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zhi）辱于奴隸人之手，骈（pian）死于槽枥（li）之間，不以千裡稱也。

馬之千裡也，一食（si）或盡粟一石(dan),食馬者不知其能千裡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裡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千裡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在唐代，除了轟轟烈烈的詩歌改革運動外，同時還有“古文運動”的興起。早期“初唐四傑“與陳子昂都是古文運動的先驅，後來的蕭穎士，李華，柳冕等都提出了積極地複古主張。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和準備階段，到了韓愈和柳宗元，才正真正開創了散文曆史發展的新階段。韓愈是“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韓愈在文學方面提出關于作家生平遭遇和創作關系的見解，在《送孟冬野序》中，認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即“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自幼受家庭影響，常以複古者自居，二十五歲中進士，二十九歲入仕。在科名與仕途上屢屢受挫，也與他的複古思想有關系。這篇《馬說》就是他的《雜說》之四，以“千裡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比喻良才難遇知己，“隻辱于奴隸人之手”寄喻了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和滿腔的委屈：

他說，世上自從有了伯樂，千裡馬才被發現。千裡馬是很多的，但沒有伯樂的“慧眼識珠，”千裡馬有什麼用呢。我二十五中進士，四五年才錄用。還都是些觀察推官、四門博士之類的閑職，哪怕是一任太守也行啊，也能為“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好不容易做到了監察禦史，關中旱饑，盡盡本分，寫個折子給老百姓請免賦稅吧，結果又貶為陽山令，太憋屈了。難道我就這樣庸庸碌碌一輩子麼？不能為天下人做點事，滿肚子學問又有什麼用呢？

我滿腹經綸，不給我一定的職位，我怎麼能施展抱負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有勁使不上啊。讓我做官，不給幹事的職位，給了又不讓提建議，提了建議又不接受。朝堂之上還經常說，沒有真正能濟世安邦的人才，哎，真是燈下黑啊！

韓愈後來做到了兵部、吏部侍郎，也算是副部級幹部了，但他的政治作為遠沒有他的文學貢獻大，唐代古文運動的蓬勃房展，打垮了骈文的長期統治，開創了散文時代。開創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随語言自然音節、自由書寫的文風。而且實用範圍也寬展了，日常生活中也能找到抒寫言志言情的新天地。韓愈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論點，指導了後來無數古文家的寫作，直到今天，依然有借鑒意義。

韓愈還是做個文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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