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古詩遇上世俗?作者：張永濤人生自有詩意黃曉丹《詩人十四個》在7個主題之下，用個人的生命體驗去觀照詩人和詩歌，同時又用詩人和詩歌來豐富自我的情感體驗，在時空流變中既觸發又滿足人們内心感知的審美需求，從古典中讀出了現代性，也體現了作為一個讀者所能擁有的多重诠釋的自由學術史上義理、考據分流，私人化解讀詩歌是義理的路數，考據一途也不可偏廢，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當古詩遇上世俗?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當古詩遇上世俗

作者：張永濤

人生自有詩意。黃曉丹《詩人十四個》在7個主題之下，用個人的生命體驗去觀照詩人和詩歌，同時又用詩人和詩歌來豐富自我的情感體驗，在時空流變中既觸發又滿足人們内心感知的審美需求，從古典中讀出了現代性，也體現了作為一個讀者所能擁有的多重诠釋的自由。學術史上義理、考據分流，私人化解讀詩歌是義理的路數，考據一途也不可偏廢。

葉嘉瑩論詩重感發，作為學生的黃曉丹承襲了老師的衣缽。感發分兩端，感是感覺、感受、感動，發是從感中生發出什麼。顯然，作者的敏感使她擁有很強的感發能力，“我的記憶總是與季節、天氣、溫度、光線和氣味緊密相關”，靈感又使她擁有很高的感發質量。黃曉丹的感發都很有意思，她不談理論，不談煩瑣的訓诂和考據，往往從詩人和文本中跳出，聯系自己的生活體驗和精神體驗，比如一次騎行、一場郊遊，比如一幅畫、一段音樂，比如結合小說《斯通納》談周邦彥詞、從古希臘神話那喀索斯故事中撷取陳子昂的精神質素。這些體驗與詩人、與文本的聯系或顯或隐，最後都指向存在、追求、理想、死亡、孤獨等人生終極問題，嘗試給出解釋或解決方案。這本書不僅“即之也溫”，甚至是“即之也潤、澈、糯”，溫潤澄澈、圓融自足，還有江南的細膩甜糯，令人既感新鮮、微妙、親切、舒服，也很受啟發。

在“春山的追尋：王維與李商隐”中，作者選讀了《孟城坳》《山中與裴秀才迪書》《南垞》《終南别業》《昨夜》《天涯》《流莺》《碧城》。她說“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南垞》）的王維，有一種中止的能力，能與自己的欲望保持距離，有中止，有放棄，有冷靜的觀看。她說李商隐“莺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天涯》）的莺鳥付出了西西弗斯式英雄主義的努力，這是以極富靈性但又極其脆弱的生命進行無望的追尋，完全處于一種不自主不可控的狀态。在王維那裡，不可控帶來新的轉機和生命空間的拓展（指的應是“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到了李商隐這裡，不可控被視為對生命本身的威脅，王維充滿樂趣的偶然在李商隐這裡全部變成了錯失。最後的總結是這樣的，“有追求，就有落空的可能。應對此事隻有兩種策略，一是通過覺悟認識到追求的虛幻性，從而放下我執；二是用人格和意志的力量勉力支撐，直到人生盡頭。王維和李商隐象征了人生中冷與熱、理智與情感的兩端。隻有投入沒有旁觀，投入則堕為沉溺；隻有旁觀沒有投入，旁觀将成為逃避”。

無獨有偶，歐麗娟也是一位感發型的說詩者，她曾從心理學的角度談王維《雜詩》和辛棄疾《醜奴兒·書博山道中壁》。為什麼遇到故鄉故人時，《雜詩》問的是“寒梅著花未”？因為有太多更關切的問題，但又怕聽到不好的消息，此一問是潛意識下心理自我保護機制起了作用，使自己在得到真正關切的信息前有一個緩沖。如果轉為顯意識，那就是宋之問的“不敢問”：“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除了“不敢問”，還有“不敢說”。辛棄疾說：“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這又是怎樣的心理狀态？對一個識盡愁滋味的人來說，應該有傾訴以減輕内心苦悶的需求的，但他卻終于選擇談天氣。為什麼呢？因為他從日日夜夜反刍個人悲痛的深淵裡說出的話，對于聽衆其實是毫無分量的。痛苦的人需要分擔，可是對方并沒有同樣的傷口，也就沒有辦法作出相應的回應。當對方隻把你的椎心泣血視為普通甚至廉價的感情時，那個識盡愁滋味的人的期待會落空，得到的不是了解與撫慰，而是一種輕視或漫不經心，甚至是質疑——本欲靠傾訴“棄疾”，反而是“疾上加疾”。魯迅先生《祝福》裡的祥林嫂也是這樣，在曆經無數苦難甚至兒子被狼叼走後，祥林嫂逢人就訴說，她需要有人來了解來分擔，可是過不了多久，她慢慢就不想說了。為什麼？魯迅說這個不識字的鄉下女人，“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鑒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隻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仿佛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并不回答一句話。”從人性的本質上說，幾乎沒有辦法跟别人真正交流，“不敢說”其實是無法得到理解，很多東西，真的需要人自己默默承受，這是孤獨感的來源。

感發論詩，難在收發自如，最忌感受過于私人化和發力過猛。黃曉丹談姜夔《鬲溪梅令》“翠禽啼一春”時，先後引入愛爾蘭樂隊、北歐電影、精神病學中的自我解離乃至榮格夢中長着翠鳥羽翼的智慧老人裴樂蒙，這些精神體驗過于龐雜和私人化，或許反而給讀者帶來理解障礙。談蘇轼《八聲甘州》“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時她說，蘇轼表達的是當我們想站在一個點上客觀地看待過往時，卻無法得出準确結論，因為觀察者本人也處在變動的時間中，觀察帶有自身的種種限制，沒有絕對的客觀和絕對的真相。這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可作者卻覺得意猶未盡，又援引現代物理學的不确定性原理加以說明，甚至引用了原理創立者的一大段英文原文，這恐怕真的是發力過猛，多此一舉了。

學術史上義理、考據分流，義理重發揮，考據重實證，對方長處即自身短處，桐城派姚鼐衡文并舉“義理、考據、辭章”，足資持詩詞“興發感動說”者鏡鑒，所以在欣賞《詩人十四個》的感發之後，我們再來看一個考據問題。辛德勇曾探讨蕭統編《文選》時，古詩為何選了十九首，而不是十首，也不是三百首，這是前人未曾意識到的。他認為，《古詩十九首》的“十九”，應是參照了古代曆法的“一章”之數。為協調陽曆年與農曆年的龃龉，防止農曆年月與陽曆年及四季脫節，我國農曆每二年至三年增加一個閏月，以十九年置七閏為一個周期，這個十九年的置閏周期就是“一章”。《莊子》中解牛的庖丁在解釋自己神技時也有十九出現，“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庖丁把自己與良庖、族庖的用刀周期并舉，以顯示自己遊刃有餘、操刀有道。文獻之外，文物中也有十九的用例，出土過金縷玉衣、錯金博山爐、長信宮燈的河北保定滿城漢墓中，還有一件玉雕人像，像身陰刻銘文：“維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延十九年”顯然是延壽十九年的意思。長壽是西漢人的普遍追求，翻翻《史記》《漢書》的列傳，名字叫延年、延壽、千秋、彭祖的一抓一大把，向上天祈求延壽，選擇“十九年”這個天文曆法成數還是很順理成章的。所以說，從戰國起，十九這個數字，一直被恰當地使用着。這背後的原因，除了天文曆法的“一章”之數外，沒有更合理的解釋。（張永濤）

來源： 遼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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