂刻本

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出現了不少有關《禮記》的著作。到了唐朝，國家設科取土，把近二十萬字的《左傳》和十萬字的《禮記》都列為大經，五萬字的《儀禮》和《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因為《禮記》文字比較通暢，難度較小，且被列為大經，所以即使它比《儀禮》的字數多近一倍，還是攻習《禮記》的人多。到了明朝，《禮記》的地位進一步被提高，漢朝的五經裡有《儀禮》沒有《禮記》，明朝的五經裡有《禮記》沒有《儀禮》。《禮記》由一個附庸蔚為大國了。而《儀禮》這個往昔大國則日趨衰落了。

二、禮 器

《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所以《周禮》裡雖然有各種禮儀制度，但《儀禮》裡則是各種儀禮的操作守則，可以直接對應着實施。那麼在實施的時候就要用到很多的道具和工具，這就出現了禮器。孔子說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這段話裡說了君主必須自己控制，絕不可以讓給他人的兩個東西：器與名。并層層推理出：若失去了對名與器的控制，這兩樣被别人掌握了，則國家必一步步崩潰。

名是名分，名分就是“禮”裡面的等級規矩。比如分封，天子給了一個人諸侯的名分，就是用自己的信譽對全天下作了擔保：此人出身可靠，品性即血統都符合統領一方人民的資格。這種信譽要用器來固化，固化了信譽的器可以用來蘊含禮。這就是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禮器一方面是其主人獲得身份的擔保——諸侯禮器是天子給的擔保、天子禮器是上天給的擔保；另一方面禮器代表着等級、規矩和秩序，受了器的人守器即為守禮，就是承諾要保證維護結構穩定，禮器又是其主人用自己的身份給社會穩定提供的反向擔保。因此，禮器是整個國家倫理體系的核心擔保物，失去了它就意味着禮之不存，這個國家也就快完了。因此，可以成為禮器的都是當時頂尖的器物，主要有青銅禮器和玉禮器。

青銅禮器名氣太大，幾乎出土一個就是國寶級文物，但青銅禮器有一個特點——它們都是實用器。它們可分為六大類：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和雜器。

炊器有：鼎、甗、盨、簋、簠、豆、敦、盂、俎。

陝西周原出土毛公鼎 鼎銘為一篇完整的周宣王告誡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㝬簋其簋内底鑄銘文124字，制作于厲王十二年。是周原曆王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詞

酒器有：爵、觚 、觯、斝、尊、壺 、罍、卣、觥 、瓿、盉、角、瓒、缶。

水器有：盤、匜、鑒。

陝西扶風出土史牆盤 盤銘記述了西周的重要曆史

樂器有：铙、钲、鐘、镈。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東周編鐘

雜器：在出土的禮器中，有的作用不明，就歸為“雜器”。

一眼看去，很顯然周代的貴族幾乎把自己生活裡的全部青銅用具都當成禮器用了，想來這應該是出于兩個原因：一是青銅大器在當時确實鑄造不易，隻要鑄出來了就屬于寶物，不用于禮器可惜了；二是這些青銅器在典禮中多作為陳列器而非上祭之器。很明顯在這些典禮上需要擺出最高等級的生活場景，所以選擇了青銅器。作為這一原因的注腳是：在禮器裡還有很小的一個品類是陶器，陶質的豆或鬲。說明在青銅出現之前，典禮上的陳列器是由當時最高級的陶制造的，等青銅器出現後它就取代了陶禮器的地位。因此，作為陳列器的青銅禮器，它對于禮的等級體現就在于陳列的數量和組合方式上，而非器物本身的形制和尺寸。青銅器裡等級最高的是鼎，青銅禮器最著名的制度是“列鼎”：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在考古發現中，奇數的列鼎通常與偶數的簋配套，比如最高規格的是天子的九鼎八簋。

清《皇朝禮器圖式》 天壇祭天正位用簋已明确使用青瓷器

與青銅禮器不同：玉禮器一非實用器；二非陳列器。它是由上古巫王時代通神之神器傳承而來，因此它在典禮中扮演的是上祭之器、在儀禮中扮演的是信物，所以它的等級是用形制和大小來表現的。可見，作為禮器來說，玉是比青銅要高上一個檔次，而且要比青銅使用的久遠得多：從周代一直到清朝，各典禮中依然使用玉禮器。而青銅，就像它取代了陶一樣也被後來者所取代：清朝的《皇朝禮器圖式》明确記載，所有典禮中的簋、鬲、豆等都為瓷制品，青銅禮器早就退出了曆史舞台進入了古董商的奇貨之列。

六器其中的兩種，璧和圭又衍生出了六種玉器：鎮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這是六瑞，是天子和諸侯拿在手裡的身份信物，也即鎮圭是上天給天子的信物，其他的五種是天子給諸侯的信物。周公在告天與祖，願以身代武王死時，他隻帶了兩件東西登壇，就是“戴璧秉圭”。因為璧用以禮天是向天禱告用的信物，圭為天子信物是他向祖先求賜佑的憑據。由此，既可見玉禮器之等級最高，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周禮》雖出于僞托，但必然跟周公有一定關系。六器與六瑞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存在，雖然它們也有漢儒托古造假的成分。

六器到底是什麼高端物什呢：玉璧是圓形中央帶孔的片狀玉器；玉琮是外方内圓的柱形玉器；玉圭和玉璋都是條形玉器，或者說玉璋本來就是玉圭的變體；玉璜是半個玉璧；玉琥則是一個虎形片狀玉器——其實都是簡單的幾何體，以現代眼光看絕對不入大部分消費者的法眼。

玉璧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漢代蠶紋玉璧

玉琮 陝西西安出土西周早期玉琮

玉圭 山西侯馬出土春秋晚期玉圭

玉璋 山西侯馬出土春秋晚期玉璋

玉璜 陝西寶雞秦墓出土春秋晚期玉璜

玉琥 河南光山出土春秋早期玉琥

但這些放在當下不起眼的東西，卻曾是一般人難以仰視的國之重寶。這裡面蘊含的，就是曆史的深邃和道理了：這六種玉器的前世今生反射的，是中國文化中最核心的那個“儒”的嬗變。因此我們就要講一講儒學的曆程，而一開始自然要從“禮崩樂壞”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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