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問，（公元656—712）字延清，汾州（今山西省汾陽）人，一說虢州弘農（今河南省靈寶）人。唐上元進士，官至考功員外郎。曾先後谄事張易之和太平公主，因此被貶嶺南，後逃歸。唐睿宗時，貶欽州，賜死。

宋之問被視為奠定唐代新體詩歌格律的重要人物，他和沈佺期合稱為“沈宋”，在中國詩歌史上有很高的一個曆史定位。但是，他們在人品德操上面并不算是正面的，他們在政治的變化趨勢當中趨炎附勢，妄想依附權貴來保障自己的榮華富貴。政治場是來來去去權利無常的，于是有些人得到政權的時候就很讨厭他們，找到機會就把他們貶谪到南方，宋之問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作為一個詩人，宋之問無疑是一個好的詩人，雖然從一般的道德标準來講，他的人品确實是有問題的，不過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正确的認知和明确的區分，因為人品跟詩的表現并不是一定要劃上等号，一個人品不好的人不一定等于他所有的詩就一定虛僞，這事實上是必須分開來看的兩個問題。尤其當一個詩人，他總有遇到以切身經驗由衷地流露出某些人生感受的時刻，《渡漢江》這首詩描寫正是這樣的時刻，再加上宋之問在格律上面的努力，所以他所作出來的詩就是擁有傳世價值的好詩。這首《渡漢江》可以說就是一首血淚之作，确實是他當時那一瞬間非常真誠純淨的情感的流露。

《渡漢江》—唐·宋之問

嶺外音書斷，經冬複曆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嶺外音書斷，經冬複曆春”，“嶺”指的是五嶺，它是位于江西和廣東兩省交界的一道綿延的山脈。“嶺外”就是嶺南，這個地方是唐代官員被貶谪到南方時的必經之路，以及他們貶谪的所在地，也可以說是一個判斷詩人榮耀還是不幸的一個常常見到的關卡。在有關唐代貶谪的路線考察上，我們會發現通過五嶺再往南走就是廣東，而這對于唐代人來講，就是一個荒涼戰栗之地，也可以說是氣候、瘴氣足以緻命的所在。宋之問正是來到這樣的地方，所以才會說“音書斷”，和家人親友完全斷絕音訊，彼此存亡未知，而且心中還有無限的茫然和恐懼，更何況又是在這種情況下“經冬複曆春”，在還不到一年的時間，經過一個冬天，現在又來到春天，捱過漫長的時間，他的心情已經無比激蕩。失去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曆曆在目，鮮明可觸。在這深切的懸念中就足以産生下面的這兩句詩，“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長期客居異地，馬上就要回到家鄉，見到久違的親人。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詩人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仔細尋味，結合詩人從貶所逃歸的背景，似乎隻有這樣寫，才符合“情怯”的情景。就是這個“情怯”以至他不敢問出口，什麼話都沒有說出來，整首詩就結束了。“怯”就是恐懼，這份恐懼就是導緻不敢問的心裡來源。因為詩人貶谪嶺南，又長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面固然日夜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他們由于自己的牽連或其他原因遭遇不幸。“音書斷”的時間越長，這種思念和擔心也就越發強烈，形成既急切盼望音書，又怕音書到來的矛盾心裡。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透過“情更怯”與“不敢問”，讀者可以強烈感受到詩人此刻強自抑制的急切願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這種抒寫，是真切、富于情緻和耐人尋味的。

人們發現宋之問這首《渡漢江》和王維的《雜詩》有很多相同之處，然而在同樣的思鄉情緒下不敢問來人的背景是不一樣的，因為宋之問作為一個戴罪之身，第一個當然是感到羞愧，第二個也就是覺得恐懼，所以他明明見到故鄉來的人，但是連上去跟他相認都不敢，就更不要談上去問一些有關家鄉的消息了。所以他這一個“近鄉情怯”是另外一種情境，跟王維的《雜詩》并不完全一樣，不過，其中的那個不敢問的感受卻是可以相通的，或者是說藉由宋之問所說的“情更怯”以及“不敢問”那份怯懦所隐含的恐懼，是恰恰可以說明為什麼王維問的是“寒梅著花未？”。而且，微妙的是兩者都是定格在咋見故鄉來人的那個時候，也就是心情最激動的那一瞬間，而這也就是這兩首詩最相同的地方了，彼此參照就可以看出那一種思鄉情切的，微妙的，某一刻的，獨特的情景。王維的《雜詩》和這首詩類比，這正說明性質不相同的感情，有時可以用類似方式來表現，而它們所概括的客觀生活内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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