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揚-維爾納·米勒

摘編丨吳俊燊

“一個幽靈，民粹主義的幽靈，在全世界遊蕩。”1969年，吉塔·約内西庫和恩格斯·格爾納在一本文集的導言中如是寫道。“民粹主義”近年來成為輿論熱詞，人們頻繁使用，用以描述歐美國家湧動的政治勢力，但是對于這個概念本身，仍舊缺少一個答案。

近日，揚-維爾納·米勒的新書《什麼是民粹主義？》在中國出版，對于民粹主義這一概念做出了富有啟發性的闡釋，并且對當下的政治現象提出諸多富有洞見的批判與分析。

米勒認為，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永遠的陰影，總會存在某種勢力借“人民”之名發言，作為挑戰當下掌權精英的方式。除了反對精英，民粹主義也反對多元化，他們宣稱，他們且隻有他們才代表人民，其他的政治競争者都是非法的，而那些不支持他們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人民。米勒進一步講，民粹主義者會占據國家，大肆推行恩庇政策和貪污腐敗，同時會徹底地壓制批判他們的公民社會。

民粹主義作為民主的真正威脅，的确應該遭到批判，但與此同時，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讨論中不應該與他們互動，可以嚴肅地對待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同時不同意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

直到茶黨的崛起和2015至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以外的成功，民粹主義才開始在美國政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顯然，“憤怒”扮演了某種角色，而“憤怒”的原因與美國文化發生了令相當大比例的美國人感到厭惡的變化有關：“真正的美國人民”的傳統形象——白人新教徒在社會現實中越來越沒有銷路。除此之外，還有物質層面的不滿，尤其是很大部分的美國人的利益無法被政府有效地代言。

米勒在書中引證漢斯彼得·克雷西的觀點，“西方國家數十年來見證了一場新式沖突的浮現，也就是政治學家口中渴望更開放的一部分人與渴望某種封閉的另一部分公民之間的‘裂痕’。”進而指出我們必須直面的時代問題：不是人民對峙精英，而是開放的維護者與封閉的支持者的沖突。面對這樣的“裂痕”，民粹主義，還有民主制度，将何去何從呢？

《什麼是民粹主義？》[德]揚-維爾納·米勒 著，錢靜遠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民粹主義者的邏輯與話語

我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特定的對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種在政治領域内一群道德純潔、完全統一，但在我看來純屬虛構的人民，對抗一群被視為腐敗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們的認識方式。批評精英是符合民粹主義者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否則，任何國家中任何批評當權者與現行體制的人都會被界定為民粹主義者。

除了反精英之外，民粹主義通常也反對多元主義：民粹主義者主張，他們且僅有他們能代表人民。在他們未當權時，他們會說其他的政治競争對手不過是道德低下的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在他們主政時，他們絕不會承認有任何的合法反對派。這一民粹主義者的核心主張同時也暗示，任何不真正支持民粹政黨的人首先就不會是嚴格意義上的人民的一部分。用法國哲學家克洛德·勒福爾的話說，首先需要把所謂真正的人民，從實際公民全體中“抽離”出來。這種理想化的人民被假定為道德上無瑕、意志永遠正确。

民粹主義随着代議制民主的出現而崛起，它是代議制民主的陰影。民粹主義者執迷于政治學家南希.羅森布拉姆所說的“整體主義”，即認為政治共同體不應再分裂，人民有可能成為一個整體，并且全體人民有可能擁有一位真正的代表。所以民粹主義的核心主張，是一種道德化形式的反多元主義。不緻力于這一主張的政治人物就不是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需要一套以部分代替整體的論據，和一種排他性的代表權主張，這兩者都應理解為道德層面上的而非經驗層面上的。換言之，如果沒有人借全體人民的名義發表言論，民粹主義就不會存在。

這就是民粹主義最核心的主張：隻有一部分人才算真正的人民。試想奈傑爾·法拉奇慶祝英國脫歐投票獲勝時，聲稱這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勝利”

（從而将48%的反對英國退出歐盟的選民當作某種程度上不夠真正的人民，或者更直接地說，質疑這些人作為政治共同體中正當成員的地位）

。或者再如唐納德·特朗普的一句評論，鑒于這位紐約億萬富翁發表惡劣的、極具冒犯性言論的頻繁程度，這句評論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2016年5月的一次集會上，特朗普宣稱“唯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團結，因為其他的人毫無意義”。

說所有迎合“人民”的人都符合民粹主義的定義是完全不充分的。對“普通民衆”或被排斥的人們的聲援

（就算其中包含了對精英的明确批評）

也不足以成為民粹主義的充分證據。一個政治人物或一場政治運動要符合民粹主義，必須要主張：民衆的一部分才算人民，唯獨民粹主義者自己才能合理地識别并代表真正的人民。

然而，如果他們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民粹主義者為何并未執掌權力呢？當他們掌權時怎麼會有人反對他們呢？這裡就涉及了民粹主義者對政治代議的理解中的一個關鍵方面：雖然他們的論調似乎在支持民主代表人民意願的觀念，但他們實際上依賴着對“真正的人民”的符号化代表

（正如“真正的美國人”的說法，喬治·華萊士最愛的詞彙）

。對他們而言，“人民全體”是現存程序以外的一個虛構的實體，是一個同質的、道德上統一的群體，其所謂的意願足以與民主制度下的現實選舉結果相抗衡。

民粹主義者認為“人民”會用一種聲音說話。政治科學家早就指出，一個完全明确的、單一的“人民意願”是一種幻覺，而且無人能夠可靠的宣稱“政治領袖就是落實人民願望的那個人”。

與此同時，民粹主義者常想擺脫中間人，也就是說盡可能少地依賴複雜的政黨組織承擔公民與政客間的媒介。他們同樣也希望繞過記者：民粹主義者經常指責媒體“幹預”，然而正如這個詞本身所表達的，這正是媒體應該做的，但民粹主義者将其視作對政治事實的歪曲。納迪亞.烏爾比納蒂為這種現象杜撰了一個有用卻初看自相矛盾的詞：“直接代表”。

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唐納德·特朗普的推特賬号就有着如此的号召力：“真正的美國人”可以擺脫媒體、直接與某個人進行接觸

（或者産生與他交流的假象）

而此人并不僅是一個明星，他的自稱“140 個字符的海明威”獨到地揭示了他的本質。自孟德斯鸠和托克維爾以來的自由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對影響力的節制

（他們所稱的中間機構）

都消失在烏爾比納蒂所說的“直接代表”之下。同樣，任何與我們已有的想法相抵觸的東西，都在互聯網這個回音壁中被消音了。網絡

（以及特朗普這樣的領袖）

總會有答案。而且令人驚奇的是，這個答案總會是我們所期待的。

民粹主義者的行為以及治理模式

現在有人也許會很容易下結論說，民粹主義者生活在某種幻想的政治世界裡：他們想象出一群腐敗的精英與道德純潔的、同質的、永不犯錯的人民之間的鬥争，而民粹主義者扮演着人民的象征性代表，在其尚未掌權時與黑暗的政治現狀鬥争。這樣的幻覺難道不會必然導緻失敗嗎？

認為民粹主義者掌權後必定會以各種方式失敗的觀點能給人些許安慰，但這同時也是一種幻覺。其一，盡管民粹政黨确實抗争精英階層，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義者一旦執政就會陷入自我矛盾之中。首先，民粹主義者依然可以将所有治理中的失誤歸咎于暗中作票的精英，無論是國内的還是國外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民粹主義與陰謀論之間并非偶然的聯系）

。許多取得勝利的民粹主義者繼續以受害者的姿态自居，他們明明居于多數卻依然扮演着受到不公待遇的少數。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同樣也将自己包裝成永不言棄的底層人物：他總是那位伊斯坦布爾卡森柏沙貧民區的街頭鬥士，勇敢地直面土耳其共和國的凱末爾主義舊體制——甚至在他開始獨攬全部政治、經濟、文化權力許多年後也依然以此自命。

民粹主義者當政時會繼續挑動對立，并向人們灌輸某種不亞于末世沖突一類的幻想。他們将政治沖突盡可能地賦予道德含義。敵人永遠不會短缺，而且這些敵人必然是全民的公敵。查韋斯在2002年反對派掀起一場總罷工時宣稱：“這并不是支持或反對查韋斯的問題……而是愛國者與祖國公敵之間的對抗。”民粹主義者常會熱衷于将時局描述為一場危機，将其稱為生死存亡的威脅，因為一場危機可以令民粹統治合法化。換言之，一場“危機”可以是一場表演，而政治可以被包裝成一場持久的内外交困狀态。

民粹主義者會持續塑造壓力感，并将其與一種“親近人民”的審美産物結合起來。維克多·歐爾班每周五都會接受匈牙利廣播電台采訪：查韋斯主持着著名的節目《你好總統》，其中普通民衆可以撥打電話向這位國家領導人訴說他們的憂慮與關切。

人們固然可以将這樣的行為貶為某種怪異的政治逸事，而實際上，這類的行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被稱為“傳媒民主”或“聽衆民主”的背景下與所有政客都必須進行的公關活動有着相似性。

（在這種背景下，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途徑是旁觀當權者。）

然而，另一個事實是民粹主義者會采取一套非常特殊的治理手段，聯系民粹主義的核心邏輯來看，這些手段是可以獲得道德支撐的。當權的民粹主義者不可避免地要回歸那一套理論——他們是人民唯一 道義上合法的代表，且隻有部分人才是真正的、貨真價實的人民，隻有這些人民才應獲得支持并最終配得上良好的治理。

此種邏輯可以有三種自我表達的方式：對國家的某種殖民性質的統治；大規模的恩庇政治與政治學家常言的“歧視性法治主義”；對公民社會系統性的壓制。采取這些行為的并不僅是民粹主義者；但民粹主義者與衆不同的一點是，他們會如此公然地采取這些行為。他們宣稱他們這些行為是有道義支撐的，且至少在國際場合上，他們很可能維持他們民主主義者的名聲。

摘編｜吳俊燊

編輯｜張婷 董牧孜

校對｜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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